建国初期那会儿，遵义要建纪念馆，得先把会址找出来。可遵义会议当年开得极其保密，连本地人都没几个知道具体在哪儿开的。筹委会没办法，只能靠当年红军干部和群众的回忆来猜。猜来猜去，初步认定老城杨柳街的天主教堂是开会的地方，牌子都挂上去了。

这事搁现在看有点离谱，但当时真不怪他们。1935年开会的时候，红军刚进遵义，国民党追兵就在屁股后头，开会这种事不可能敲锣打鼓地通知地方。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找会址，基本等于大海捞针。天主教堂确实跟红军有关系，红军在里面开过群众大会，老百姓有印象，就以为大事都在那儿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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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1954年。北京那边来了封信，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说，他们在档案里查到一个线索：遵义会议是在一个军阀的公馆里开的，那人叫柏辉章，当时是黔军师长。这消息传到遵义，大伙赶紧去找“柏公馆”，一看，就在老城子尹路，一栋青瓦灰砖的两层小楼，气派得很。

但光有档案还不够。档案能证明“柏公馆”这个地点，可到底靠不靠谱，得有人拍板。这时候，杨尚昆的一封电报到了。1954年8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电告贵州省委，话说得很直接：“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还顺带提了一句，那个天主教堂是红军总政治部的驻地，不是开会的地方。

但故事还没完。地点对了，屋子还没对。那么大一座楼，会议室到底是哪一间？1957年杨尚昆又回忆了一次，说开会那间在楼上，窗户靠着天井。1958年11月，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起到了遵义，走进二楼东过道那个小客厅，邓小平环视一圈，说了句：“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还指着靠里头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到这一步，会址才算彻底钉死了。

回头看这段事，最有意思的是：差点认错的那个天主教堂，其实也不算完全错。 它确实是红军在遵义活动的重要地点，只是被安错了名头。而真正把历史掰回正轨的，不是什么复杂的考证，就是亲历者一句话。杨尚昆那封电报，几十个字，抵得上多少页调查材料。历史这东西，有时候最靠得住的，就是那个当时在场的人，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