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一病患注射26万的抗癌新药后，不到一个半月，体内肿瘤缩小了百分之七十，这一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白山市中心医院的住院部十一楼飞了出来，飞进了菜市场的闲谈里，飞上了本地论坛的热帖，也飞进了我这个跑医疗口记者的耳朵里。

我叫陈砚舟，今年三十四岁，是《白山晚报》社会部的一名记者，跑医疗这条线已经六年了，我性格不算外向，但有个毛病，遇到不合常理的事就睡不着觉，这一次，我同样睡不好了。

事情是从十月底的一个傍晚开始的。那天我在医院门口的煎饼摊买晚饭，摊主老周一边给我加辣椒一边说，十一楼有个肺癌病人，打了一针二十六万的新药，一个多月，瘤子肉眼可见地小下去了，连主治医生都说这是奇迹。老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混合着敬畏和羡慕的光，二十六万，对白山这座城市里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套房的首付，是一个孩子十几年的学费，是一条命的标价。

我第二天就去了中心医院。住院部十一楼是呼吸肿瘤科，走廊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中药混在一起的味道。主治医生姓沈，沈青兰，四十出头，说话干脆，是那种见惯了生死的医生。她听明我的来意之后，沉默了很久，才说，病人叫赵德柱，五十七岁，肺腺癌四期，之前化疗、放疗、靶向药全都用过了，都耐药了，按常规判断，他的生存期不会超过半年。九月中旬，他加入了国内一款CAR-T类新药的临床扩展用药项目——严格来说不是完全自费买药，药企方面承担了一部分，家属出了一部分，各种费用加起来，前后花销接近二十六万。十月三号做第一次影像复查的时候，原发灶缩小了百分之四十多；十一月初复查，缩小了百分之七十。

沈医生强调了两件事。第一，这是个案，个案不等于疗效，更不能当广告宣传，医学上要等三期临床数据，要等大样本，要等五年生存率。第二，她不希望这篇报道把病人写成神话，也不希望写成悲剧，她只希望写成一个“真实的人”。她说，陈记者，你写奇迹，会有绝望的病人砸锅卖铁去等这种药，你写骗局，会有本可以参加正规临床试验的病人吓得不敢签字，这两种写法都害人。

赵德柱住在1107床，靠窗。我去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看手机，手机里放的是二人转，声音开得很大。他比我预想的要精神，脸上有肉，就是咳嗽的时候整个人像被拧过的毛巾。他老伴儿孙桂芝在旁边削苹果，削得极慢，一圈一圈，苹果皮始终不断。

一开始赵德柱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他说，记者同志，我不上电视，我这张脸现在黄得跟蜡纸似的，丢人。我说不上电视，就聊聊。他摆摆手说聊啥呀，我这条命是捡的，有啥好聊的。倒是孙桂芝放下了苹果刀，说，老赵，人家大老远来的，你聊聊咋了，说不定还能帮上跟你一样的病人。

赵德柱是浑江边上一家水泥厂的退休工人，干了三十二年，年轻时候一麻袋水泥扛在肩上，上跳板如履平地。二〇二三年秋天开始咳嗽，他以为是烟抽多了，扛了四个月，扛到咳血，才被孙桂芝押着去了医院。片子出来那天，他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坐了一下午，一句话没说。回家路上他说了唯一一句话：桂芝，这病不治了，别把钱扔水里。

孙桂芝不同意。孙桂芝这个人，我在采访的几天里越来越觉得，这个家能撑到现在，全靠她。她在早市摆摊卖袜子，一天毛利百八十块。儿子赵磊在南方打工，知道消息后连夜飞回来，进门第一句话是，卖房，我出钱。房子最后没卖，赵德柱说啥也不同意，他说我死了房子得留给你结婚。一家人吵到最后，定了规矩：砸锅卖铁可以，砸房不行。

之后是两年多的治疗。化疗六个周期，头发掉光了又长出来，长出来又掉光。放疗三十次，食道被灼得咽口水都疼。后来基因检测配上了靶向药，吃了一年多，效果好过一阵，肿瘤从鸡蛋大缩到花生米大，一家人高兴得在楼下饭店吃了一顿烤肉。然后再复查，耐药了，肿瘤像报复一样疯长，压住了喉返神经，他的声音从此哑了。医生私下跟孙桂芝说，准备后事吧。

赵德柱自己也是这么准备的。他把存折密码告诉了儿子，把厂里发的那个掉了漆的保温杯留给了亲家，把孙桂芝叫到床前，说了三件事：第一，别买墓地，太贵，撒浑江里就行，我这辈子天天看它，看够了也看惯了；第二，你把早市那个摊收了吧，别干了，我留了点钱在柜子里，够你花几年；第三，磊磊的婚事你别拖了，别因为我耽误孩子。

孙桂芝一件都没答应。她说，你说的这三件事，等你自己能下地走的时候再办，办不了也得给我活着。

转机是从孙桂芝的一个远房外甥女那里来的。那姑娘在省城一家药企做医学联络员，听说了姨夫的病情，告诉他省里几家大医院正在做一款新药的扩展临床试验，针对的就是他这种耐药后的肺腺癌，让去问问。赵德柱一开始不愿意，他说，临床试验，不就是拿我当小白鼠吗。那个姑娘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让他愣住的话：姨夫，小白鼠有资格挑试验吗？能入组的病人，条件卡得可严了，不是谁想当小白鼠都能当上的。

入组筛查做了整整两个星期。抽血、穿刺、基因检测、心肺功能、PET-CT，赵德柱说那两个星期他挨的针比过去五十七年加起来都多。中间有一次差点被刷下去，因为他肝功能有个指标超了，医生让他回家养两个星期再来。那两个星期，孙桂芝每天早起给他熬绿豆汤，逼着他戒了喝了一辈子的白酒，赵德柱说我都要死的人了还不让我喝酒，孙桂芝说，你死也得死在入组之后。

十月的最后一周，通知下来了，入组成功。需要自付的部分，加上前前后后的检查、住院、往返路费和五花八门的开销，家里掏了将近二十六万。这二十六万里，有夫妻俩三十年的积蓄，有儿子打工攒的十八万，有孙桂芝妹妹送来的五万，还有赵德柱瞒着所有人，找厂里三个老哥们儿凑的四万——这件事是孙桂芝后来才知道的，她在病房走廊里哭了一场，回头进屋却笑着说，老赵，咱家的账咱俩一起还。

注射那天是九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赵德柱被推进处置室之前，跟儿子说，磊磊，要是我下不来手术台，别怪这个药，也别怪这个医院，是我命薄，药是好药。赵磊后来跟我说，他爸这辈子没说过一句文雅话，这是唯一一句。

输注过程本身出奇的平静，几个小时，像输液一样。真正难熬的是后面那二十八天——细胞在体内扩增的那段时间，他发过烧，浑身疼，细胞因子风暴来的时候，体温冲到三十九度五，医生护士围着他忙了一整夜。孙桂芝守在门口，说她那晚上把这辈子能想到的神佛挨个求了一遍，求到后来连人家的名字都编不出来了。

然后就是十月三号那次复查。片子挂在阅片灯上的时候，赵德柱没看懂，他问沈青兰，这黑的是啥。沈青兰说，这就是你的肿瘤，九月的时候它有拳头大，现在，你看，只有鸡蛋大了。赵德柱盯着片子看了很久，哑着嗓子问了一句：医生，你能确定没拿错片子吗？整个病房的人都笑了，笑着笑着孙桂芝就哭了。

十一月初的第二次复查，缩小百分之七十。这个数字被病友群传出去，被煎饼摊老周传出去，被我听到了。但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缩小百分之七十”听起来像治愈，实际上在肿瘤学里叫“部分缓解”，肿瘤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之后，谁也不知道。赵德柱体内的那些经过改造的免疫细胞，此刻正在他的血管里和癌细胞打仗，赢没赢，要时间来回答。

我前后去医院七次，跟赵德柱一家人熟了。赵磊跟我说了他最难受的一件事：注射新药前一天晚上，他爸把他叫出去，在住院部楼下抽烟——赵德柱抽了四十年烟，肺癌病人还抽烟，被护士骂过无数回——那天晚上他爸说，磊磊，我要是好了，头一件事是戒烟，第二件事是把你妈欠的人情一家一家还回去，第三件事，咱爷俩去趟北京，看升国旗。赵磊说，爸，这些话你留着好了的时候说。赵德柱说，不行，现在说，万一好了忘了呢。

同病房还有一个病人，姓侯，六十岁，跟他同一种病，比他晚两个月。老侯的情况不符合那个临床试验的入组标准——他的肿瘤没有那个特定的靶点——只能继续标准化疗。我在走廊里见过老侯，他主动跟我说话，他说记者同志，你写文章的时候，别光写老赵这个药多好，也写写我们这样的，同样一个病，差一个靶点，命就差出一截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怨恨，就是平静，平静得让我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走廊里红了眼眶。

我原计划的稿子，标题都起好了，叫《二十六万买回来的七成》。写完初稿给沈青兰看，她看完只改了一个地方——我在文中写“抗癌神药”，她画掉，改成“抗癌新药”。她说，一字之差，一个是煽动，一个是事实。

稿子十一月中发出来，反响比我想的大得多。报社接了几十个电话，有人问怎么参加临床试验，有人骂我们在给药企做广告，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是省城另一个病人的家属，说话很客气，他说谢谢你们把老侯也写进去了，让我知道希望这个东西，有时候轮不到自己，但看见了，心里也能暖和一点。

十二月底，我又去了医院。赵德柱的第三次复查结果是，继续缩小，稳定，他出院了，回家过年。孙桂芝的袜子摊没收，她说明年开春再收，现在摊上添了一样新货，老赵在家闲不住，跟着去站摊儿，卖袜子。我问赵德柱北京去了没，他说没有，说好了开春去，看升国旗得起大早，冬天去冻得慌——你看，人一旦有了以后，就开始挑日子了。

我最后问他，二十六万，值吗。他想都没想说，值，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记者同志，你帮我写上，别让人觉得这药好是应该的，也别让人觉得这二十六万人人都拿得出。我们家的命，一半是这个药给的，一半是我老婆、我儿子、我妹妹、我那几个老哥们儿，一人一块凑出来的。药治的是病，人治的是命。

这篇报道我写了一个月，删了四稿。我知道我还欠这个故事一个结局，而那个结局，要由赵德柱和他的免疫细胞，用未来的一年、三年、五年来写。开春的时候，孙桂芝给我发过一条微信，是一张照片，天安门广场，国旗升到顶，赵德柱站在人群里，仰着头，哑着嗓子唱不了国歌，但嘴张得很大。照片下面有一句话：陈记者，他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