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一个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年轻人，没在北平城里谋个体面前程，反倒卷起铺盖一路南归，回到贵州郎岱那个山高路远的小县城。他往讲台前一站，就是几十年，站到头发花白，站到身上那件长衫穿烂了补、补了穿，整整二十年没换过一件新的，也从没听人说过一句后悔。这个人叫刘敬常，认识他的人都爱喊他一声"老瘟牛"。听上去像句玩笑话，其实里头全是心疼。
说起郎岱，现在很多人可能没听过，它是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下头的一个小镇。放在一百年前，那里更偏远，山多路险，好多人一辈子没出过几趟门。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走出去了一个进过北大的读书人，而这个读书人没有留在外面过安稳日子，反而掉头回了乡，把根扎在了黔地的讲台上。这件事放到今天来看，都有点让人想不通，何况是那个年代。
刘敬常是郎岱土生土长的孩子，小学是在郎岱读的，一九一四年考进贵阳的模范中学。别小看这所学校，在那时候的贵州，能进去读书的，已经是同龄人里百里挑一的尖子。他一路读上去，后来进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系。进了北大，他见的就不光是课本了。他读书那几年，正是国家最动荡的时候，他亲历过"三·一八"那场反帝爱国运动，亲眼看着同学们走上街头，为国家的命运喊出声音。这些经历，像烙铁一样印在他心里，也让他后来教书的时候，总爱跟学生讲一句话：多读书，更要弄清楚这个国家该往哪儿走。
一九二七年，他从北大毕业。按他的履历，留在北平，进个机关，或是去个大学任教，都顺理成章。可他偏偏选了另一条路，回了贵州。那个年头，贵州穷，教育更穷，很多孩子读不起书，很多地方连个像样的学堂都没有。他偏偏就挑了这条最难走的路。
回去以后，他先是教中学，在安顺省立四中做过训育主任，后来又到贵州大学政治经济系当过教师，再往后，他接下了贵阳省立女中、贵阳女子中学的担子，又去主持安顺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回到郎岱，当起了郎岱中学的校长。几十年里，他的脚印从贵阳踩到安顺，又踩回郎岱，换了好几所学校的校长，可说到底，他干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贵州的孩子有书读、读好书。
讲他教书，就得讲讲他那个较真的劲儿。现在老师改作业，勾勾叉叉批个分，可能就完了。可刘敬常不是这样。他改作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错别字、病句、用词不准确的地方，都要圈出来，一笔一划写清楚。学生们私下里叫苦，说刘先生的眼睛比尺子还准。可也正是这份严格，让一批批学生从他那学到了真东西。他夜里改卷子，经常改到很晚，一盏油灯照着，灯芯挑了又挑，他在灯下埋头的身影，很多学生记了一辈子。他不光管学生的功课，更管学生的心。他常勉励学生，读书不能光为自己，要探求救国兴国的道理，要把眼光放长远，往大了看。
国家的事，他也放在心里。九一八事变那年，东北沦陷，消息传到贵州，他气得在课堂上拍桌子，公开抨击当权者不抵抗的做法。学生要上街游行，要表达愤怒，他没有拦着，反而站出来支持。在那个年代，一个当校长的敢这么说话，是要担风险的。可他没躲，他认准了理，觉得读书人不站出来，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说完了他的硬气，再来说说他身上那份让人鼻子发酸的节俭。做校长的人，在那个年头多少手里是有点权的，可刘敬常的账，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办学经费每一笔怎么花的，他都按规矩记好，一分钱也不往自己兜里拿。他自己过得是什么日子呢？一件长衫，穿了整整二十年，洗得发白，破了就打补丁。一双布鞋，鞋底磨穿了，他就自己缝。他不是没钱，是不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别人劝他添件衣裳，他摆摆手，说衣服能穿就行，孩子们念书的花销，一分也不能省。
最让人动容的，是抗美援朝那会儿。国家要支援前线，号召大家捐款捐物。刘敬常二话没说，把自己攒了多年的积蓄，一百多万元旧币，全掏了出来，又主动去认购公债。在那个年月，一百多万元旧币不是个小数目，够一个普通人家过好久的日子。
他眼睛都不眨就捐了。有人说他傻，他说，国家有难，我这把老骨头做不了别的，能出钱就出钱。一个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的老先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把家底都掏了出来，这份反差，放到今天看，依然让人心口发烫。
到了晚年，他做了一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全套《资治通鉴》，连同亲手整理的古汉语文字图表、英文文法研究的手稿，一样不留，全部无偿捐给了安顺师范学校。那些书和手稿，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宝贝。他说捐就捐了，理由很简单，这些书放在他屋里，只能他一个人看，捐给学校，就能有更多人用，能让更多学生受益。书是死的，知识是活的，好东西应该留给需要它的人。
他这辈子，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教育是立国之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要误人子弟。这几句话，听着朴素，却是他一生的注脚。他用几十年的讲台，把"不要误人子弟"这五个字，一笔一划写进了贵州的教育史。一九七四年，他在安顺病逝，走完了他七十四年的人生。
讲到这里，我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今天老爱讨论，什么叫成功？有人觉得是赚大钱，有人觉得是当大官，有人觉得是出大名。可看了刘敬常这一生，你大概会想，原来还有一种成功，是把自己活成一根蜡烛，照亮了别人，自己却甘愿一直站着。
他本可以活得轻松些、体面些、富足些，可他把这些都让了出去，换成了讲台上的一声声讲课，换成了学生作业本上一个一个改过的红批。他走了几十年，留下的不是房子，不是存款，不是名号，是无数从贵州山里走出去的学生，是那一代人对"先生"这个词最真切的记忆。
其实想想也挺讽刺。现在有些人，房子越换越大，车子越换越好，可心里头越来越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刘敬常那样的日子，放到今天，很多人大概一天都过不下去。可他偏偏过得踏实，过得充实，过得让后人提起他就肃然起敬。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他心里有一样东西，比钱、比房、比名都值钱，那就是他认定了"教育能改变人"这件事，而且他真信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
我们这代人，站在讲台上的、坐在讲台下的，教书的、被教的，其实都该停下来想想，刘敬常那个年代，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难，都有人愿意为教育搭上一辈子。今天条件好了这么多，我们又为身边的孩子、为这方水土的教育，做过点什么？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比如热爱，比如坚持，比如一个人甘愿为一件"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搭上自己的一生。
我常觉得，像刘敬常这样的人，不该被埋没在时间的灰堆里。他那一身补丁长衫、那一双自己缝的布鞋、那一摞捐出去的《资治通鉴》，讲出来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可这普通里，藏着一股子顶天立地的劲儿。
写到这里，很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师，或者这样的人？就是那种自己省吃俭用，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学生的；就是那种条件再苦，也咬着牙把教书这件事干到底的。如果有，欢迎在评论区讲讲他的故事，把这份敬意传递下去。也别忘了点个赞，让更多人看见这位穿破长衫、守了一辈子讲台的老校长。你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刘敬常"这样的人吗？评论区聊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