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规矩，写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没有，但是比我大的、比我小的，没有一个人敢破。

有人过世，在外头做工的，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多忙，接到信儿，回来。

没有商量。没有“看情况”。

我们那儿的说法是六个字：红事叫，白事到。

红事你得请，请了我才来。白事不用请，只要信儿到了，人在天边也要回。

我在这条规矩底下，走过十九回。今天我讲讲第十九回。

我叫罗建阳，五十一，岳阳平江人，在东莞做模具，自己的小作坊，十二个工人。

前年十一月，我嫂子——我堂哥家的——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建阳，坳上周家老爷子走了。

就这一句。

我放下电话，把手头三个急单排了排，关了作坊三天。

我媳妇问，走多远？我说，坳上，翻两道岭，走山路一个半小时。

她说，那家跟你什么亲？

我说，不是亲。

她说，不是亲你关三天厂子？这个月工期本来就紧。

我没跟她吵。我一边收拾包一边跟她说了下面这些话。今天我把这些话写下来，给我在城里长大的儿子看，也给我自己看。

我们那个镇，白事上有一整套的班子，全是义务的，全是凑的。

管事的，我们叫“管事先生”，通常是村里最有人望的老人，一进丧家，他就接了印。丧家忙乱、蒙、哭，什么都做不了主，一切听他的。

抬丧的，叫“八大金刚”，八个壮劳力，选的是村里腰腿最硬的。棺材上山，八个人一根杠，谁喊号子、谁换肩，都有讲究，不能出错。

打井的，提前一天去山上挖墓穴，四个到六个人，管一天饭。

厨房的、烧水的、洗碗的、记账的、放炮的、借桌椅板凳的，全是村里人凑。

没有人拿工钱。丧家管饭，一天三顿，大锅菜，豆腐炖肉。烟是散的，几块钱一包的芙蓉，散到每个人手上。

出殡那天，全村歇工。

我算过，一场白事，村里要出五十到八十个工。谁家出什么，管事先生心里有一本账，这本账记在所有人心里——今年你家丧事我出过力，明年我家的事，你就得到。

这本账，我们那儿叫“人还人”。

你问，这不就是换吗？

对，就是换。

但你先别急着说这个字凉薄。你听我说完第十九回，你就知道这个“换”字底下，垫着的是什么。

坳上的周家老爷子，周启仁，走了的时候八十七。

这个人，跟我们家有一段旧事。

一九九八年，我父亲住院，胆管上的病，转了三次院，花空了家底，还欠了债。那年我二十六，在广东的第一年，工资八百块，寄回去六百。

我爸病重那半年，我们家的稻子熟了，没人收。

是周家老爷子，那年七十一，带了他两个儿子，还有坳上另外四户人家，一天之内把我们家三亩七分田的谷子收了，晒了，扬净了，装进了我家的谷仓。

我爸出院回家，看到谷仓满了，坐在门槛上哭。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建阳，坳上这个情，拿钱还不了，拿谷子也还不了。他要是哪天老了，你要是在家，你就去抬；你要是在外头，你就得回来。

我爸二〇〇六年走的。他走的时候，抬他上山的八个金刚里，头杠是周家老爷子的大儿子。

周老爷子没请我，就捎了个信儿。我从东莞坐火车到长沙，再转大巴，再走山路，到家的时候天黑了，灵堂里的灯白晃晃的。

我一进堂屋，管事先生——这次是我一个远房叔公——抬眼看见我，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写了一笔。

他没说欢迎，没说辛苦。他就写了一笔。

然后给我派活：守夜，后半夜两点到六点。

我们那儿守夜，灵前不能空人，香不能断，长明灯不能灭。守夜的人两班倒，夜里的堂屋里，就你、棺材、灯、香。

我守过很多次夜。年轻的时候觉得熬，后来慢慢守出味道来了。

那四个钟头，天底下就剩你跟一个走了的人。你给他添香，你看灯花，你想他这一辈子，想你自己这一辈子。城里人花钱买冥想课，我们那儿，守夜就是冥想，还免费管一顿宵夜。

我那晚守着周老爷子，想了很多事。

想他当年带着人替我家收谷子，他自己挑最重的那担。想他给我爸送过一双胶鞋，我爸脚大，他是拿着我爸掉在田埂上的一只旧鞋，走到镇上比着买的。

想我爸走的那天，老爷子拄着棍子站在我们家禾场上看，从头看到尾，没说话。

想着想着，我听见堂屋外头有动静。

出去一看，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蹲在台阶上抽烟，脸生，问话才知道是周老爷子的孙子，在深圳送快递。

他说，罗叔，我今晚跟你一起守。

我说，你才下来多久，你懂守夜的规矩吗？

他说，不懂，我爸在里头教我。

后半夜，我俩坐在灵前，他忽然问我：罗叔，我在深圳，一个月万把块钱。我爷爷走了，老板不准假，我辞了。我女朋友说我疯了，一个礼拜工资八百块，加上路费，这一趟回去，倒贴两千多。

他说，值吗？

我说，你爷爷当年，替我们家收过谷子。

我把一九九八年的事讲了。讲到我爸坐在门槛上哭，小伙子不抽烟了。

我说，你今天回来，路上花的两千多，你算的是钱。可你爷爷这一辈子，给这个村里还了七十年的人情。他走的时候，全村六十三户，出了五十七个工——你算算，这些工拿钱买，得多少钱？

小伙子说，那买不来。

我说，对，买不来。

我说，白事上这些活，抬丧、挖井、守夜、烧水，哪一样是市场价能算的？你出再多的钱，能雇来八个壮劳力深一脚浅一脚把棺材抬上坳上那个陡坡吗？能雇来一屋子人陪你妈坐一整夜吗？

能雇来。但是雇来的那顿饭，吃不热乎。

我说，我们这个规矩，说白了就一件事：人这一辈子，谁都有那一天。那一天你来的时候，是空着手来的，什么也带不走，就带得走一样东西——

你活着的时候，对这方水土里的人，做过什么。

第二天出殡。

那天早上下了点毛毛雨，山路滑。八大金刚上了杠，周老爷子的长子在前面摔了盆，哭丧的调子起起来，鞭炮从堂屋门口一路炸到坡下。

我在金刚里补了一个位——一个在广东打工的搬去四川了，赶不回来。

抬到半坡，最陡那一段，杠子压得肩膀钻心。我们那个号子头，六十多了，嗓门还是亮的，一嗓子"起"，八条腿同时蹬。

棺材过那段陡坡的时候，我在杠子底下，忽然就懂了这个规矩。

这口棺材底下躺着的这个人，是拿他一辈子的谷子、胶鞋、人情，换来了今天这八个肩膀。

我要是哪天走了，躺进去，底下也得有八个肩膀。

这八个肩膀哪来的？

不是钱雇的。是我这十九回，一锹土一锹土、一炷香一炷香、一夜一夜，自己垫的。

葬礼完，吃了饭，我在村里转了转。

村里没剩几个年轻人了。我数了数出力的，五十岁以下的，连我在内十一个。管事先生七十九。八个金刚，平均年龄五十四。

我跟管事叔公抽烟，我说，叔公，再过十年，谁抬？

他吐了口烟，说了一句话，比我们镇上任何一场演讲都狠。

他说，抬不动的时候，规矩就改了。

他说，可规矩这东西，不是死的。人多的时候，抬。人少的时候，一个人顶三个也得抬。他指了指灵堂方向——这回抬的是周老爷子，上回抬的是山背你婶娘，这五年，村里走了十一个，一回都没空过杠。

他说，建阳，你在广东那头，村里老了人，你回不回？

我说，回。

他说，这不就行了。规矩不是捆人的，规矩是记人的。谁记着这个村，这个村就记着谁。

我从坳上回来，第二天开了作坊的门。

我把那个礼拜的工期重新排，罚了自己两天的误工，一万一。工人问我，罗哥，值吗？

我把周老爷子的事跟他们讲了。讲完，车间里那个贵州小伙子说了一句，他说，罗哥，我们寨子也有这个规矩，我们叫“一家有事，全寨动脚”。

我说，你看，全国都一样。

有人的地方，都得有个“到”字。

上个月，我儿子从长沙回来，二十四了，在互联网公司。他问我，爸，你们村那个规矩，我们现在还需要吗？我一个电话能请假，随礼微信转，上坟我用年假，哪一样不比赶回去强？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跟他说了最后一番话。

我说，儿子，随礼是钱，请假是假，年假是制度。这些都能顶事，但顶不了那件事。

我说，白事上真正干的三件事：抬、挖、守。这三件事，没有一样能外包，没有一样能转账。

我说，你今天在上海，村里老了人，你飞回来，抬那根杠子。你抬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根杠子一头压着棺材，一头压着你自己的将来。

我说，规矩不是规定。规定是别人管你，规矩是你自己认。

我说，这个“认”字，就是你的根。你在外面赚一千万，村里人不问你存款，就问一句话：坳上出殡那天，你在不在杠子底下？

我儿子听完，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说，爸，今年清明，你带我去一趟坳上。

我说，去做什么？

他说，去给周家老爷子上一炷香。他说，他想看看那条陡坡，想掂一掂那根杠子有多重。

我说，好。

这个规矩，什么时候破？

大概要等到村里最后一个记得它的人，也躺进那口棺材，而杠子底下，一个能顶上来的年轻人都没有了。

所以在那天来之前，只要电话响一声，说谁家老了人——

我在东莞也好，在哪儿也好。

关门。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