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陷落后的第一个冬天，一名年逾七旬的老妇被日军拖到村落空地，双脚被迫踩上削短的树桩。关于这段经历的具体来源，现有公开史料尚难独立核验，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当作已经完整证实的案件。但这则叙述之所以令人战栗，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羞辱、戏弄与暴力，确实存在于南京沦陷后的大量见证材料中。
南京保卫战结束于12月13日。日军进入城内后，屠杀并没有局限于战场上的俘虏，而是迅速扩展到普通居民、伤兵、妇女和老人。许多手无寸铁的人被从住宅、难民收容处和街巷中搜出，随后遭到枪杀、刺杀或集体掩埋。
那位老妇人的故事，最刺目的地方不只是身体上的折磨，更在于施暴者把受害者的痛苦当成了取乐对象。裹脚造成的畸形双足，本已让她行动困难，日军却故意将她架到高处，逼她在无法站稳的树桩上反复挣扎。
“站起来！”
老妇人跌落后，士兵再次把她拖回去。周围传来哄笑和叫喊。这样的场面即使无法确认具体村庄和姓名，也与多名幸存者留下的口述相互印证：一些士兵并非只为杀戮，还通过逼迫受害者做出屈辱动作，制造所谓的“玩笑”。
这种暴行并非偶然失控。日军占领南京后，军纪约束近乎崩解，杀害俘虏、抢掠民居和强暴妇女相互交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约翰·拉贝、魏特琳等人的日记和记录，保存了大量求救、藏匿、搜捕与尸体处理的细节。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安全区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屏障。难民进入那里，是因为城内缺少其他避难之处；日军仍多次闯入搜查，带走青壮男子和年轻女性。许多妇女遭到侵害后被杀，幸存者也常因恐惧、伤势和饥寒而难以长期存活。
关于死亡人数，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1946年至1947年的调查和审理中，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超过30万人。法庭材料列举了集体屠杀与零散屠杀，证词、尸体掩埋记录及调查报告彼此参照，构成了判决的重要依据。
日军暴行还留下了另一类证据。南京城内外曾出现以杀人数量相互夸耀的报道，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军官的所谓“百人斩”故事，曾被日本报纸当作战地消息传播。相关数字带有明显宣传色彩，不能简单当作精确统计，但它反映出侵略宣传如何把杀戮包装成军功。
“我们是平民，不是士兵。”
类似的求告，在幸存者口述中反复出现。有人被剥去衣物检查，有人被捆在一起押往江边，也有人因穿着军装或曾经服役而被直接认定为俘虏。即使已经放下武器，许多中国士兵仍未得到战俘应有的待遇。
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还表现在暴力持续时间之长。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和侵害延续数周，尸体遍布城内外。慈善机构和掩埋队冒险收殓遗骸，却只能处理其中一部分，长江沿岸、城墙附近及郊区沟渠都留下了遇难者遗体。
1937年12月17日举行的入城式，并没有改变城中局面。军政仪式之外，普通百姓仍在躲藏，难民区仍不断传出求救声。松井石根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谷寿夫作为第六师团师团长，后来都因南京暴行承担了相应责任，前者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者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那名七旬老妇是否确有完整可考的个人档案，仍应交给史料继续核查；历史写作不能用未经证实的细节代替证据。然而，南京城中老人被虐待、妇女遭侵害、俘虏被屠杀的事实，早已由幸存者证词、外国人日记、照片、掩埋记录和战后审判材料共同留下。具体一人的悲剧，需要谨慎辨析；整场屠杀的事实，则有大量证据相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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