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温家宝》词条;人民日报《温家宝从政往事》;光明网·文摘报《温家宝进京》;中国新闻网《青年温家宝的地质往事》;中新网、央广网、北京日报客户端、青岛新闻网对《温家宝地质笔记》的报道;美国之音对学者李成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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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初,温家宝接到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到地质矿产部,担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通知上的字不多,意思很清楚。
消息是在电话里听到的。
多年以后,他还能记起那阵子接到通知前后的情景。
那一纸通知,像一把钥匙,轻轻转动了一下,就把他从西北的机关大院,引向了一座他从未想象过的京城大楼。
可他并没有急着去报到,手里还有没干完的活。
接下来的日程排得很满。
11月8日,他动身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12月4日返回北京,正式报到上班。
一头是西北的黄土和戈壁,一头是北京的机关大楼。
他中间先在陕西跑了近一个月,才回到北京。
一个即将告别西北的人,离开前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装,而是往另一个省的基层跑。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是哪种人:越是到要告别的时候,越想把眼前该做的事做扎实。
陕西那近一个月,他蹲在基层,看技术进步、看生产环节、看一个地质部门在改革开放初年到底缺什么、该补什么。
等到回京报到时,脑子里装的已经不只是旧部那点事,而是整个行业的新课题。
那年他40岁。
在西北山沟里待了十四年,1982年他才由甘肃调入北京。
十四年,一个人从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变成中年人,办公桌从帐篷里的行军箱换成了省城机关里的写字台,如今又要换成北京的。
人到中年,正是一个人的经验和精力都到了顶峰的年纪。
十四年的大漠、雪山、骆驼和铅笔,把他从一个刚出校门的研究生,磨成了一个懂地质、懂基层、也懂人的干部。
他带着这些进京,心里既清楚自己带着什么来,也清楚自己还缺什么。
多年以后,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的。
这句话,是他给自己那段半生漂泊留下的注脚。
一个在简历上平淡无奇的人,怎么就从祁连山脚下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为什么偏偏是他? 选拔他的人,又凭的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拔? 是谁在山沟里看见了他?
民间一直有个说法,说有位老同志一句话,就把他从祁连山脚下请进了北京。
这句话是哪一句? 说话的人又是谁?
把这个问题问到底,就得先知道,这个“小人物”当年在山沟里,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
咱们把时间拨回去,从头慢慢说。
【一】天津来的学生,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
先交代一下他是谁。
温家宝,1942年9月出生在天津。
1954年到1960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南开中学是天津的老牌中学,读完六年,他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
这所学院后来改名叫中国地质大学。
天津是个临海的城市,早年是北方最大的口岸之一,市井热闹,风气也开明。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父亲靠教书和文字工作为生,家里谈不上富足,却供得起孩子读书。
在南开中学的六年,正是他世界观、价值观成型的年纪。
这所由张伯苓等人创办的学校里,最不缺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严格的学风,一样是“允公允能”的校训。
他在那里学会了做学问要先做人,也养成了一辈子爱读书、记笔记的习惯。
1960年到1965年,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学的是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
这个专业听着玄,说白了就两件事:一件是“测量”,把一片地方地表上都有什么岩石、岩层怎么摆,老老实实画到图上;另一件是“找矿”,顺着岩石的脾气,找出地底下藏着的矿。
前一件靠腿,后一件靠眼,两件都离不开一把地质锤。
测量靠的是两条腿,一天几十里地,翻山越岭是家常便饭; 找矿靠的是一双眼睛和一点直觉,同样的岩石,别人看过去是灰扑扑的一片,内行却能看出它的来路和去处。
这套功夫不是书本里能教出来的,得靠一座山一座山地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敲。
他后来能在西北立住脚,靠的正是这几年打下的底子。
这几年读书的日子,他自己留下过一句话。
他的地质笔记里有一篇回忆文章,标题就交代了一件事:入学才几个月,他就查出了浸润性肺结核。
这个病,后来在野外还要再提起一回。
查出病来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
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肺结核是要长期调养的慢性病。
对一个立志搞野外地质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当头一棒——地质这行,靠的就是一副好身板,高原上的风雪和缺氧,最考验的也是身体。
可他没有被这一棒打趴下。
他一边治,一边照常上课、读书、野外实习,把病硬是压了下去。
这段与疾病较量的经历,后来成为他在祁连山深处扛住肺病反复发作的底气。
病归病,书照读。
1965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起,他转入地质构造专业读研究生,1965年到1968年读了三年。
地质构造研究什么呢? 研究的是地壳里的岩层怎么弯、怎么断、怎么挤在一起。
你要是见过山里那种像千层饼被人拧过一把的岩壁,那就是它的研究对象。
学这个专业的人,到了野外,眼睛看的是一座山,脑子里想的是这座山是怎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如果说地质测量是“看”,那么地质构造就是“想”。
前者回答“这里有什么”,后者回答“这里为什么会这样”。
他研究生阶段换到这个专业,等于从“会画图”升级到了“能看懂山的来龙去脉”。
这三年,把他从一个会干活的技术员,往一个能判断、能综合的研究型人才的路上推了一把。
他是1967年9月参加工作的。
读书和工作的时间有一点交叠,那几年的安排就是这样。
1968年春节刚过,他去了甘肃。
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来了一位穿蓝色卡其队服、身形清瘦的年轻人。
队里的人互相打听,听来的消息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还是个党员”。
在那个年月,一个研究生分到野外队里,是件让人多看两眼的事。
那个年代研究生本就稀少,绝大多数人读完本科就奔赴各条战线,能被称作“研究生”的,往往都留在学校或机关。
可他偏偏一头扎进了最苦的野外。
队员们第一眼见他,都看不出这个清瘦的青年能在这荒山里待多久。
谁也没料到,这一待,就是十几年。
“区测队”这个名字,得解释一下。
区测是区域地质调查的简称,干的活是把一大片地区的地质情况摸清楚,画成一张张标准的地质图。
图有比例尺。
比如常说的“1∶20万”,意思是图上的1厘米,对应实地2公里。
一张图覆盖的地方不小,要画满它,得有人一座山一座山地爬过去。
酒泉在河西走廊的西头,往南是祁连山,往北是北山。
他后来长期在祁连山和北山地区做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的区域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这个范围有多大? 拿地图一摊,几乎是半个西北。
河西走廊西端,自古就是荒凉之地,汉唐的戍卒和驼队从这里走向西域,如今换成了一队队背地质包的人。
祁连山终年积雪,北山则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两座山夹着的,是风沙、缺水和看不见尽头的路。
他就在这片天地间,把自己钉了十几年。
这一年,他25岁,刚从首都的校园出来,面前是大漠、雪山和一支以帐篷为家的队伍。
【二】帐篷、骆驼和一本又一本笔记
野外队的生活,说起来全是细碎的事:翻山、扎营、取样、画图、写记录。
每一件都不起眼,攒起来就是一张地质图。
先看看他的工具。
他在野外用过的东西有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和水壶。
地质锤敲岩石,罗盘量岩层产状,放大镜看矿物颗粒,计算尺算数据,水壶装的是命。
这几样东西,今天的年轻地质人看了,大概跟看老式座钟差不多,但在当年,这就是全部家当。
地质锤是用来敲的,一块看着平平无奇的石头,敲开断面,内里的颜色和纹理才露出来; 罗盘是用来定位的,在看不到参照物的旷野里,它是唯一的指南; 放大镜则把一块石头放大成一个小小的世界,矿物的颗粒、裂纹、光泽,全凭这一寸见方的镜片来分辨。
至于水壶,那是戈壁滩上最金贵的东西——人三天不吃东西还能撑,一天不喝水就不行了。
这几样东西加起来不过几斤重,却是一个地质人行走荒原的全部依赖。
再看他第一次出野外的经历。
队里的马海山回忆,温家宝跟着他第一次出野外时就碰上了险情: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遇到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
水一点点往上涨,一些队员还是不愿意搬,觉得水不会涨到营地。
马海山正焦急的时候,温家宝和他一起做队员的工作,劝大家搬家。
一个刚进队的新人,第一次出野外就遇到这样的场面。
水看着还远,天黑之后谁也说不准会涨到哪里。
队员们里有经验的老手都觉得没事,可洪水这东西,最怕的就是“觉得没事”。
温家宝没有跟着大家一样干等,而是帮着马海山一个个去说服大家。
他讲道理,也讲实际,最后队伍在天黑前撤到了高处。
那一夜洪水果然淹了营地。
这个刚来的年轻人,用一场险情,让队里的老同志记住了他的名字。
还有一回在祁连山北坡。
突然大风呼啸而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温家宝马上敲击水壶,招呼大家蹲在骆驼旁躲避沙暴。
水壶被当成了铃铛,骆驼被当成了挡风墙。
野外的东西,一物多用是常事。
沙暴说来就来,几秒钟就能让人睁不开眼、辨不清方向。
他听见风声,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起来,而是敲响水壶,用那点金属的脆响把队员们聚拢到骆驼身边。
骆驼身量高、肉厚,蹲在它们背风的一侧,能挡下大半的沙石。
那一回,几十个人靠着几匹骆驼和一串敲击声,熬过了一场能要人命的沙暴。
事后有人问他怎么想到敲水壶,他说,紧急时候,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
下面这一段,是他自己的日记。
1970年5月27日,他在日记里写道,25日傍晚到了二指哈拉大坂下,山沟被修路的碎石堆满,骆驼队过不去,在天黑前,他们抢修了道路。
当晚支起帐篷,睡的是地铺。
第二天天不亮就起身,八点钟前把驮子打好,用了4个小时翻过了二指哈拉大坂。
驮子,就是绑在骆驼背上的行李。
把几百斤的东西码得稳稳当当,路上不散不掉,也是个技术活。
一块地方放得偏了,驮子就会歪,走一路掉一路。
他学这个,学的不是书本上的学问,是跟骆驼和老队员学出来的手感。
天还没亮就起,八点前打好驮子,这四个小时的背后,是无数个摸黑捆绳、反复调整的清晨。
翻过大坂,队伍在蛇眼沟安了基站。
基站附近没水,在一里多外有两个积水坑,他们就用肩挑水,又在近处挖坑储水。
基站附近没柴烧,他们一个晚上捡了200多斤牛粪,把烧柴的问题解决了。
牛粪晒干了是能烧的,在高原上也算一种“就地取材”。
这一晚的活,拿今天的话说,是后勤保障加体力活,没有一样跟地质直接相关,却是队伍能继续往山里走的前提。
一里多地挑水,近处挖坑储水,一个晚上弯腰捡两百多斤牛粪——这些数字写进日记里轻飘飘的,只有真在高原上干过的人,才知道每一斤都沉。
他没有抱怨,反而把这些记成了队伍生存的日常。
这次挑水之后,他的身体出了状况。
日记里写,近两天劳累过度,特别是几次到一里外挑水,肺部有些不适,痰明显增多,身体常感疲乏,怀疑肺病又犯了。
当年在学校得的那个病,又在野外冒了头。
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缺医少药的野外,肺病复发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可他没退,也没有声张,只是在日记里平静地记下自己的症状,然后给自己定了规矩。
他在日记里给自己写了几句话。
其中一句是:“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
然后第二天,照样赶路。
这句话,说得很重,也很实在。
它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喊的口号,而是一个知道自己身体在亮红灯、却仍选择第二天继续赶路的人,在深夜烛光下对自己的嘱咐。
他把它写在纸上,也记在心里。
往后的几十年,这句话始终是他处事的底色。
野外的日子,也不全是辛苦,里头有一些让人莞尔的细节。
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里,他记了一个野外的星期天:大伙儿都想睡懒觉,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打到12点,只有他一个人在烛光下坐着,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到那时才睡。
八个人两桌牌,一支蜡烛一本书,一个帐篷里的两种活法,泾渭分明,也互不打扰。
他不是不跟大家亲近,只是他有自己的节奏。
牌桌上的喧闹和烛光下的安静,在那顶帐篷里并不冲突——有人用打牌消解一天的疲惫,他用读书安顿自己的内心。
这大约就是一个人能把野外十几年的寂寞,过成一种养分的原因。
同一时期的日记里,还有关于体能的记录。
他很重视早锻炼,五点半起床跑步。
高原上早上五点半,天刚蒙蒙亮,空气稀薄,跑几步都喘。
能把这件事坚持下来,也算一个习惯。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要靠规律的生活来托底。
五点半,高原的天还没亮透,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步都沉。
可他把跑步当作一件必做的事,一天不落地坚持。
这个习惯背后,是一种可怕的自我约束力——在无人监督的荒原上,对自己从不放松。
野外的生活到1974年有了一个节点。
1974年夏天,六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结束,温家宝负责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矿产部分)》。
这份报告的编写地点是肃南县的红山林场。
1974年7月,他在红山林场编写报告时留下了一张照片。
六年的野外数据,要在林场的房间里一条一条整理成文,再配上图。
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祁连山脉1∶20万区调图,就是在他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那个年代的人,写报告用的是钢笔和稿纸,算数据靠计算尺,画图靠铅笔、直尺和一遍遍的描。
一张图画成,往往以月为单位。
六年攒下来的野外记录、剖面图、标本和测点,要在这张图上拼成一张完整的山河底片,考的是耐心,更是对整片祁连山的了然于胸。
一张使用至今的地质图,凝结着他六年的青春时光。
另外,在区测队里,他还两次放弃了工资提级的机会。
这一点,在队里是出了名的,一并记在这里。
那个年代,工资提一级,意味着每个月的收入实实在在多一块。
他两次把机会让出去,没有张扬,也不解释,只是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对的事。
这件事在队里传开,反倒让更多人高看他一眼——一个能舍的人,往往才是一个能扛的人。
到这里,1974年的故事讲完了一半。
接下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野外的活干完了一轮,他开始往队里的管理岗位上走。
【三】从帐篷到办公桌,再到省城机关
1974年以后,他在队里的角色逐步变了。
从履历上看,他先后做过队里的政治工作,1968年到1978年,他在地质力学队做过技术员、政治干事,后来还负责过队里政治处的工作。
到了1978年,大环境有了变化。
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他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
这几个词,后来被简称为干部“四化”。
所谓“四化”,是那个转折年代对干部队伍的一场“换血”。
十年动荡之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机关里最缺的就是懂专业、有文化、肯干事的年轻人。
这张方针对温家宝这样的人来说,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尺子:他是老党员,靠得住;他年轻,能冲;他有研究生学历,知识扎实;他干了十年野外,专业过硬。
四条,条条对得上。
具体时间是1978年12月。
这一个月,他担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的副队长,分工主持队里的生产工作,开始逐步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
这支队伍原名区测二队,后来改叫地质力学队,说的是同一支队伍。
此时他36岁,已经在野外一线、地质队岗位上工作整整十年。
十年里,他在甘肃的山野里找矿,研究生学历,完全符合“四化”的要求。
一个天天跟石头和地图打交道的人,忽然要开始管人、管生产、管计划,这是他从“干活的”变成“管事的”的第一步。
这一步,他迈得并不轻松,却迈得很稳。
副队长这个新位置,他坐得怎么样,有一个很具体的数字。
1979年6月21日,队里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队党委,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党委委员。
这时候他刚做了半年的副队长,就被同事们投出了最高票。
投票是不记名的,数字摆在那儿。
不记名投票最能反映人心——台下的人没有顾虑,投出去的每一票,都是对这个干了十年野外、又肯把提级机会让出去的人的真话。
半年时间,能让一支老队伍的党员们投出最高票,靠的不是手腕,是人品和实绩。
这个消息,传到了省局。
省地质局的马万里和沙仑,先后两次到酒泉去,考察他的情况。
局里的人专程跑一趟酒泉,当年的交通可不如今天,从兰州到酒泉,路途遥远。
从兰州到酒泉,要走漫长的河西走廊,一路是戈壁和风沙,坐车得颠簸好几天。
省局的人专程跑这一趟,足见上面对他这匹“马”的看重。
考察,从来不是看材料,是去实地看人、听口碑、翻他这些年干过的活。
两次跑酒泉,说明第一趟考察回来,局里并没有马上拍板,而是再去核实了一遍。
考察完,决定下来了。
1979年9月,省地质局党组决定,并报甘肃省委批准,调他到省地质局地矿处,主持全处工作。
工作地点,从酒泉搬到了兰州。
野外的日子到这里画上了句号。
从1968年春到1979年秋,他前后在野外和队里一共待了十一年多,定在了祁连山和北山一带。
这十一年,是纯野外和酒泉队的阶段; 从1968到1982调京,合计十四年西北工作经历,后续在京地矿部任职的三年一并算入,构成十七年完整地质系统生涯。
十一年多的野外生涯,到此告一段落。
离开酒泉那天,他把用了多年的地质锤、罗盘收进箱底,带走的还有几十本写满的笔记。
那些笔记,是他用双脚和笔换来的西北山河的“底账”,也是他此后几十年随手可查的资历与底气。
调到机关,不等于跟专业说再见。
1979年,还有两件事值得提。
第一件是一篇论文。
那一年,甘肃省地质局召开铬铁矿找矿动员会,他发表了一篇《从祁连山超基性岩特征认识建造与改造的关系》,文中提到奥菲奥岩,指出它在祁连山是存在的。
听会的赵生贵回忆,那是他第一次见温家宝,读完这篇论文,对他很钦佩。
奥菲奥岩,是一类跟古海洋地壳有关的岩石组合,在地质学上是个重要的“标志物”。
它在祁连山有没有,对理解这片山脉的形成方式很有分量。
这篇论文,不是书斋里的空谈,是他十几年野外观察的沉淀——别人只在祁连山里看过石头,他却在石头上看到了这片山脉亿万年前的来路。
能在一场动员会上讲出这样的判断,说明他即便进了机关,眼睛也还盯在山上。
第二件是一次会议。
1979年,他在大连参加了全国1∶5万区域地质调查会议,留下了一张合影。
1∶5万的图比1∶20万精细四倍,意味着要走的路更多,画的线更密。
从机关的角度看,地质局是什么单位呢? 它管着全省的地质勘查工作:哪里要查,派哪支队伍去,经费怎么拨,职工怎么安排,都在这里。
队里的事是“一座山”,局里的事是“一省的山”。
他站在这个位置上,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决策下来,几十支队伍、上千名职工,都要跟着动。
1981年3月,地质部任命他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这一纸任命,要由北京的地质部来下,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已经递到了部里的案头。
局里的日常琐事,他也留了记录。
2004年,孙矿生看到了几本他当副局长时的管理笔记,里面记着局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职工子女教育、离退休干部安置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这几件事,每一件都不算“专业”,却是一个省级地质局日常最绕不开的话题。
知识分子的待遇怎么落实,老同志退下来怎么安排,职工的孩子读书怎么办,都得有人一条条去理。
他能把这些琐事一笔笔记下来、一条条处理掉,说明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干大事的人”就可以绕过这些小事。
正是这些被很多人忽略的细碎,让一个干部真正长在了队伍里。
说到这里,有一个背景必须交代,因为它和后面的故事连在了一起。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谈到干部队伍要年轻化。
这个思路,在各个部门都有落实,地质系统也不例外。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
管理体制一变,地质部和各省地质局之间的联系更紧了。
部里想看看各省局的人是什么样,也有了更直接的路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地矿部的主要领导开始在全国地质系统走访、考察中青年后备干部。
这位领导选人有一套独特方式,不爱坐在办公室翻阅书面材料,更习惯奔赴一线现场识人。
这位甘肃地质局新提拔的副局长,就此进入了考察名单。
【四】名字先到了,人还没见着
故事在这里有个小曲折。
据一篇回顾文章的说法,1980年10月底,这位地矿部负责人到甘肃省地质局调研,温家宝当时正在天津开会,没能见上面。
这位领导没有见到本人,却在和局、队干部的交谈之中,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名字先到了,人没见着。
那一次擦肩而过,现在看来,几乎像是命运故意留的一个悬念。
这位领导走进甘肃省地质局的时候,没见到那个想见的人,却从局里、队里听到了一大堆关于这个人的话:有人说他野外干了十几年,祁连山的每一道沟都跑遍了;有人说他当副队长半年就被选成党委委员;还有人说他把提级的机会让了两回。
一个人不在场,名声却先替他到了。
这位领导记住了这个名字,也存了一个悬念——这个没见着的人,到底怎么样?
真正的第一次见面,要等到下一年。
温家宝自己写过:他与这位领导是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的。
那是这位领导亲自带队的一次流动调研,参加的是几个省局新提上来的年轻人。
流动调研是怎么个调研法? 一行人在路上要走几十天,每天看什么、听什么、谈什么,全是现场的事。
这位领导到底留意了什么? 温家宝又是怎么答的?
网上流传着一个版本:说这位领导到甘肃时,局里的头头们不熟悉具体情况,就让温家宝去接待。
接待完了,这位领导回到北京,撂下一句评语,用的是三个字,“活地图”。
三个字是不是真的出自这位领导之口? 又是在什么场合说的?
这位领导回到北京之后,有没有想过直接让他当副部长? 为什么最终给他安排的却是一个研究室的位置?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进了北京之后,部里上上下下还要为他做一次投票。
那次投票,翻出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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