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的药店当店员，一个月三千八。出事那天早上我上早班，七点刚过，我刚把冰箱温度登记本填完，柜台底下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座机号。
对面开口就问：“你是林晖什么人？”我说他妹妹。对面停了两秒，说：“林晖今天早上走了，你尽快过来一趟。”我问什么叫走了，去哪儿了。
对面说：“人已经不在了，具体情况你来了再说。”挂了电话，收款机的屏幕上是七点十二分。我扶着柜台站了一会儿，店长从仓库出来，看见我的脸色，把登记本从我手里抽走：“你去吧，这儿有我。”
我哥比我大四岁，开大车的，前年出了事故，判了三年，到这个月还剩十一个月。监狱在两百公里外，我每个月坐长途车去见他一回。
我给叔叔打电话，他接起来第一句是：“我们也接到电话了，你妈这边我来安排。”我再拨我妈的手机，还是叔叔接的，我妈在边上哭，哭得接不上话。店长给我批了假。八点四十的长途车，下午一点多到。
认领间里冷柜拉开，我腿一软，叔叔在后面架了我一把。我哥躺在里面，脸白，嘴角有一道干住的血痂，左手手背上鼓着两个针眼，周围青了一片。
上个月会见，他隔着玻璃跟我说，最近夜里老是憋醒，得坐一会儿才缓过来，让我别告诉妈。我劝他跟狱医说说，他说说了，药吃着呢。才一个月。
出来以后，监狱来的人递给我们一沓复印件。他姓涂，名片上印着狱政科的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上写，林晖，死亡时间当日九时四十分。
病历复印件上写，七时五十分，林晖突发胸闷胸痛，值班工作人员组织救治，送监区医务室，后送医院，九时四十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半天，掏出手机，把早上的通话记录翻给他看。七点十二分。我说：“涂同志，你们七点十二分就打电话告诉我人没了，他怎么会九点四十才死？”
涂同志把手机推回来：“小林，我们值班的同志刚交接，情况没摸清，话说得不准，实际那个是病危通知。”我说：“病危通知会说人已经不在了？”
他说：“电话里的事说不清，以书面为准。”我问能不能看原件，他说原件在监狱，按规定给复印件。我问监区不是有全程录像吗，调出来就知道几点。
他说：“到时候给你答复。”我妈在旁边拽我袖子，手劲大得我胳膊生疼：“霁霁，先签字，先把人弄回来，别的以后再说。”我问签什么字，她从布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摊开，是份补偿协议。
一次性补偿二十二万元，签字后半个月内打款，家属同意尽快火化，火化后就死亡及处理事宜不再提出异议。落款处空着三个签名，我妈的，我的，还有一栏写着其他近亲属。
晚上在招待所，叔叔把我哥前妻陈露也叫了过来。陈露带着一诺住在我们县里，一诺上职高，这学期学费还欠着。协议摊在我妈床头。
叔叔先开口：“霁霁，叔把话说在前头，人在人家那儿没的，你去闹，能把人闹活吗？二十二是白纸黑字。”陈露低着头剥橘子，剥了一半说：“钱要是下来，先给一诺把学费补上，学校催了两回了。”
我妈说：“就是这个意思。一诺一年八千多，我七十的人，两千二退休金，够干什么。”
我说：“我不签。”屋里一下子静了。我妈说：“你说什么？”我说：“妈，他七点十二分就没的，证明上写九点四十，病历上写七点五十才开始胸口疼。人到底几点走的，总得有个准数。”
叔叔把烟掐了：“几点走的有什么要紧，人还能活过来？”我说：“要紧。”我妈一巴掌拍在床上：“你要折腾你去折腾，别拉上我。”她起身进了卫生间，门摔得山响。陈露把剥好的橘子搁在桌上，带着一诺走了，出门前站了一下，没说话。
夜里我一个人住另一间，一晚八十。我把复印件全拍了照，又把通话记录截了图，七点十二分，通话五十八秒。我翻来覆去就想一件事，纸上的东西可以后补，早上那个电话是当场打的，对面那个声音报丧的时候，可能就是照着实际情况说的。
再加上嘴角那道血痂，手背上那两个针眼。我说不清这些在道理上算什么，我就是觉得不能这么烧了。烧了，什么都对不上了。
我在手机上查到后半夜。服刑人员在里面没了的，家属对死因有异议，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由检察院依法处理。我拿笔在招待所的信纸上列了几条，第二天一早去楼下文印店打出来，又把复印件印了一份。三十四岁，我头一回走进检察院的大门。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检察官，姓沈。我把材料放在桌上，他问得很细。电话几点来的，谁接的，通话记录还在不在。遗体看了没有，跟平时比有什么不一样。
上一回会见是什么时候，他身体怎么样。我把知道的都说了，包括他夜里憋醒的事。他记了几页，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记录在案。家属对死因有异议，可以向检察院提出，这是你的权利。我们会跟监狱联系，遗体先保留，病历、全程录像、巡查记录，让他们都交过来。要是查明属于非正常死亡，检察院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死因作出鉴定。”
我问：“要多久？”他说：“这个说不好，鉴定要走程序。我也不跟你打包票，结果出来，可能跟你现在想的不一样。但是遗体，我们先给你保住。”他让我在材料回执上签了字，复印一份给我：“有了进展会通知你。”
第五天，涂同志来电话，说遗体暂缓火化，让家属安心等。我妈在招待所熬到第四天，头昏，叔叔打电话说在对面诊所量了血压，高压一百七十多。
我跟店长又请了假赶过去，陪了一晚。我妈躺在床上背对着我：“你哥没了，你连让他入土都做不到。”我说：“妈，等我拿到鉴定。”她没接话。第二天她跟叔叔回了县里，走的时候没提协议，也没提我。
过了十来天，检察院通知尸表检验，家属可以到场。我打电话问我妈去不去，她说：“我不去，我看不得那个人。”我一个人去的。检验室在殡仪馆后面，来的是鉴定机构的人，姓于，四十来岁，话不多。
他们拍照、测量、记录。于法医抬起我哥的左手，对着灯看那两个针眼，问：“他平时有什么病？”我说：“高血压，别的没听说。”又问抽烟吗，我说抽，家里一直不让他抽。
她低头写，写到嘴角的时候停了很久，让人拍了特写。中午监狱的人抱来一摞材料，检察院的人当面清点、装袋、贴封条。我在旁边坐着，内容没让我看，我就记住了封条上的日期。
又过了半个多月，检察院通知去听鉴定意见。我妈从县里过来，跟我坐一边，对面是监狱来的两个同志，角落里坐着记录员。沈检察官先念委托事项，再念鉴定意见。我妈的手一直在抖，我攥着，她也没停。
鉴定意见说，林晖符合急性心肌梗死死亡，死亡时间推断为当日五时三十分至六时三十分之间。监区巡查记录显示，六时四十分值班人员已发现林晖状态异常。
病历记载的七时五十分突发胸闷胸痛，与巡查记录、送医时间存在矛盾，倾向事后补写，发现和送医存在延误。念完，沈检察官把意见书推过来让我们看。
我在心里把时间过了一遍，五点半到六点半，早上电话是七点十二分打的，对面那个声音跟我说人没了的时候，我哥已经走了快一个钟头。纸上的九点四十，比他闭眼晚了三个多钟头。
监狱来的一个同志站起来：“对鉴定反映的问题，监狱诚恳接受，原补偿协议作废撤回，后续依法依规处理。”我妈一直没出声，这时候抬起头：“同志，我儿子是冤还是不冤？”
屋里静了一下。沈检察官说：“阿姨，目前没有发现人为伤害的情形。他是什么时候没的，中间耽误了哪些环节，相关核查不会停。您要是有疑问，随时可以来检察院反映。”我妈点点头，又摇摇头，眼泪砸在桌面上。
散的时候，沈检察官把鉴定意见的复印件给我：“这份你收好。相关核查还在继续，鉴定意见只回答死因和时间，责任怎么认，后面依法走。有了进展我通知你。”
我点点头，把那几页纸折好，放进包最里层。包里还有两盒降压药，是我早上出门前塞的，我妈的。
第二天上午，还是我那间八十块的房。监狱的人送来两份材料，一份是撤回原补偿协议的回执，一份是征求家属意见的文书，问是否同意暂缓火化，等相关核查结束后再作处理。
我妈戴上老花镜，让我念给她听。我念完，她接过笔，在意见书下面签了名，又在回执上按手印，按得很重，红印泥漫出去一圈。按完她说：“先别火化，遗体先存着。等人家查完了，再讲火化和下葬的事。”
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坐在床沿上忽然问：“那二十二万呢？”我张了张嘴。她摆摆手：“不用你答，我知道这钱往后没数了。一诺那头，我拿退休金先顶。”
我说：“妈，我也出。”她没接这个话，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我说不准她心里还怨不怨我，她只是不再拦我了。
回县城以后，药店的班照上。鉴定出来以后，遗体还停在殡仪馆，没有火化。暂存证明和那份鉴定意见的复印件一起，压在我枕头底下。
十一月底，检察院来过一次电话，让我补一份当天接电话经过的书面说明，我写好寄了过去。一诺的学费，年底绩效发了，我先给他垫上。
周末陪我妈去复查，血压降下来一些，医生说药不能断。从医院出来，我妈在台阶上站住，忽然说：“下回你去检察院，把我带上。”我说：“好。”
她应了一声，先下了台阶，在门口卖烤红薯的摊子前站住，买了两个，塞给我一个：“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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