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直看得很重,据近期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出现失衡,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人统计,婚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数千万之巨,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有一个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因此农村一些落后地区娶妻成本上升,一些长年累月在外打工者,希望用打工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理想是美好,现实是残酷”的,年龄快近四十岁了,年轻打工妹她们不再喜欢去那种很偏僻的农村,愿意男方家在小镇或者是城市。这样,贫困农村青年娶妻成家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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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今农村里面的许多人,都把这原因归结到上世纪计划生育过紧。而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第一人是人口学家马寅初,他坚持真理,不断奔走呼吁,才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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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浙江绍兴县陶堰镇人,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原名邵仲辉,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甘肃省、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他留于北平,同年出席新中国的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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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初,邵力子担任《民国日报》主编,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随后,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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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冬天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时,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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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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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之所以在各种场合提出要全力以赴实行计划生育,是从自己的家庭问题开始思考的,他切身感受到生育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他自己的母亲,当年因为生了两个孩子后,由于生活的压力,生孩子过程的痛苦无法忍受,决定不再生育,但苦于没有好的避孕措施,从32岁那年起就与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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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娶第一任妻子结婚,由于生育得很密,隔一二年就怀孕一个孩子,一口气生了五个,当怀孕第六胎的时候,就再也不想生了,要求去医院打胎,当时却根本没有做这种手术的医院,没有办法,只好根据一些老人提供的所谓土办法解决,自己到马路上去一路狂奔,这一顿吃喘吁吁地奔下来,胎是奔掉了,结果自己也因大出血而不幸身亡,年仅20多岁,就丢下五个孩子,过早进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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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邵力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其间,认识了同在那里学习的芳龄23岁的傅学文。这时的邵力子已是36岁,两人结为伉俪,又收养二个孩子,共有六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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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他回到老家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非常多,他觉得忧心忡忡,我们的书上经常讲我国地大物博,实际上,可耕地并不多,地少人多。当时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不加控制,生产跟不上,经济发展不了,摆脱一穷二白的贫困准确无误的难度很大。只有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他认为控制人口增长是摆脱贫困落后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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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控制人口的思想,并率先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要求推迟结婚年龄,提倡晚婚晚育,实行有计划地生育,并竭力主张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超生的要抽税。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