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乐》：当吹蜡烛成为了一种奢望|生日快乐(电影)|许愿

文/梦里诗书

用孩子的生日体现成人世界的现实，《生日快乐》最锋利的创作，是把“生日”从庆祝仪式变味了一场阶级认证。导演戈赫尔的巧妙在于她没有把这种身份差异拍成一场对阶级直白的控诉呐喊。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困难的路：让摄影机始终停留在托哈的高度，让观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这个女孩一样，不知道那道界线在哪里，直到它合拢，刺痛人心。

孩子的天真无邪，是电影叙事展开的奠基，两个小女孩，身份却天差地别，一个是豪宅里的小女佣，一个是豪宅里的小主人，一个孩子间的承诺，帮我办好派对，就分你一根蜡烛，让你也许愿，是小女佣托哈努力想去为雇主的女儿奈莉办好这个生日派对的动力，这个承诺在成人看来近乎荒诞，却是儿童逻辑里最严肃的契约。她不是要礼物，她要一个许愿的资格。她的愿望也简单纯粹，只是和她们在一起。

电影最为微妙的关系，正是托哈与奈莉的关系，她们之间并不是以往很多同类型作品中那种跨越阶级的纯真友谊，因为从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就被寄生在了一种不对等的劳动结构之中，即便她们都还是孩子，即便电影也呈现出了两个孩子间关系的亲密，但电影也从始至终都在让观众看见，在这份孩子间的亲密之外，两个人间存在身份的天差地别，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女主人把奈莉穿过的旧裙子送给了托哈，她穿着这个裙子出现在奈莉的面前，但奈莉却觉得她不该穿自己的裙子，在奈莉的认知里，托哈从来都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影片的锋芒不在于任何一场激烈的冲突中。《生日快乐》并没有去将富裕家庭塑造成面目可憎的反派。女主人莱拉并非恶人，她在电影里同样是一个在现实压力中挣扎的女人，对托哈的能干有所依赖，甚至在某个瞬间流露出超越雇佣关系的柔软，但在我看来，这种处理使批判变得更加锋利，如果压迫需要一个恶人来执行，那么推翻恶人就能解决问题；但当压迫已经形成了一种悄无声息的社会现实，它就没有可以被指认的单一出口。托哈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凶手的世界。

由此，那根生日蜡烛构成了影片最精炼的物件隐喻。蜡烛在生日仪式中是最微小的单位，它不值多少钱，却承载着许愿的资格。托哈想要一根蜡烛，本质上是在索求一个被承认的存在，但这个存在可能发生吗？答案无异于是冰冷的，当一个小女孩微小的幻梦在现实中被无情的碾压，电影也始成功制造了一种看得见却够不着的痛感。托哈看得见派对的一切，派对却看不见她。

巧妙的是这种痛的感知在电影中是克制的，克制不是对阶级现实的软化，而是一种形式上的自觉，电影拒绝成为完成愤怒的出口，而是把愤怒留在了观众自己身上。托哈最后是否学到了关于阶级的教训，影片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她或许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一种隔阂，甚至于托哈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悲剧的，她只是想好好生活。这种不完整的意识，恰恰是一个八岁孩子面对一整套阶级世袭结构时最真实的认知状态。她还没有学会命名那扇窗户，但观众已经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