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
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北京。
何长工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摞泛黄的电报纸。窗外银杏叶正黄，风一吹，簌簌落了一地。他伸手从抽屉深处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缭绕中，那双眼睛眯了起来，仿佛又看见了十五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
那是一九三四年九月，江西。山里的秋天来得迟，蝉还在叫，叫得人心烦。
何长工当时是红军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那天他接到军委通知，说周恩来副主席要见他。他骑马赶了六十里山路，到了瑞金，汗还没擦干就被领进一间土屋。周恩来站在地图前，手里捏着半截铅笔，转过头来看着他，目光沉稳得像一口深井。
“长工，给你个任务。”周恩来的声音不高，“陈济棠那边，想跟我们谈谈。”
何长工愣了愣。陈济棠是广东军阀，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正带着十几万人马在赣南粤北一线“围剿”红军。仗打了一年多，怎么突然要谈？
周恩来笑了笑，没解释，只说：“你去谈。记住，要谈得成，也要谈得巧。”
何长工问：“谈什么？”
“谈——”周恩来顿了顿，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谈一条路。一条活路。”
二
陈济棠那边派来的代表叫杨幼敏，是陈济棠的机要参谋，挂着少将军衔，四十来岁，瘦高个儿，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嘴角往一边歪。
谈判地点选在寻乌县罗塘镇附近一个叫“鹧鸪坳”的小村子。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四面环山，一条溪水从村前流过，溪边有棵大榕树，树下摆了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桌上放着茶壶茶碗。何长工带着两个警卫员到的时候，杨幼敏已经坐在那里了，正端着茶碗吹茶叶末子。
“何司令，久仰。”杨幼敏站起来，歪嘴一笑。
“杨将军，客气。”何长工坐下，给自己倒了碗茶，喝了一口，皱了皱眉，“这茶苦。”
“苦茶才提神。”杨幼敏摘下眼镜擦了擦，“咱们直说吧，陈总司令的意思，红军要往西走，我们不拦。但有三条：第一，你们不能进广东地界；第二，你们不能打我的人；第三——”
他竖起三根手指，何长工看着那根中指，等他说完。
“第三，你们得给我们留点面子。枪要放，仗要打，但不能真打。”
何长工放下茶碗：“杨将军，你这三条，听起来是让我们借道，又让我们演戏。”
杨幼敏嘿嘿一笑：“何司令聪明人。蒋介石让陈总司令堵你们，可陈总司令也不傻。你们走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该进广东了。我们犯不着替他火中取栗。”
何长工心里有数了。陈济棠跟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这是想保存实力。他想了想，说：“我们有五条。第一，双方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解除封锁，恢复通商；第三，我们可以在你们防区设后方医院；第四，我们的人可以在你们那边买盐买药；第五——”
他伸出小指：“你们得给我们让条路，让我们过去。”
杨幼敏歪着嘴想了半天：“第五条太直白了。换个说法——‘红军有行动时，粤军可适当后撤’。”
何长工笑了：“行，就这么写。”
两人又磨了两天，一条一条抠字眼，最后定了五项协议。签字的时候没有纸，就写在杨幼敏随身带的一本《曾文正公家书》的扉页上，两人各撕一半，揣进怀里。
临别那天早上，杨幼敏忽然问：“何司令，你们要是走了，这仗还打不打？”
何长工拍了拍他的肩膀：“杨将军，演戏嘛，锣鼓喧天，刀枪不入。”
杨幼敏哈哈大笑，笑着笑着不笑了，低声说：“何司令，我总觉得，你们这一走，中国就要变天了。”
何长工没接话，翻身上马，走了。
胡底
三
谈判结束后十来天，何长工接到一封电报。译电员把电文递过来的时候，他一看就乐了。电文只有六个字——
“你喂的鸽子飞了。”
这是出发前跟周恩来约好的暗号。“鸽子飞了”，意思是中央已经决定，红军要走了，战略转移。
何长工把电报折好揣进兜里，脸上不动声色。可杨幼敏那边也不是吃素的。第二天，杨幼敏派来的联络参谋就找上门来，笑眯眯地问：“何司令，听说你们周副主席发了封电报？说什么鸽子飞了？是不是你们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正在院子里喂鸡，抓了一把谷子撒出去，拍拍手上的糠，转过身来，一脸惊讶：“哎哟，你们消息倒是灵通。”
那参谋盯着他：“所以是真的？”
何长工叹了口气，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同志啊，你想想，我们周副主席是什么人？他要是发电报说‘红军要跑了’，那不是蠢吗？这电报啊——”他压低声音，“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懂不懂？鸽子飞上天，和平落地了。这是好兆头！”
那参谋将信将疑地走了。何长工关上门，后背靠在门板上，长长吐出一口气。
几天后，红军开始渡于都河。陈济棠的部队果然“适当后撤”了。红军连续穿过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在安远、信丰之间，第二道在汝城、城口之间，第三道在宜章、良田之间。每一道封锁线上，粤军都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枪炮齐鸣，打得热闹非凡，可子弹全往天上飞，炮弹全往山沟里落。红军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连个崴脚的都没有。
有个红军小战士走过粤军碉堡底下，还冲上面喊了一嗓子：“老总，枪法不错啊，再打两发听听！”
碉堡里探出个脑袋，骂了一句：“滚蛋！老子子弹不要钱啊？”
这段故事，何长工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几笔，可没敢写太细。一直过了五十三年，到了一九八七年，书出版了，世人才知道，长征开头那三道封锁线，原来是这么“突破”的。
四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川天全，灵关殿。
陈云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圆，照得山路上白花花一片。他穿了一身长衫，戴了顶礼帽，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那只热水瓶是组织上专门给他买的，银色的外壳，竹编的提手，看着普通，可瓶胆底下用蜡封着三千块国统区的大面额钞票。
刘伯承送他到村口，拍了拍他的肩膀：“到了成都，找胡公著。信收好。”
陈云点点头，没说话。他身后跟着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是灵关小学的老师席懋昭，本地人，地下党员，对这一带山路熟得跟自家后院似的。
两人刚走出一里地，后面就追上来一个人。陈云心里一紧，手伸进袖子里攥住了枪。等那人走近了，席懋昭先乐了——来的不是别人，是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
这教育局长姓周，是个胖子，跑得满头大汗，一边喘一边骂：“红军把老子放了，说什么‘你走吧，我们不杀你’。老子跑了大半夜，脚都磨出泡了！”
席懋昭赶紧迎上去：“周局长！您也跑出来了？我们俩也是跑出来的——红军要杀人，我们翻墙跑的！”
周局长打量了一眼陈云：“这位是？”
“我表哥，在成都做生意的，来灵关投亲，赶上了。”
陈云压了压帽檐，含含糊糊地点了个头。周局长也没多问，三个人搭伴走小路。陈云怕露口音，一路上几乎不说话，遇见有哨卡检查，就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往路边树丛里钻，假装解手。席懋昭和周局长上去答话，一回生二回熟，周局长还把席懋昭当成了患难之交。
到了荥经县，周局长拍着胸脯说：“到我家了！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有地，走，住一宿！”陈云和席懋昭对视一眼，硬着头皮去了。周家是个地主大院，青砖瓦房，院子里的石榴树正开着红花。周局长让厨房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席上还感慨：“还是跑出来好啊，红军那地方，不是人待的！”
陈云低头扒饭，含糊地“嗯”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两人辞了周局长，经雅安到了成都。陈云找到美丰银行的胡公著，把刘伯承的信递进去。胡公著看了信，二话不说，把三千块经费转寄上海。陈云又托人在《新新新闻》报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启事是周恩来事先跟他约好的暗语。“廖家骏”就是陈云自己——他四岁没了爹娘，跟着舅父廖文光长大，舅父把他立为嗣子，改名廖陈云。用这个化名登报，既是报平安，也是向中央说：我还姓着廖家的姓，根没断。
报纸出来的那天，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看到消息，对身边人说了一句：“陈云到了。”
后来陈云从上海去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那帮人听得目瞪口呆，烟灰掉在西装裤子上都没察觉。
五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安。
董健吾穿了一身黑绸衫，手里捏着宋庆龄给他的半张名片，坐在西京招待所的大堂里喝茶。他化名“王牧师”，身份是上海来的传教士，到处讲经布道。招待所里住的什么人都有——跑单帮的商人、退伍的军官、还有两个东北军的参谋在角落里打麻将。
他在旅客登记簿上翻了两页，看见一个名字：Edgar Snow，房间号三〇七。
董健吾放下茶杯，上了三楼，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高鼻深目的洋人探出头来，蓝眼睛警惕地打量着他。
董健吾用英语说：“在北平的M.S认识否？”
斯诺愣了一下。他想了想，记起宋庆龄把半张名片寄到北平时附的那句话——“有人去找你，就说‘在北平的M.S认识否’。”
斯诺回答：“是我好朋友。”
董健吾从袖子里摸出半张名片，斯诺也从皮箱夹层里取出另外半张。两张一对，骑缝章严丝合缝。
斯诺把董健吾让进屋里，关上门，长长出了一口气：“我以为还要再等三天。”
董健吾坐下来，自己倒了杯水：“路上不太平。张学良的人到处查，你住这儿不能多待。明天一早，我带你走。”
斯诺要去陕北，这是他想了五年的事。他在北平当记者，看着国民党报纸上天天登“剿匪大捷”，可越看越觉得不对——真要是“大捷”，红军怎么越“剿”越多？他给宋庆龄写信，说想进去看看。宋庆龄跟上海地下党一商量，中央回了话：让他来。
护送斯诺的活儿，交给了董健吾。董健吾跟张学良有交情——他以前当过国共两党的密使，跑过西北，张学良见了他都叫一声“王牧师”。更巧的是，董健吾当过牧师，英语说得溜，跟洋人打交道不露怯。
第二天天没亮，两人就出了西安城，雇了一辆骡车往北走。路上遇到东北军的检查站，董健吾上去递名片：“张学良将军的朋友，去三原传教。”哨兵一看名片，敬了个礼放行。斯诺在骡车上用毯子裹着头，假装睡觉，心里直打鼓。
走到第三天，骡子崴了脚，两人只好弃车步行。翻过一道山梁的时候，董健吾忽然停下来，指着前面沟底下一排窑洞说：“看见没有？那就是边区了。”
斯诺眯着眼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董健吾笑了：“走，我带你过去。前面那个哨口，你就说‘王牧师带来的’，他们会放你进去。”
斯诺进了边区，在保安待了四个月，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记了满满十几本笔记。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轰动了全世界。
书里写了那个“王牧师”带他进边区的事，可写到接头暗号的时候，斯诺留了个心眼。他没提“在北平的M.S”，也没提宋庆龄的名片，只写了一句——“他提到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就这一句话，把秘密藏了六十多年。直到二〇〇〇年以后，党史部门的人翻档案，才把董健吾和宋庆龄这两张名片的事挖出来。
六
一九四八年秋天，北平。
刘仁坐在西城一间四合院的厢房里，面前摊着一张北平城防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画满了圈圈叉叉——那是他手底下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像钉子一样钉在北平的学校、工厂、报馆、医院、电话局里。
刘仁那年四十岁，中等个头，脸黑，眉毛浓，穿一件灰布棉袄，脚上一双千层底布鞋，看着像个教书先生。可他手底下的人管他叫“老头”——这个代号，从抗战时期叫到北平解放，谁也没见过“老头”本人。
这天晚上，傅冬菊从西城回来，一进门就说：“我爸今天又摔了一个茶杯。”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以照顾父亲的名义住在中南海居仁堂。她每天都来刘仁这里汇报，把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一怒一叹，全说得清清楚楚。
“他上午跟秘书长说，要打到底。下午又跟参谋长说，不能打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筷子掉了三次。”
刘仁抽着旱烟，眯着眼听：“他还咬火柴头吗？”
“咬。今天咬了两根。”
刘仁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这是还在摇摆。你回去告诉他，天津那边，我们快打完了。打完天津，下一个就是北平。让他想清楚。”
傅冬菊点点头，起身要走，刘仁又叫住她：“等等。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别叫‘爸’，叫‘傅总司令’。他现在心里绷着根弦，你得顺着弦拨。”
傅冬菊愣了一下，笑了：“老头，你比我爸还了解我爸。”
刘仁没笑：“去吧。”
那段时间，北平地下党的情报跟流水一样往城外送。傅作义今天调哪个师、明天运多少弹药、城防工事修到哪一段了、东单机场的跑道多长多宽——解放军的炮兵还没进城，就已经知道炮弹该往哪儿落。
有一回，刘仁让人去量城墙的厚度。几个地下党员半夜摸到西直门底下，没尺子，就数砖。一块砖、两块砖、三块砖，先量出一块砖的长度，再一块一块往上数，数到城垛口，算出高度；横着数到拐角，算出厚度。数了一宿，天亮回去汇报，数据精确到寸。
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几十年来，我打了许多仗了，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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