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山西洪洞县的地界上。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川军团，刚落脚歇口气。
队伍里混着个挺扎眼的兵，叫王佩章。
这人有两点不一样：头一条，他是全营当宝贝供着的修枪师傅；第二条，他是个跛子，右腿短了一截，走路得架着拐。
就在大部队扎营后的第二个晚上，这瘸子干了件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事：卷起铺盖卷，趁着黑灯瞎火，溜了。
他可不是想回老家过日子，而是奔着隔壁村去了。
那边驻扎着的，是八路军。
乍一看，这不就是那是常有的“弃暗投明”戏码吗？
事儿没那么简单。
要是把你扔回一年前，搁在他那个位置，你会发现：能拖着条残腿从四川蹭到山西，还能正好撞进红军的怀里，这概率比中彩票还低。
这一路上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鬼门关门口转悠。
把日历翻回到1936年8月。
长征快走完的时候。
王佩章那时还是红五军警通大队二中队的副队长，好不容易熬过了草地那要命的七天，眼瞅着甘南就在跟前。
偏偏在腊子口，祸从天降。
咱们平时听说的腊子口那是枪林弹雨，可落在他头上，是真正的石头雨。
队伍过峡谷的时候，头顶突然响了枪，紧接着滚木雷石往下砸。
他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让一块大石头给拍底下了。
等再睁眼，身边全是尸首。
伸手一摸大腿，坏了，没知觉。
命是战友给捡回来的，人送到了锁龙镇红军总医院。
腿接上了，可人也废了，成了重伤号。
转眼到了9月底，大军北上。
院长把伤员们聚一块，摊牌了：医院得追部队，走不动的，只能原地安置。
这是王佩章碰上的头一道生死关。
说实话，留下的条件挺诱人。
每人发三块大洋，一块大烟土当盘缠。
跟老乡也谈妥了：收留一个给四只羊，收留俩给一头牛。
王佩章跟四个战友分到了一户人家。
热炕头睡着，牛羊养着，老乡看着也挺面善。
换了你，咋选？
那头是不知道终点在哪的行军路，腿断了根本追不上；这头是有吃有喝的安乐窝，连“生活费”都交齐了。
可当天晚上，这五个残废兵谁也没睡着。
几个人心里犯嘀咕：这地界汉回杂处，话听不懂，规矩也不懂。
眼下大部队刚过，震得住场子；等红军前脚一走，后脚国民党或者土军阀杀回来，这几只羊能买命吗？
“呆在这儿就是个死。”
大伙一合计，第二天鸡还没叫，五个人互相架着，逃命似的离开了那个暖和窝，摸回了锁龙镇。
谁承想扑了个空，医院头天夜里就拔营了。
这下真成了没娘的娃，几个人只能瘫在路口干瞪眼。
得亏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负责断后的军长董振堂路过。
董军长看他们可怜，拨了一匹马，让他们跟着收容队慢慢挪。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算完，顶多算个掉队归队的插曲。
可真正的磨难才刚起头。
残疾人在乱世里想活命，太难了。
没过几天，王佩章跟着的收容队在岷县和武山交界那块儿，连着撞上两拨土匪。
头一回，土匪上来就是乱砍，队伍一下子散了；第二回更绝，土匪把他扒了个精光，就剩个裤衩和破汗衫，马也没了。
都这份上了，王佩章爬起来头一件事，是摸腿。
骨头没断。
藏绷带里的钱还在。
“只要腿还在身上长着，爬也得爬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他从红军干部，彻底沦落成了叫花子。
在毕口镇找了个破窑洞缩着，白天出去要饭，晚上烧点捡来的树枝子取暖。
哪怕混成这样，他脑子里那根弦也没断：要么找部队，要么回四川老家。
一路要饭要到1937年7月，人到了四川广元城外。
命运这会儿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国民党孙震的队伍在修机场，缺苦力缺疯了。
王佩章这个拄拐的叫花子，让当兵的给拦住了。
抓壮丁。
那是常有的事，不管你是瘸还是瞎，只要能喘气就得干活。
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穿上了国军的皮。
干的活是背泥巴。
一天一立方的定额，干不完就拿鞭子抽。
这简直是把人往死里整。
就他那身子骨，这种苦力干不了几天就得累死，或者因为腿脚慢被活活打死。
熬到10月份，转机来了。
营长训话，说国共合作了，要去打鬼子。
顺带下了道令：既然要打仗行军，那些伤残的、走不动的民夫，统统遣散。
这又是一次被“甩包袱”。
对旁人来说这是喜事，终于不用当牛做马了。
可王佩章心里那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留在广元？
举目无亲，接着当乞丐？
部队要北上，红军现在改名八路军也在北边。
只要赖在这支队伍里，就能免费蹭车去北方，去离组织最近的地方。
麻烦的是，人家嫌他是个累赘，不想要。
咋整？
这时候，王佩章露了一手绝活。
他不求人，也不卖惨，直接亮出了吃饭的本事。
他摸到连队里，找了几支报废的枪，三下五除二给修好了。
连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个臭要饭的还有这手艺？
王佩章淡淡回了一句：“我以前是成都兵工厂的老师傅。”
这话太硬了。
那时候，能修枪的技工比金条还值钱。
连长赶紧报给营部。
营长一听，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别背泥巴了，全营的烂枪都归你，你就是咱们的修械所专员。
腿瘸？
谁还敢提这茬。
就这么着，红军战士王佩章，凭着修枪的手艺，“潜伏”进了国民党孙震的团里，坐着大火车，大摇大摆开到了山西。
到了洪洞县，火车站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看军装是中央军，不是那边的八路。”
王佩章耳朵尖，一听“八路”俩字，血都热了。
赶紧打听，原来八路军就驻在西边村里。
剩下的事，那就是水到渠成了。
趁着部队休整，他请假出去买东西，一溜烟跑到了隔壁村。
在那儿，他碰上了个叫王振邦的八路军干部。
当王佩章张嘴说出“我是原四方面军五军的，腊子口挂的彩”时，这一年的苦难算是熬到头了。
那天晚上，他也没打招呼，带着家当离开了国军军营。
回到八路军总部驻地万安镇，管理员瞅着他的腿发愁：能干啥呢？
王佩章笑了：“背了几个月泥，右腿短了四厘米，还能走。”
最后给他安排去辎重队搞押运。
没过多久，上面决定把他送去延安。
1937年11月，三个残疾红军，拄着拐，愣是走了七天，摸到了延安宝塔山下。
回头看王佩章这一路，所谓的“奇迹”，其实都是脑子转出来的。
在甘南，没贪图安逸，因为看透了寄人篱下不靠谱；
在广元，没原地等死，而是借着统战的东风，看准了国民党部队是最好的“顺风车”；
在国军营里，也没因为阵营不同就消极怠工，反而用手艺给自己挣了张“护身符”。
这是一个大头兵的生存哲学。
手里没地图，就剩一根拐杖和一股子倔劲。
可就是这股劲，让他把一把烂得不能再烂的牌，硬生生打通关了。
后来，王佩章在延安总后勤部当了收发员，开始了新日子。
至于当年那个想把他留在甘南放羊的主意，早都被风吹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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