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6日夜，美国洛杉矶，钱学森一家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就在出发前，他收到一封署名父亲钱均夫的电报：“路上当心，中途切勿下船。”这句话看似寻常，却决定了他们一家能否平安抵达祖国。
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电报并不是父亲亲自发出的，而是中国外交部门借钱均夫名义转来的提醒。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真相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家人获悉。
事情要从美国对钱学森的限制说起。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内反共气氛加剧，钱学森因参与涉密研究而受到审查。1950年6月，他被吊销涉密研究许可，随后提出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准备返回中国。
9月6日，钱学森在洛杉矶家中被捕，并被关押在特米诺岛拘留所。拘押期间，他遭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折磨。蒋英四处求助，在加州理工学院方面帮助下缴纳1.5万美元保释金，钱学森才获得暂时释放。
但自由只是表面上的。美国联邦调查人员长期监视他的住所，他还要定期向移民部门报告行踪。钱学森不能正常工作，也无法顺利离境。那几年，他每天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回国的机会。
国内得知消息后，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中国外交部门持续提出交涉，科学界也通过各种渠道声援钱学森。由于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回国设置重重阻碍，钱学森的归期一拖就是数年。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把一封求助信写在香烟纸上，托人寄给恩师陈叔通。信中没有激烈言辞，只有对归国的迫切愿望。他还特别提到，除自己外，仍有郭永怀等中国学者无法回国，希望国内不要相信美方关于“没有人愿意回去”的说法。
这封信被送到周恩来手中后，谈判出现了转机。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美方要求中国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员，同时声称钱学森等人并没有回国意愿。
中方随即拿出钱学森的亲笔信。证据摆在面前，美方的说辞难以继续。与此同时，中国决定释放11名美国军方飞行人员。8月4日，钱学森终于获准离境。
临行前，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仍劝他留下：“中国缺少航空技术，你回去能做什么？”钱学森回答：“只要回到祖国，做什么都可以，哪怕种苹果。”这段对话后来广为流传，背后却是一个科学家对个人道路的明确选择。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港。记者问他将来是否还会返回美国，他回答得很干脆：“我想我不会再回来。”当汽笛响起，“克利夫兰总统号”驶离码头，钱学森一家踏上了长达21天的归途。
船经檀香山、日本横滨等地。钱学森后来回忆，自己在横滨没有下船。三等舱生活并不舒适，可他担心一旦离开船只，美国方面便不再承担保护责任，途中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即使同行人员上岸休息，他也坚持留在船上。
也正是在这段航程开始前，那封“中途切勿下船”的电报发挥了作用。钱学森和蒋英都以为是钱均夫发来的家信，自然不敢大意。直到2005年，钱永刚才从有关材料中得知，电报实际由中国外交部门发出，署名只是借用了钱均夫的名义。
1955年10月8日，邮轮抵达香港九龙。钱学森一家随后经罗湖桥进入深圳。那时的罗湖桥并不宽，周边情况复杂，钱学森又是美国重点防范的科学家，安全问题不能有半点疏忽。蒋英与家人提前商定，一旦出现异常，她要立即护住钱学森。
10月12日，钱学森一家抵达上海，与父亲钱均夫团聚。10月28日，他们到达北京。次日清晨，钱学森一家前往天安门。阔别祖国多年，他终于站在了故土之上。
归国并不意味着故事结束。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此后，导弹、火箭等重大科研任务陆续展开。那封由外交部门代发的电报，也留在了这段归国历程最容易被忽略、却极为关键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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