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中国像八十年代”,他回国十一天就收回了。
林兆丰,七十六岁,福建福清渔溪人,一九七九年出去的,先在香港扛了两年货柜,八一年到的加拿大,在温哥华东区开了二十八年洗衣店。店里那台老烘干机,比他儿子的岁数都大。他回国五回:九二年、〇五年、一五年,加上今年清明这回,一共四回落地。
那句话,是落地第三天说的。
那天亲戚在镇上的酒楼摆围,两桌。他坐主位,假牙拿上拿下地使,吃一口蚝烙,抿一口茶,茶杯里泡着他的假牙清洁片,蓝汪汪的。席间聊起加拿大,有人问他那边日子咋样,他摆摆手说就那样。然后他放下了筷子,说了那句:要我说,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当于加拿大八十年代。
两桌人都停了。他表弟的儿子,在镇上中学教书的阿斌,接了话:姑公,这话咋讲?
林兆丰掰着指头:八几年的温哥华,家家有房有车有冰箱洗衣机,你们这儿现在刚够上;论兜里的钱,还差着一截。阿斌说,那八几年的加拿大,有高铁吗?林兆丰说没有。有手机付钱吗?没有。有半小时送到家的外卖吗?也没有。阿斌笑:那咋比?
林兆丰不服气,说那些是方便,不是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看的是家家户户的年入、房子、养老、看病。这话一落,桌上没人接了。他妹妹林兆珍,八十一岁,把一筷子空心菜搁到他碗里:吃饭,菜要凉了。
那顿饭吃得没滋味。第二天,我——他叫我开车捎他,我是他远房侄孙,在县城跑网约车——被阿斌拜托,说老姑公的话你别跟他争,你带他走一圈,他自己会看。
我带他走了八天。
第一天,去福州,办港澳的证件顺带转转。他坚持要坐高铁——〇五年他回来那次坐的是大巴,一五年那次是侄子开的车。检票口他站在闸机前发怵,票是手机上的,他不会亮码,后头的人流从他俩肩膀边上淌过去。我替他弄的。上了车,他把老花镜架在鼻尖上,盯着窗外的时速表看——二百七十九。他掏出个本子记了一笔。我问记啥,他说记时速。八一年他从香港飞温哥华,飞机的时速表他都没看懂。
到了福州,麻烦来了。他兜里揣着一沓现金,五百加币换的人民币,可在街上,买瓶水都是扫码。他跟我说,八几年的温哥华,人人一张信用卡,刷得很顺;现在这里,人人一部手机,我这个岁数的,被剩下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恼,就是慢,买煎包排了三回队,回回卡在付款上,最后是旁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娃,替他扫的码。
那天晚上他在酒店给温哥华的儿子打视频,说的头一句就是:我今儿买三个煎包,用了三种付钱的方法,一种都没成。
第四天,回了渔溪。他妹妹兆珍家里坐了一屋子人。他妹妹的孙子在镇上的快递站上班,那天正好来送件,一车一车的包裹卸。林兆丰站在边上看了半天,问:镇上天天这么多?那孩子说,姑公,何止镇上,俺们村口的点,一天三百件,老人取药、年轻人取衣裳,都在那儿。他问,村里老人也会使手机?孩子说,会一半——一半自己买,一半喊孙辈代买,反正隔天就到。
林兆丰在本子上又记了一笔。他跟我说,八几年的温哥华,寄封信来回一个礼拜;买个大件,得自己开车去城里搬。这一点,他说他得认。
第六天,出了一档子事,把他的话搅得更碎了。
兆珍娘家的一个老亲,七十九岁,夜里摔了,股骨那儿裂了纹,送县医院。我跟着跑前跑后,林兆丰也去了,拄着他那根缠了胶布的拐杖,在缴费窗口和骨科走廊里来回走。他要看的是两样:住得上吗,报得了吗。
床当天住上了,手术排在第三天。报销那一栏,老家亲是城乡居民医保,报下来,自己掏的部分一万挂零。林兆丰拿着费用单看了很久,跟我说:这一条,比八几年的加拿大差。他那会儿在温哥华,看病是不要钱的,就是等——等半年是常事,他老板娘的膝盖,等到人走路都瘸了才排上。他说:他们那儿的难,难在等;这儿的难,难在掏。两种难,没法搁一个秤上。
第九天,我拉他去了趟海边,他出生的那个村子,如今一半人家起了四层楼,村道铺了柏油,路灯是太阳能的。他在村口的榕树下坐着,跟一群晒太阳的老人搭话。他问人家儿女在哪,一半说在外头,福清人在外头的,比在村里的多。他又问一个月养老金多少,几个老人报的数,从两百出头到四百多。林兆丰没说话,掏出本子记了,记完把本子合上,在手里掂了半天。
回来的车上他跟我说:后生,我那句话,错了一半。
他说,论村里这些老人的兜,别说八十年代,跟谁比都薄,这一半,我当初说中了。可是论路、论车、论买卖东西、论娃娃们过的日子——他说他九二年头一回回来,从福州到渔溪走了五个钟头,如今五十分钟;〇五年他妹妹家添了台彩电,全家当回事,如今娃娃的平板扔在沙发上没人收。他说这些,八几年的温哥华没有,就是今天的温哥华,也没有这么密。
第十一天,走之前那晚,又是那家酒楼,还是那两桌人。阿斌特意坐他边上,不知道是想看老头认错,还是想再抬一杠。
饭吃到一半,林兆丰让兆珍扶着站了起来。他说,我前几日说了一句话,说这边的生活水平像加拿大八十年代。他说,这话我说得糙,收回半句,留下半句。留下的半句是:乡里老人的兜、病床前头的账,还得往前赶;收回的半句是——他拿手比了个穿针的动作——后生们过的这个方便日子,针鼻儿那么小的空儿,隔着太平洋,我那边的孙辈都眼馋,他们点个外卖,等一个钟头还得给小费。
桌上笑开了。阿斌举杯要跟他碰,他摆手,说别忙,我还有一句。他坐回去,喝了一口汤,慢慢说:我在外头四十七年,头三回回来,看的是房子高了多少;这一回回来,我看明白一件事——生活水平这四个字,拿年份比,比不出个数。你家有冰箱,是水平;你半夜犯了病,救护车多久到,也是水平;你兜里的钱经不经得住一场病,还是水平。这几样,哪一样都作数,哪一样都不能替别样作数。
散席的时候,他把那个记满了笔记的本子塞给了我,说后生,你替我收着,下回我回来,接着记。
他那个本子我翻过。头一页写的是高铁时速,末一页写的是村口老人们报的养老金数目,中间夹着一张县医院的缴费单复印件。三个数隔得远远的,谁也不挨着谁。
日子这东西,隔着海比,比不出高低;只有过的人,才知道哪头热、哪头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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