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做出很多选择，有些选择对人生影响不大，例如今天吃什么早餐、买什么菜；但有些选择对人生有重大的影响，例如是否结婚、和谁结婚，是否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
可以说，是否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是人生最重大的选择之一。那么，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个重大选择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思维方式：
第一种，是功利性的算经济账，生育孩子是否划算。把孩子抚养成人，要付出多少；孩子长大后，父母的回报是多少。
我在十多年前写的文章《生育孩子是对社会作贡献》（后来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人口危局》一书）已经分析过：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父母一生中对子女的付出，肯定大于子女一生中对父母的回报，也就是说，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父母养育孩子是“负收益”；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的来说是大于他（她）所消耗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养育孩子是“正收益”。所以，父母生育孩子其实是以极大的成本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
既然从经济上来算账，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生育孩子是不划算的，也就是付出远远大于回报。那么，如果年轻人在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是以功利心来算经济账，他（她）觉得生育孩子不划算，很可能就选择不生孩子了。这也是近年来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种，是情感性的思维方式，包括传宗接代、热爱孩子、丰富人生体验等。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生育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未来孩子给我带来什么回报，而在于：我愿意迎接一个新生命，体验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在生孩子之前，不把“孩子长大后必须回报我”作为这笔交易成立的条件。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养育孩子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孩子童年的陪伴、生命的联结，本身就是收获，不等老了才兑现；期待亲情，但不索要对价，孩子条件允许，自然会回馈；如果孩子自顾不暇，也不视作“亏损”。
当然，纯粹功利（把孩子当养老保险+理财产品）和纯粹情感（完全不计回报、只求付出）都是理论上的两个极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真实的生育动机，基本上都是混合态，而且功利性和情感性的比重还会随着人生阶段动态变化：
孩子刚出生：情感占大头，觉得“孩子好可爱啊，我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
孩子上小学，辅导作业到崩溃：功利感出现，“我花这么多时间金钱养育孩子图啥？”
孩子青春期，亲子关系紧张：功利和情感同时受挫，进入“亏本焦虑”；
孩子成年后，偶尔回家探望、聊聊天：情感回血，觉得“还行，没白养”；
自己老了，孩子能帮忙养老：功利和情感重新和解。
可见，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功利和情感的那杆秤的指针都在晃动。而且更微妙的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也可能两种动机并存而且不矛盾。比如你既真心爱孩子、享受当父母的体验，又确实暗暗期待孩子以后能经济独立、别拖累你、最好还能常回来看看。这两种念头可以同时存在，不需要互相否定。比较正常的生育观，大概就是承认这个“中间态”：我确实爱孩子，不求孩子回报；但我也不假装自己没有期待。我的爱不是无条件的（比如孩子不孝我会失望），但我的付出也不是明码标价的（比如孩子经济困难我依然会帮助孩子）。我们之间不是明码交易，但我也不是大公无私的。
总的来说，生育的“人生账”往往更取决于亲子关系的质量：一个平庸但善良、健康但普通的孩子，只要与父母关系融洽，其带来的精神慰藉和生命意义，足以覆盖经济上的“亏损”。反之，一个经商成功但对父母冷漠疏离的孩子，在经济上可能很“划算”，但在情感上却是巨大的“亏损”。
除了功利性和情感性这两种思维方式以外，还有个别人选择生孩子或不生孩子，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生孩子的特殊原因：有一位网友告诉我，她本来并没有生二胎的计划（因为当时还没放开二胎政策），但后来意外怀孕，她又不想堕胎，所以最终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不生孩子的特殊原因：英国科学家牛顿终身不婚不育，一是因为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上；二是因为牛顿早年在剑桥三一学院做院士，当时学院规定院士任职期间不能结婚。当然，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天才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这种生育率显然不符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经济方面补贴有孩家庭。如前所述，父母生育孩子其实是以极大的成本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所以，国家对家庭生育孩子进行经济补贴是公平、合理的。
二是在生育文化方面倡导积极生育观，强调养育孩子带来的情感价值。比如，养育孩子会令你重温自己的童年，让你有机会修复自己童年的遗憾；养育孩子的过程促使父母不断学习成长，努力成为更好的榜样，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和目标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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