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妈下葬那天，哥哥从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跟前。
“妈的意思，房子还有她攒的那些钱，全给小宝。”
小宝去年三月走的，我送的，他也在场。
我说小宝去年就走了。
他把烟在盘子里按灭，说，我知道。
1.
坟前的纸烧到最后一沓，风把灰吹了我一裤腿。
我蹲在那儿拨火，一根树棍挑着纸边往里送，等整沓都塌下去变成黑红的灰才站起来。膝盖蹲麻了，站起来那一下眼前发黑。
亲戚们早走光了，就剩两个帮工在收花圈架子。
远处我哥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土路边上，没熄火，排气管一股一股地冒白烟。
我妈活了七十九年。
最后三年她住我哥家，人在西屋走的。这事我心里有数，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常年在外头跑车，一个礼拜回一趟，回去也是坐半个钟头就走，坐不住。
我从坟地往回走，鞋底沾了一层黄泥，走两步就得在草上蹭一下。
老屋是妈一个人住了三十年的地方。
进门先把窗户全推开，一股樟脑丸和中药渣子混着的味道冲出来，走了半天才散。
按规矩，人走了要清遗物。
我哥在外头接电话，声音不大，一句一句地应。我一个人先动手。
妈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最会记账。
柜子底下码着十一本硬皮本子，一年一本，年份用圆珠笔写在书脊上，从九十年代一直到去年，字迹一年比一年歪。
我一本一本抽出来，在桌面上一本一本摆好，摆了两排，摆了小半个钟头。
这些东西我不打算翻，等我哥来了商量怎么处理。老太太记了一辈子账，一分一毛都记，我小时候偷过她抽屉里两毛钱，她都能从本子上查出来。
清到最后一层抽屉，我摸出一个用红绳绑着的存折。
存折是那种旧的活期本，封皮发脆，边角都起毛了。我掂了掂，很薄。
屋里那么多东西，就这一样是用红绳绑着的，绑得还挺仔细，绕了三圈，打个死结，绳头剪得整整齐齐。
我当时就想，老太太存私房钱，还藏。
我把存折塞进外套内兜，接着清。
厨房那头碗柜最上层，搁着一副没人用的碗。
我们家吃饭的碗都堆在下层，一人一个都嫌多。最上层那副碗是那种老式的青花碗，碗口有一道细细的裂纹，还配了一双竹筷子，摆得端正，碗正对着门口的位置。
我把碗端下来说这谁用的。
我嫂子正好进来，看了一眼，说妈这几年糊涂了。清明、年三十、她过生日，都要把这只碗端下来，摆一副在桌上，摆完了自己也不吃，坐着看。
“我们还当她是念我爸。”嫂子说。
我说行，那收了吧。
嫂子没接话，转身出去接她手机了。她在门口说话的声音我听见了半句，说的是“他还在屋里”。
那天中午摆了六桌，来的人不少。
我爸妈都是本分人，妈在镇上教了三十多年书，一半人家的孩子都挨过她的教鞭。
席上说着说着就说起我妈好。说她当年怎么把一个逃学的孩子从河边揪回来，说她怎么自己掏钱给穷学生买作业本。
我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地喝。
我哥坐我这桌，挨着门口的位置。
他五十二了，比我大四岁。他在镇上开粮油店，二十年了，街坊都叫他陈老板。这个人一辈子讲体面，说话慢，先讲道理，讲完再讲事。
饭吃到一半，他从随身的包里头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抽出来。
打火机磕了一下，点着烟，然后把信封推到我面前。
“妈的意思，房子还有她攒的那些钱，全给小宝。”
我们那桌剩下几个人都不说话了。
我手里还捏着半只虾，油顺着手指缝往下走。我把它放到碟子里，拿纸擦了擦手，才把信封拿起来。
里头是两页纸，A4，打印的，末尾有我妈的签名。
签名我认得。那一笔一画，她写了几十年板书，那个“兰”字最后一竖永远带个小勾，收笔往上挑。
我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得快，只看到“全给孙子陈小宝”。
第二遍看细节，写日期的地方是去年九月十二号，下面有手写的一行小字，也是我妈的字。
第三遍我在看那个签字上面的指纹印。
“小宝多大了。”我问。
“八岁。”我哥说。
“去年三月初七走的。”我说，“我在医院送的他，你也在。”
我把签名推回去指给他看，“这个，去年九月你妈写的。”
我哥把烟在盘子里按灭了。
“我知道。”
我们那桌静得能听见隔壁桌划拳。
我嫂子从另一桌过来，站在我哥后头，两只手绞着围裙。
“立生，”她说，“你可别想岔了。这单子是妈亲手写的，写的时候我们都在。”
我抬头看着她。
“在哪儿写的。”
“就在家里写的。”嫂子说，“后来才拿去办的。”
“办什么。”
她顿了一下，我哥在旁边咳了一声。
“妈说了，”嫂子接着说，“这钱是留给孩子的。你当叔叔的，可不能惦记。”
我把那两页纸又看了一遍。
看完折好，塞回信封，把信封塞进自己外套的内兜，跟那个红绳存折放在一块儿。
我哥没拦。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眼睛看着别处。
“你先拿着，”他说，“慢慢看。”
2.
那天下午，亲戚分成了两拨。
一拨围着我哥，一拨围着我。
围我的那个表哥，是我大舅家的，做建材生意的，最会说话。他把我拉到院子外头，递给我一根烟。
“哥几个里头你最有主见，”他说，“可这种事啊，得讲个道理。遗嘱白纸黑字，妈写了字，你闹起来，最后难看的还是你。”
我说我不闹，我就想知道这纸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又能怎么样。”表哥说，“妈都走了。”
我说妈都走了，我就更不能让她走得不明不白。
表哥把烟抽完，把烟头往地上一摁，说你要查就查，别把自己搭进去。
第二天我去老屋，想找房本对一下户口信息。翻了一上午没翻着。
柜子、抽屉、床底下的纸箱子，全翻了。妈放证件的那个铁盒子还在，盒子里空空，连她自己的身份证都不见了。
我给我哥打电话。
“房本在你那儿？”
“在。”他说。
“什么时候拿走的。”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什么时候。”
他停了一下，“你走之后。”
我握着手机站在堂屋里，脚底下是妈铺了三十年的水磨石地，被拖得发亮。我当时心里那口气就上来了。
“你怕丢，你怕我拿吧。”
他在电话那头停了七八秒。
“立生，别这么说话。”
我说我这就过去。
到店里，他正在给人称米。
那种老式的杆秤，秤砣一拨一拨地挪，米从铁斗里哗啦哗啦往下流。
店里堆着二十几袋大米，靠墙码到齐腰高，地上撒了一层碎米。
我进门他也不抬头，一边挪秤砣一边说：“闹到这份上，不体面。”
我说我要不体面我也不来了。
买米的老太太看看他，看看我，说陈老板我先拿走啊，钱搁柜台上了。
我哥嗯了一声。
他把秤头一松，米斗往下一沉，米流过磅斗哗啦一阵响，然后把袋口一扎，拎到地上。
他抬头看我一眼。
“你要怎么着。”
我说我要查。
“查什么。”
“查这遗嘱是谁写的。”
“上面有妈的签字。”
“签字可以仿。”我说，“我去问打印店，谁给写的这份东西，一问就知道。”
他笑了一下。
那种笑我看不太懂，就是嘴角动了一下，眼睛没动。
他说：“那你去问。”
镇上我一共跑了四家打印店。
第一家，就在菜市场对面，老板是个年轻女的。我把纸摊在她柜台上，问这种格式的遗嘱是谁打的字。
她说陈老师家的啊，早听说了。
我问是她打的吗。
她说不是，他们家从来不在这儿打东西。陈老师每回来都是印试卷，印完自己拿红笔改。
第二家在中学后门，老板跟我妈认识。他拿起纸看了半天，说这个排版是正经模板，我们店的电脑上都没这套。
第三家是照相馆兼的，机器都旧了，老板说这两页纸的打印质量，普通店打不出来，得是专门做文书的。
第四家，我进去的时候，老板正在给孩子改作业。我把纸递过去，他连看都没看，说不是我。
回来的路上我拐进了我妈以前常去的那家文具店。
店老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跟我妈熟了几十年。
“你妈去年秋天来过两回，”她说，“买硬皮本子，还买了红笔。”
“去年秋天。”
“对，秋天。她那时候不怎么行了，走路得扶着货架走。”
我站在那家店里，闻着橡皮和纸浆的味道，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去年九月，我妈路都走不稳。
她怎么去打印那份东西。
我回家把这两页纸摊在桌上，把台灯拉近了看。
越看越觉得不对。
那两页纸的打字格式太规整了，行距、字号、段落缩进，全都是很标准的那种。我妈那个人一辈子黑板粉笔，家里连电脑都没有，她连手机都用不明白。
而且日期那一行，九月十二号，是礼拜三。
礼拜三，我哥的粮油店是最忙的一天，镇上赶集。
我拿起手机，拨了纸背面印的那个公证处电话。
号码是印上去的，油墨颜色比正文深一点，我手指在那行字上蹭了两下。
接电话的是个女的，态度挺好。我报了纸上印的编号，她让我等，然后是一阵敲键盘的声音。
过了大概半分钟。
“陈先生，这份遗嘱确实在我们这儿立的。去年九月十二号，办的是遗嘱公证。”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她问，您还在吗。
我说在。
“那我再给您查一下。这份公证，当时有录像的。”
我嗓子眼发紧。
我问能不能调。
“能调，”她说，“但得直系亲属，还得签字。”
“什么字。”
“签完的字，就不能撤了。您要想清楚。”
我说我明天来。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把身份证递进那个窗口。
窗口里的姑娘把我的身份证在读卡器上贴了一下，打印机吱吱响，吐出一张单子。
“在这儿签。”
单子推出来，最下面有一行字：申请人对本次调阅的真实性负责，一经调阅，不得撤回。
我看了那行字，看了大概十秒钟。
笔在纸上走的时候手有点抖。那口气从昨天中午一直堵在胸口，堵到这会儿还没散。
签完，姑娘把我领到隔壁小房间。
一台旧电脑，屏幕还亮着系统的登录界面，主机嗡嗡地响。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 U 盘，插进主机，说稍等，这东西得解一下。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手心里全是汗。
墙上的钟走到九点二十。
U 盘上那个小灯闪了两下，不闪了，又闪。
屏幕上的转圈图标转了三下。然后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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