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之梅：一个穿越时代的女性和她的世界》，西蒙·帕特纳著，周玮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336页，65.00元
提及日本幕末至明治维新的这一历史转型期，人们在主流叙事中往往首先看到的，是政权更迭的波澜壮阔、倒幕志士的慷慨悲歌，以及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艰难开端”。权力博弈、军事冲突与制度变革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书写的核心框架。然而女性，尤其是身处封建秩序核心边缘的武家女性，往往只是被处理为一种隐身的“背景”。作为具体个体的经验与实践，她们长期游离在宏大叙事的视野之外。这种叙事上的失衡，不仅遮蔽了女性在时代剧烈变动中的真实处境，也使“性别”这一社会维度，长期沦为理解自幕末至明治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块“盲区”。
正是在这一学术语境下，202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幕末之梅：一个穿越时代的女性和她的世界》（Koume’s World：The Life and Work of a Samurai Woman Before an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范本。
作者西蒙·帕特纳（Simon Partner）素以还原动荡年代个体生活图景见长。在其二十余年的研究生涯中，曾多次通过农民、商人、妇人等群体的“个体经历”解读转型期的日本社会。这一次，他延续这种“微观”考察的研究路径，将研究焦点对准一位平凡却极具代表性的近世武家女性——川合小梅（1804—1889），通过对其私人日记的细致梳理与深度阐释，为读者重构了一个充满时代张力的微观历史场域。
《川合小梅像》，原图为杂贺纪光绘制。此图片摘自《小梅日记相关历史景点导览图》（《小梅日记》阅读会制作）。
川合小梅的一生，除了身为和歌山城下町武士家庭的妻子、母亲与祖母，还同时兼具“艺术家”身份。在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她通过日记，详尽记录了川合家的日常生活与家族变迁。通过她的文字，我们得以窥见下级武士家庭如何跨越幕末到明治的社会动荡，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夹缝中实现生存延续。
对“小梅日记”的学术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小梅的曾孙志贺裕春在仓库中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文书史料。后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者村田静子的帮助下，这些饱含生活质感的原始记录正式进入学术视野。1974年至1976年间，日本平凡社分三卷刊行《小梅日记》。这一史料的问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近半个世纪的相关研究，皆以此为文本基础。小梅日记详尽记载了下级武士家庭所见，幕末至明治时期的多元生活细节：从家政管理、饮食起居到自然灾害应对、环境变迁记录等，这份私人书写因而具有了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
此后，随着欧美学界对《小梅日记》的持续关注，性别视角才逐渐，并且较为系统地被纳入相关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本书作者西蒙·帕特纳的研究便是典型代表。这部以私人日记为核心文本的著作，绝非简单地还原女性个人的生活，而是借由小梅的日常书写，探讨武家女性在性别规范与社会变革约束下施展的生存策略，可谓一部聚焦女性身体实践、劳动价值与生存智慧的典型性别史研究著作。
家庭中的身体：打破“内外”之别的家庭政治实践
正如福泽谕吉所言：“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在江户时代的性别秩序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始终与家庭身份深度绑定。吉田百合子在《近世的家庭与女性》（近世の家と女性）中亦精准概括了这一时期的性别分工：“在武士家庭中，丈夫是收入的来源……妻子的职责是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男性负责与外界联系的‘表’，女性负责内宅的‘里’，不得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然而，当时普遍存在的“婿养子”制度，却为女性的人生轨迹提供了突破传统框架的可能性——通过令他族男性与本家女儿成婚并指定为继承人，使女婿最终承袭家主之位。这一制度在武士家庭中，多被用来巩固势力，通过强化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结来织密权力网络；而在平民家庭，则往往借此收养技艺出众的学徒或助手，以维持乃至扩展家族的生计基础。作为“婿养子”的妻子，其通常在家庭生活中拥有更高的权威，地位往往优于那些嫁入夫家的女性，亦在家族大小事务中握有一定的决策权。
川合家家谱，摘自《小梅日记 3》（平凡社出版）第287页。
川合家素有“婿养子”制度的传统，小梅的父亲便是一位婿养子。相较于其他女性出嫁后必须经历的身份断裂与环境适配，小梅的人生展现出罕见的连续性。1819年，年仅十五岁的小梅与青梅竹马的“儒生”梅本豹藏的婚事便被提上议程。豹藏入赘川合家，固然有其家族地位低微、寻求庇护的考量，但从小梅写给豹藏的情诗中不难窥见二人已在婚前缔结了深厚的情谊。豹藏的入赘，不仅意味着他将继承川合家世代经营的藩校。更为关键的是，这使得小梅得以留在娘家，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无须离弃。
在这座自幼生长的宅邸中，她绝非小心翼翼的客居者，而是拥有绝对优势的主人。这种身份的确定性，使她在应对家庭事务与社会关系时，始终保有“主场作战”的松弛感与权威感。“婿养子”惯例赋予的这份制度红利，为她日后超越家庭琐碎、在艺术生产与社会活动中展现主导者的自信与从容，奠定了坚实基础。
1871年豹藏去世后，川合家交由儿子接管，儿媳鹿乃接手了家中大小事务。为维系家中生计，全家人都需要共同贴补家用，小梅自然也不例外。即便身体日渐衰老，她仍坚持走访旧友、交换礼品、参与诗歌集会、为他人调解纠纷，维系着一张跨越阶层、覆盖亲友与同好的社交网络。这些互动不是单纯的晚年消遣，而是以“情感劳动”为核心的跨代际照护实践。小梅日记中详细记载了那些有关她的社交事件——她发挥余热，成了两名女孩的家庭教师，还通过儿媳鹿乃的姐夫获得了水野家幼女阿贞的家教职位。在此过程中，小梅不仅承担教授之任，还需承担起陪伴与消遣之责。即使日后失去了水野家的工作，她也依然继续辅导儿子的学生，或教他们读写，或教他们绘画，一边为家族生计分忧，一边也维系着某种“文化传承”的纽带。
帕特纳从小梅日记中还原出一位武士之妻的责任范畴。除照料家庭成员、调度仆从和帮工、协调亲属关系之外，她所处的社会地位、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与丈夫之间的亲密无间，更推动着她主动向家庭之外的世界拓展与探索。她的管理范围早已突破“家庭”的物理边界，延伸至兼具私域与公域属性的多元领域。财务上，她精算家庭收支、详记借贷往来，频繁通过衣物的典当与赎回灵活调节现金流；产业上，她统筹家族名下的租赁物业，负责租金收缴、租户管理；商业上，她代表家族参与礼品交换、承接绘画委托，与商户、工匠及其他武士家庭保持高频互动。这些高度社会化的外部参与几乎贯穿小梅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武家女性的活动空间从来不是封闭的内宅，而是与社会网络深度交织的动态场域。
小梅所记阿拉伯数字，摘自《小梅日记2》（平凡社出版）第301页，明治十年（1877年）4月19日日记后页。
家庭管理不仅重塑了小梅在家中的地位，更从空间与经济的维度消解了一般认知中江户时代家庭的“内外”之别。本书从这种空间的突破与权力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江户晚期的性别权力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更让读者好奇这种看似日常的家庭管理实践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性别博弈与生存智慧。
生产中的身体：作为生存策略的艺术生产实践
川合小梅的画技脱胎于中国传统文人画。当时，日本的“文人画家”多兼具知识人与“艺术家”的身份，甚至还有不少人身兼“官职”，追求传统东亚“知识分子”的美学理想，强调创作的创造力与即兴性。江户时代，日本武士精英圈逐渐形成“学者型官僚”传统，文人画的理念与美学随之迅速传播并广受追捧。
小梅的绘画技艺传承自野际白雪（1773—1849）。白雪是野吕介石（1747—1828）的重要弟子，同时也是纪州藩的“官方画师”，可谓十九世纪初日本纪州藩文化生活的中枢人物。在日本武士阶层的“文人画家”眼中，绘画是摆脱日常行政负担的理想化方式。若松由理香曾指出，这类创作是自发而直接的自我表达，而非对审美或形式完美的刻意追求。在小梅与豹藏的交际圈中，江户知识人热衷将饮酒、作诗、绘画与书法融为一体，在社交往来中共享美酒佳肴，以此激发集体性的创作灵感与审美趣味。这种不拘一格、随性即兴、兼具业余性与非商业性的创作形态，实则是当时“文人”圈精心建构的理想化叙事。
不过，小梅日记却揭示了更为真实的文化生产图景。她与丈夫并非只在集会的即兴氛围中创作，更常于家中联袂挥毫。她平均每月作画两三次，受众涵盖上层武士、商人及亲友等多元群体，这也使得其作品题材与内容愈发丰富多样。尽管小梅自称其作品为“文人画”，但从其日记记载及现存作品来看，其绘画风格与题材并不易被简单归入既有范畴，而是呈现出难以分类却极具辨识度的个人特质。
帕特纳强调，绘画对小梅而言，绝非武家女性的优雅消遣，而是深度嵌入生存逻辑的艺术劳动。从经济层面看，她的画作虽或多或少为家庭收入贡献力量，但日记中极少提及艺术创作的报酬，即便有现金入账，数额也较为微薄。这与男性画家形成鲜明对比，即便身处藩属官僚体系之内，男性画家仍可凭借绘画技艺谋生，且男性专属的文化社交活动，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作品展示与流通平台。相较之下，小梅作为女性在公共场域中的曝光率极低，而武家女性身份的桎梏，更使她难以树立起作为职业画家的自我认同。由此，帕特纳进一步挖掘了小梅画作作为“文化资产”的核心价值。这些画作即使很难带来切实的金钱收入，但每一幅作品的诞生也都与家庭的社会关系和经济需求紧密绑定。帕特纳认为这种艺术创作不仅是身体劳作与技能输出的双重投入，更是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家庭生存资源的具体实践。
小梅在晚年更是主动与町人阶层合作，积极投身各类商业活动，由此不断拓展自身艺术创作的边界。例如，其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尝试为“押绘”（一种布料拼贴的立体画）设计图案。她结识了新的合作伙伴，完成了大量图稿，并请裁缝协助将这些设计制作为成品。她遂将绘画视为谋生手段，为此终日奔走忙碌。1876年至1882年间，她的创作数量惊人，逐年递增。此后，她愈发积极地参加各类展览，并以职业画家的身份持续奋力耕耘。
《平家物语 旧都》，川合小梅绘，摘自《小梅日记3》（平凡社出版），南方市兵卫藏。
小梅日记中也清晰记录了她对金钱态度的转变。其早年视索要报酬为“不体面”，晚年则能坦然协商“合同”，为自身劳动争取合理回报。时代变迁与年岁增长，让她得以更自如地周旋于各类买家之间。小梅能在晚年从事这种职业化的绘画活动，与明治初期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正如她在日记中所写，自己已然身处一个“新世界”——一个商业逻辑主导的全新社会。当时的社会环境给那些以作画为生的“职业画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教育的普及、汉学素养的渗透以及农商阶层收入的增加，为艺术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文人画领域的职业画家仍以男性为主，但女性们已敏锐捕捉到明治早期“开放氛围”带来的机遇。早年的小梅因为身处武家社会，甘愿作为“无偿文化生产者”，为自己和丈夫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但随着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特权消失，在“商业发展优先”的新的社会秩序中，小梅终于获得了将绘画作为职业的契机。
纵观小梅的一生，艺术劳动始终伴随着持续的身体实践。从青年时期临摹插图磨炼绘画技法，到中年时期在各类文化活动中即兴创作，再到老年时期顶着病痛完成绘画项目，艺术早已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长达半个世纪的身体实践，让小梅不仅在男性主导的艺术圈中寻得自身位置，更通过对劳动价值的坦然索求，完成了从“家政管理者”到“艺术生产者”的身份建构。作者西蒙·帕特纳亦认为，这种基于技能与身体的自我赋权，正是她穿越动荡时代、重塑生命边界的核心动力。
日记中的身体：作为自我赋权的书写实践
川合小梅晚年的日记书写，展现了性别史中一个重要命题：老年女性何以借由自我书写对抗制度性边缘化的“侵蚀”。在失去丈夫、移交家政大权后，小梅并未退缩为家庭中模糊的“被供养者”，而是将书写转化为身体化的抵抗实践，既维系了对日常生活的掌控感，又在历史叙事中为自身刻下了清晰可辨的存在印记。
传统武家社会中，女性的社会价值与权力高度绑定于家政管理权。丈夫去世后，小梅正式将家政大权交出的行为在父权秩序中意味着女性价值的断崖式下跌。小梅显然并不习惯这种“失权”。过去的她热衷于购买精美的服饰和家居用品，如今却已无力再添置任何新物件了。帕特纳指出，通过日记书写，小梅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权力的创造性转化，她将显性的行政权力转化为了隐性的“记录权力”。她不再直接下达指令，却在日记中以近乎全景式的视角审视着家庭的运作，儿孙的言行、租户的变动、衣物的质押，甚至物价的细微起伏，无不在她的笔端流淌。这种书写不仅是对生活的记录，更是一种“记录权力”的行使，她在文字世界里保留了对家庭运作的评判权与知情权。这种权力的转移，有效地对冲了父权秩序对老龄女性“无用化”的定性，确保了她即便在权力交接后，依然维持心理层面的自主性。
《田中善藏肖像》，川合小梅绘，摘自《小梅日记2》（平凡社出版），念誓寺藏。
小梅日记中，其晚年社交活动的记录也从未间断过。在武士阶层特权消失、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代，小梅明白这种基于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的社交网络，是家族在动荡中维持阶层地位的重要保障。她凭借自身积累的文化威望与社会资源，为儿孙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持续贡献着一种隐而不显的支持力量。日记由此成为这些情感劳动的档案库，细致记录着每一次社交互动的价值与意义，证明老年女性的社交远非无谓的应酬，而是家族生存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随着年岁增长，小梅的身体显露出衰老的痕迹——腿脚不便、听力衰退、偶发摔伤与疾病，不过这些都没有中断她每日的日记写作。日记中随处可见她对身体状态的记录：“摔伤的右腿未愈，不便行走”；“耳鸣不止，三日来都听不太清楚”；“今日腹泻数次”。当然，也常在其中细致记下天气变换、画稿进度与访客往来等日常琐碎之事。每一次提笔、每一笔墨迹，都是她对身体机能的确认与激活。
传统历史叙事中，老年女性的身体往往处于“隐形”状态。她们的生理状态、劳作痕迹与生命体验，往往被粗略地归并为“年老体衰”的笼统标签，终而在历史书写中悄然隐没。但帕特纳特别关注了小梅日记中对于老年身体的记录。颤抖的笔触背后是坚持劳作的决心，琐碎的身体记录背后是对生命的珍视。这种持续的书写实践，既是一种长年以来的习惯，也是以身体为载体，对抗着老年女性经历着的被“抹除”的命运，让她的身体在文字中始终在场。对于步入耄耋之年的小梅而言，日记书写是一种高强度的身体化实践，是对时间流逝与身体衰退的主动抵抗。
结语
西蒙·帕特纳的《幕末之梅：一个穿越时代的女性和她的世界》以川合小梅的私人日记为密钥，解锁了幕末至明治转型期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女性生存图景。这部著作跳出了政权更迭与制度变革的传统框架，将目光聚焦于一位普通武家女性的日常实践，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了小梅在性别规范与社会动荡中的生存智慧，为性别史研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微观范本。
在江户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下，小梅因“婿养子”制度赋予的身份连续性，打破了武家女性的空间桎梏。她的家政管理绝非琐碎劳作，而是涵盖财务核算、产业运营、社会网络维系的综合性实践，将内宅与社会紧密联结，重构了武家女性的权力边界。而其贯穿一生的艺术生产，更是生存策略的核心表达。从早年作为社交资本的无偿创作，到明治时期坦然索求报酬的职业化实践，绘画不仅是技能的展现，更是小梅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生存资源的身体化劳动，印证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艺术圈中的独特突围路径。尤为珍贵的是，本书通过小梅的晚年日记，捕捉到老年女性对抗边缘化的独特方式。在移交家政大权、身体机能衰退的境遇下，书写成为她维系存在感的重要手段，记录身体状态是对生命的珍视，维系社交网络是对家族的跨代照护，坚持艺术创作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这种持续一生的实践，让小梅以文字与画笔为媒介，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清晰的个人印记。
《菊》，川合小梅绘，和歌山市立博物馆藏。
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日记还原了一位武家女性的生命轨迹，更在于通过个体经验折射出时代转型的深层逻辑。它证明女性并非历史的被动旁观者，而是在性别规范的缝隙中，以身体为工具、以劳动为路径、以书写为抵抗，积极参与着社会变迁。帕特纳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及的一段调研经历，更让我们深刻理解这部著作的创作深意。
2020年，帕特纳在日本做调研时，正值新冠疫情暴发。他伏案写下1859年霍乱席卷日本，川合小梅痛失孙女的段落，抬头却见和歌山市民身着奇装异服在街头起舞，以排解焦虑——眼前与纸上的两场瘟疫在瞬间叠合，让人恍若置身同一时代。这一跨越时空的共振，让作者重新审视“前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也让他清晰感知到，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恐惧、欲望、威胁与机遇时的生存本能具有共通性。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言那般，“穿越时代”的不仅是跨越幕末与明治的川合小梅，更是人类在历史动荡中始终坚守的生存韧性，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永恒探求。
这部著作既为幕末史研究补充了性别维度的重要视角，也让我们看到宏大的时代转型从来不是抽象的制度更迭，而是由无数个体的日常实践、生存抉择与生命体验共同构筑的真实进程。川合小梅的日记之所以能跨越百年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褶皱中鲜活的女性人生。借助西蒙·帕特纳的研究，我们得以在小梅的文字中触摸她的焦虑、坚韧与智慧，一次又一次地与那个久远时代与异国他乡展开真挚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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