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 | 布洛维：细微而顽强的抵抗火花|布洛维|张力|波普尔|社会学|科学

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47—2025），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劳动研究专家、工厂民族志实践者。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国际社会学会会长。

布洛维曾在赞比亚的矿厂、东欧的工厂、美国的车间进行长期和深入的参与观察，发展了“拓展个案法”，提出“全球民族志”的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质性研究的实践者，布洛维凭卓越的学术能力和传奇的工厂经验，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得了赞誉。近年来，他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广公共社会学，呼吁学界与公众不断对话以推动社会发展。

代表作品有《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拓展个案法》等。

社会科学的个案研究常被质疑“代表性不足”，针对这个问题，布洛维提出了他的“拓展个案法”。他不满意扎根理论总试图从零开始发现新理论，也不同意一遇到反例就放弃既有理论。他指出，应把异常个案看作旧理论解释不了的反例，在田野和理论之间来回对照，让理论的失败变成重建的起点。理论不会自发从数据中浮现，民族志的价值不在于浓缩经验，而在于以个案透视宏观，以异常推动理论生长。

公共社会学家、拓展个案法的推动者麦克·布洛维，率一众伯克利青年学者共同写著《民族志拓边：现代大都市中的权力与抵抗》。他们深入都市生活最前线，直面参与者的物质现实与具体存在；又以观察者的锐利思考，将“微观个人困境”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重重拼接，从“异常”个案无限拓展对权力与抵抗的深刻理解。

社会科学中传说的客观性依赖于智识产品与其生产过程的分离。那些误入歧途的尝试、无穷无尽的劳作、时此时彼的转换、被放弃的理论，以及收集上来但从未呈现的数据——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成品背后。对文章、著作、文本的评估是基于其本身的优劣，而不问它们是如何生成的。我们被教导不要混淆发现过程与论证过程。后者是真正的科学，前者则是直觉的、默会的、无法言说的领域，简言之，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领域。在本章中，我试图通过把发现和论证视为同一过程的一部分来揭开理论构建的黑箱。

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关于扎根理论的阐述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为发现理论的过程带来了秩序。他们否认唯一真正的科学过程是“验证”。他们还拒绝将“发现过程”与“论证过程”隔离开来。但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致力于从零开始发现新理论，而我们试图重建现有理论。

格拉泽、斯特劳斯《发现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无论是研究和平运动还是艾滋病行动主义，烘焙合作社还是社会工作者，来自中美洲的家政工还是来自柬埔寨的难民，扎根理论将每个个案研究视为某种一般规律或原则的潜在例证，这种规律或原则被认为跨越时空而适用。在这里，理论朝着更一般的方向推进，也就是将更多现象纳入同一条涵括性规律之下。在追求概括的过程中，扎根理论仍然与现实保持在同一层面上。相比之下，拓展个案法试图详细阐述“宏观”对“微观” 的影响。这要求我们确定社会情境的某个特定特征，该特征需要引用外部力量予以解释。

但是，如何确定什么是需要解释的特定现象呢？我们会寻找社会情境中“有趣”和“令人惊讶”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寻找意外的现象。起初，我们的预期是源自某种流行信念、刻板印象，还是来自学术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突出社会情境的特殊性，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借助现有知识，将情境构建为“异常”或“反常”。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将社会现象视为某些旧理论的反例，而不是潜在新理论的实例。社会情境不是一个例证，而是一个异常现象。

扎根理论从为“社会学研究的经验领域”而发展的实质理论，走向与“社会学研究的概念领域”相关的形式理论。例如，格拉泽和斯特劳斯把临终过程视为一种非预定的身份转换（nonscheduled status passage），在发展实质理论时，他们比较了患者死亡率不同的医院病房。然后，为了发展关于身份转换的形式理论，他们将濒临死亡与成为学生或进入婚姻相比较。他们从基础开始，通过理论引导的持续比较过程，发展出跨历史和跨空间的概括。与此不同，我们从异常走向重建。我们首先尽量清晰地阐述自己在进入田野之前的预期。当预期被打破，当我们发现了意料之外的现象时，我们会转向已有的学术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能够解释我们遇到的异常情况。但是，此处的焦点是该理论无法解释的内容。理论的缺陷成为重建的基础，这种重建将社会情境置于其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决定性语境中。

不是理论从田野中产生，而是田野中有趣的东西从我们的理论中产生。我们不再寻求涵盖不同地点的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而是从我们自己先前的猜测转向现有的文献，以寻找那些将我们的观察显为反常的理论。我们不是把社会情境看作某种理论的证实，而是把它看作理论的失败。但失败不是导致对理论的摒弃，而是理论的重建。

我们因此赞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归纳和验证的批评。我们还遵循波普尔自己的科学发现逻辑，该逻辑强调推测和反驳的过程。与他不同的是，我们使用反例来重建而不是拒绝理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证实来证明一个理论，也不是因为一个理论面临证伪而放弃它，我们更倾向于通过将异常情况转化为范例来改进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将波普尔带到了他的逻辑结论跟前。我们不是在理论面对反驳时放弃它，而是试图通过使我们的理论更加强大来“反驳该反驳”。

如果反例不是应该避免的东西，而是需要被使用以重建理论，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波普尔，将可证伪性不仅视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而且视为理论选择的标准。我们寻找那些被我们的观察所反驳的理论，但当然，我们不选择任何理论。我们寻找一个希望改进的理论或理论体系、一个有趣的理论，然后展示它如何受到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情境的挑战。因此，这种方法导致我们强化了所偏好的理论。

到目前为止，我只阐述了一类引发理论重建的理论失败，即存在异常或反驳，而其他类型的失败也需要进行重建。由经验研究凸显的内部矛盾也可以促进重建。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在对一家石膏厂进行研究时，注意到韦伯科层制理论中的潜在张力，即基于专业知识的晋升和基于忠诚的晋升之间的张力；正是从这一张力出发，他构建了不同的官僚制模式。以下各项研究关注的往往是另一种理论失败，即理论空白或缺失。某个给定的理论可能无法解释特定经验现象的某个方面，一旦将之纳入，就必然激发理论的重建。

我们分析田野笔记的方式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重建现有理论还是发现新理论。因此，格拉泽和斯特劳斯非常关注发展概念、范畴、维度和抽样，它们根植于数据，反映了数据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简而言之，我们对范畴浮现的关注，解决了契合性、相关性、强加性和丰富性等问题。一种有效的策略是，起初切实忽略与所研究领域的理论和事实相关的文献，以确保范畴的浮现不会被更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概念所污染。”他们会对数据进行彻底搜寻以找到浮现的范畴；重点在于对数据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编码和再编码。

与此不同，在追求理论重建时，我们在田野笔记和随后的分析之间进行持续的往返。昨天的猜测被今天的观察所反驳，然后在明天的分析中重构。但还有一种持续往返，发生在分析与既有理论之间，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理论基于浮现的异常被重建。因此，分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在田野资料和既有理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虽然我们对既有理论体系持尊重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开始田野工作之前必须阅读“文献”。当然，了解文献并不像格拉泽和斯特劳斯认为的那样会带来污染，但它也不是研究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猜测开始，以凸显令人惊讶的现象，但是终究会有一个时刻，我们转向某些现有文献，目的在于改进之。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多种不同的理论，它们分别把社会情境的不同方面凸显为异常。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进展顺利，我们会逐渐聚焦到一个需要重建的特定理论上。

为了推进本章提倡的方法，民族志学者必须识别出可供重构的既有社会理论。这些理论从哪里来？首先，显而易见，我们所有人都有社会理论，它们指导着我们组织生活和展开生活的方式。参与观察者尤其会意识到普通人的理论或常识性知识，这可以作为重构的起点。此外，存在着一个循环运动：社会科学以对常识的重构为基础，它又会反过来进入日常生活，改变常识。我们的报纸和媒体充满了被稀释的社会科学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科学似乎没有增长。今天的新理论，到了明天就会成为常识。

尽管如此，有理由认为，过去 50 年见证了学术理论体系的增长，无论它们是以演绎性的宏大理论、中层理论的形式，还是以扎根理论的经验概括形式出现。自下而上生成理论可能在社会学研究开始时是必要的，但随着理论的激增，重构变得越来越迫切。与其总是从头开始发展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尝试整合和发展已经产生的理论。

因此，我们应该着手考虑如何通过重构来改进理论。就本书所呈现的田野研究而言，我想提出两种可选择的策略。一种策略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想要研究什么，投身于经验工作中，然后寻找那些不足的理论，它们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忽略了重要问题，导致了错误预期，或者具有数据所揭示的潜在的理论含混或矛盾之处。在每种情况下，数据都要求改进现有理论。因为对许多理论来说，这些数据都会显为异常，所以我们选择与自己的兴趣最接近的理论。另一种策略是，致力于特定的理论而不是特定的经验现象。如果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否则为什么选择它？），那么它的异常之处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异常将为研究提供可能的经验焦点。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引入辅助假设来改进理论，这些假设会将异常转化为范例。

麦克·布洛维

参与观察者更有可能对第一种策略感兴趣。因为，如果我们走进田野是为了考察特定理论的异常之处，那么我们经常会发现数据并没有展现那些异常，尤其是在我们认真对待参与者自我理解的时候，更是如此。此时，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田野工作是很困难的。因此，出于实践上的考虑，我们应该采取灵活的路径，并准备好四处寻找合适的理论。但是，采用第一种策略也有智识上的原因。参与观察者通常要么一开始就对其研究对象有某种承诺，要么随着田野停留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形成这种承诺。这种对参与者的回应往往与对特定理论的强烈承诺相抵触。

然而，第二种策略也有其可取之处，即将自己置于某一特定的理论传统中。第一种策略可能会改进弱理论，第二种策略则更有可能促进强理论的改进，这些理论由于其强大的解释力而具有吸引力。参与并推进既有理论传统，会带来智识上的收获和满足感，即使这种传统限制了我们试图解释的异常的类型。当最重要的对话发生在参与者与观察者之间时，研究者更有可能四处寻找适合的理论来重构。当社会科学家更热衷于彼此对话而不是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对话时，他们更有可能预先倾向于既有的理论视角。但在两种策略中，理论都不会自发地从数据中产生。确实，它必须“契合”数据，但正如库兹曼所示，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根据我们所持有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进行选择的充足空间。

（本文节选自《民族志拓边：现代大都市中的权力与抵抗》第二章，麦克·布洛维撰。原书注释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