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一个学校在编教师到底有多难？

处理一个学校在编教师到底有多难？学校有个老师常年混日子，校长想调他岗，却被一条规定彻底卡住

我在县城一所初中当校长，真正让我头疼的，不是家长投诉，也不是期末成绩，而是学校里有个常年混日子的在编教师。这个人叫陆明远，四十七岁，教历史，课表上每周十六节课，实际能不能认真讲完，全看当天心情。校长想调他岗，却被一条规定彻底卡住。那条规定不长，意思却很明确：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期间，除非本人同意、考核不合格或有明确违纪事实，学校不能单方面把教师调离原岗位，更不能用“工作需要”代替正式程序。

陆明远的妻子在镇上的药店上班，女儿刚读大学，家里没有什么大生意，也没有能替他撑腰的亲戚。他不是那种会在办公室里拍桌子的人，平时别人说什么，他都笑着点头，像是没听见。可他也从不主动承担事情，公开课不愿意上，班主任不愿意当，值班能推就推，教研活动一到时间就去水房接热水。十几年下来，他没有犯过足以处分的大错，却也没有真正把一件事做好。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开学第二周的下午。七年级三个班的历史老师临时请假，我让教务处把课调给陆明远，他看着调课单，没接，只问：“这节课算不算我原来的工作量？”教务主任说：“当然算，都是正常课时。”他把调课单放回桌上，说：“那我不接，明天我有安排。”所谓安排，是去县城给女儿送一床被子。教务主任气得脸都红了，却也没办法。临时代课如果没有本人签字，出了问题，责任还是学校的。

那天晚上我把教务主任叫到办公室，问他陆明远这些年到底怎么样。教务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说差吧，他每年考核都是合格；说好吧，他的学生成绩一直在年级后面。可他没有旷工，没有体罚学生，也没收过家长的钱，平时该签到也签到，真要按规定处理，找不到能落笔的地方。”这句话我听懂了。学校最怕的不是一个明显犯错的人，而是一个始终停在“没有严重错误”边缘的人。

陆明远带的两个班，历史成绩在年级排名倒数。刚开始我以为是能力问题，后来去听了两次课，才发现他不是不会教，而是不愿意教。他把教材翻到哪一页，就照着念到哪一页，学生提问时，他会说“这个以后再说”，然后低头看手机。讲到一半，他常常停下来喝水，教室里吵成一片，他也不管。下课铃一响，他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转身就走，连黑板都不擦。

我第一次当面提醒他，是在教学楼二楼的办公室里。那天中午，窗外正在下小雨，几名年轻老师围着电脑改试卷，陆明远靠在椅背上看短视频。我说：“陆老师，最近两个班的课堂纪律和成绩都不太好，学校准备听你几节课，也想帮你调整一下教学安排。”他把手机声音关小了一点，说：“校长，我都教了二十多年了，什么水平自己知道，学生基础差，不能全怪老师。”我说：“基础差不是不管课堂的理由。”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您想怎么办？”

我没有马上说调岗，只让他先把备课和课堂记录补齐。他听完笑了一下，说：“这些东西不是都有吗？教案我电脑里有，至于课堂记录，大家不都是那么写。”他这句话说得很轻，可我听着不舒服。学校里年轻教师每天忙到晚上八九点，他却把最低要求当成了别人多管闲事。那一刻我第一次认真想，如果能把他调到图书室，或者安排做实验室管理，也许至少不会影响两个班的学生。

可学校不是公司，校长也不是老板。陆明远属于专业技术岗位，岗位聘用合同还有两年才到期。他现在是中级职称，学校不能因为校长觉得他“态度不好”，就把他从教师岗位挪走。我们县里前几年有一所学校，校长把一个不听话的老师调去后勤，老师不服，后来申请仲裁，主管部门认定学校程序违法。那位校长最后被通报，学校还补发了老师几个月的岗位工资。县教育局人事股的人提醒过我们，调岗不是校长一句话，必须有事实、有依据、有程序。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分管副校长。她是个做事很稳的人，听完只说：“除非他自己愿意，否则不能硬来。”我问：“那他一直这样呢？”她说：“先按考核制度走。听课、谈话、整改、复查，一步一步留痕。真到了考核不合格，再按规定处理。”我知道她说得没错，可问题就在这里。陆明远每年都会在期末前把材料补齐，学生问卷里虽然有人写“老师不讲课”，但没有人愿意实名；家长有意见，也大多在群里抱怨几句，没人正式投诉。

我决定从课堂开始记录。那段时间，我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轮流听课，陆明远知道后，倒比平时认真了一些。他提前把黑板擦干净，课件也做得像模像样。我们进教室，他就站在讲台上，把声音提高，提问几个提前写好的问题。听课一结束，他又恢复原样。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他，他把门卡在手里转着，问我：“校长，您是不是想把我调走？”我说：“我希望你把课上好。”他说：“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

我没有接他的这句话。他站了一会儿，又说：“我知道学校年轻老师多，大家觉得我占着位置不干活。可我也没违反规定，您不能凭印象处理我。”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生气，甚至有点疲惫。我忽然意识到，他并不觉得自己做得多好，他只是清楚什么事会让自己承担后果，什么事不会。他把底线研究得很明白，只要不越过那条线，就可以把工作做得足够差。

后来我找到了他的两次课堂记录。一次是学生在课堂上打闹，他没有制止；另一次是他提前十分钟离开教室。教务处当时只在记录上写了“课堂秩序一般”，没有写“提前离岗”。我问负责巡课的老师为什么不如实记录，那位老师低声说：“他是老教师，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僵。再说，真按严重问题报上去，最后还是学校内部处理，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就是学校管理最难的地方。很多问题不是没人看见，而是看见之后没人愿意成为第一个把话说死的人。年轻老师怕得罪老同事，中层怕被说成针对个人，校长怕程序不完整。时间一长，所有人都学会了把“很差”写成“一般”，把“拒不整改”写成“沟通后有所改进”。陆明远正是在这种模糊里，一年一年留下来的。

新学期开学后，八年级要重新分班，教务处提出把陆明远调去教七年级，理由是七年级需要熟悉教材的老师，八年级则安排一名年轻教师接手。我在校务会上提了这个方案，几名中层都没有反对。陆明远没有参加会议，可第二天上午，他把一份申请交到了我桌上，申请内容很简单：不同意调整本人任教年级及岗位安排，并要求学校说明依据。

我看完那几行字，心里一沉。他不是来争取教哪个年级，而是把问题直接定性成了“岗位调整”。如果学校强行执行，哪怕只是换一个年级，都可能被认为改变了聘用内容。人事股很快给了回复，明确说教师任教年级可以根据教学需要调整，但如果调整明显带有惩罚性质，或者导致岗位职责、工作量、待遇发生变化，就必须经过充分说明和相应程序。也就是说，学校可以安排工作，却不能借安排工作达到变相处罚的目的。

我把文件放在桌上看了很久。陆明远没有完全说错，他抓住的正是制度里最需要被保护的那一部分。教师不能因为校长个人好恶就被调来调去，可制度保护了岗位，也难免保护了那些只求不出大错的人。那几天我甚至想过，是不是算了，只要他不闹，学校也别再折腾。可我去听了一次他原来班的课，发现后排两个学生趴在桌上睡觉，前排有人在传纸条，他站在讲台上讲“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声音平平的，像是在对着空教室念稿。

下课后，一个男生追到办公室门口，问我：“校长，我们这个老师是不是不想教我们？”我愣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么问？”他说：“他每次都说我们基础差，问问题也不回答。我们不是不想学，就是听不懂。”男生说完就跑了。我站在门口，看到教室黑板上还留着一行粉笔字，字写得很漂亮，内容却只停在课本标题。那天晚上，我把调岗方案退了回去，决定先启动正式考核。

按照程序，我给陆明远发了书面整改通知，列出三个问题：课堂准备不足、课堂管理不到位、临时代课安排中多次拒绝履行工作职责。通知没有写“混日子”，也没有写“态度恶劣”，所有内容都必须对应记录。整改期限是两个月，期间由三名不同学科的教师听课，教务处核查备课，年级组收集学生反馈，最后形成书面意见。我还特意找他谈了一次，告诉他只要把课上好，学校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追着不放。

他拿着通知，没有立刻签字。过了半天，他才到我办公室，说：“我可以整改，但有件事我得说清楚。学校不能拿考核当理由，逼我自己辞职，也不能把我调到不属于我的岗位。”我说：“你放心，学校不会让你辞职，也不会让你降岗。考核只看工作。”他点了点头，又问：“如果我考核合格呢？”我说：“那就按合格处理。”他笑了一下：“行，校长，您这句话我记住了。”

那两个月里，他确实比以前认真。不是突然变成了优秀教师，而是至少按要求备课、按时进教室、批改作业。学生课堂上的声音小了一些，年级组反馈也没有之前那么难看。三名听课教师给出的意见是“有改进，但教学方式单一，课堂互动不足”。期末考核时，他拿到了“合格”。结果出来那天，我看着文件，既松了一口气，又有点无奈。学校花了两个月，调了几个人的课，开了四次会，最后得到的结论只是：这个老师没有好到值得表扬，但也没有差到可以处理。

我把考核结果告诉他，他接过文件，问：“那调岗的事呢？”我说：“按照规定，你考核合格，学校不能因为之前的问题强行调你岗位。新学期暂时仍按原安排。”他没有高兴，也没有继续争辩，只把文件折好放进包里。走到门口时，他回头说：“校长，其实我也不是不想把课上好，就是这么多年，做多做少好像都一样。”他说完便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因为它里面既有自我辩解，也有一点事实。学校过去确实没有把认真和敷衍区分开。年轻教师多上几节课，得到的是一句“能者多劳”；愿意做班主任的人，常常被默认还可以再承担一点；而那些只完成最低要求的人，只要没有明显错误，最后拿到的评价并不会差太多。陆明远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混日子，也许他是在一次次发现“多做没有多得，少做也不会受罚”之后，慢慢把自己缩到最低标准里。

新学期开始，我没有再提调岗，而是把学校的考核办法重新修订了。不是专门针对陆明远，而是把课堂完成度、作业批改、临时工作安排和学生反馈都写得更清楚，并且规定每项都要有记录，不能只靠年终填表。有人提醒我，这样做会增加很多工作量。我说增加就增加，既然制度不能只在需要处理人的时候才拿出来，就应该平时也照着执行。

陆明远对新办法没有表态。开学第一个月，他的课还是不算出彩，但开始愿意回答学生问题，也不再提前离开教室。有一次我从他班门口经过，听见一个女生问：“老师，为什么秦朝最后还是灭亡了？”陆明远停了一会儿，说：“因为一个国家不只是制度，里面还得有人愿意把事情做好。”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平常，听不出是在说历史，还是在说自己。

我没有进去打扰。后来他还是会抱怨任务多，也还是不愿意主动报名公开课。有一次学校安排周末值班，他提前来找我，说家里女儿要做手术，希望和别人换班。我让他把情况报给年级组，最后给他换了。以前遇到这种事，他会直接说“我有安排”，现在至少愿意先按程序申请。对学校来说，这不算什么大变化，可对他自己，可能已经是一步。

第二年春天，陆明远的女儿毕业，家里经济压力小了一些。他主动申请做七年级班主任，理由是“想试试不一样的工作”。我问他是不是认真考虑过，他说：“先干一年，干不好再说。”我没有把这当成彻底改变，也没觉得一份申请就能证明什么。学校同意了，因为他符合条件，程序也完整。开学后，他还是会在班主任群里问一些年轻人早就熟悉的事情，偶尔也会把通知看漏，但遇到学生矛盾时，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事情推给年级组。

有个男生在自习课上摔坏了同学的文具盒，双方家长都不愿意让步。陆明远在办公室里坐了半个晚上，先把两个学生分别叫来，又给家长打电话。他处理得不算漂亮，中间还因为着急说重了一句。第二天他来找我，说：“昨天我说话有点冲，家长可能不舒服。”我说：“能意识到就行，自己再解释清楚。”他点头，拿着两杯从食堂带来的豆浆出去找家长了。

学校里的人对他的看法没有立刻改变。有人说他只是暂时装样子，有人说他年纪大了，折腾不了几年。陆明远也没有因为当了班主任就变得热情开朗，他依旧不喜欢开长会，依旧会把一些材料拖到最后一天才交。只是他开始知道，事情落到自己身上，不能永远等别人替他收尾。

我后来仍然没有把他调岗。不是因为他突然变成了一个优秀教师，而是因为在编教师的岗位不是校长用来表达情绪的工具。学校能做的，是把该做的记录做好，把该走的程序走完，把工作要求讲清楚，再根据真实结果处理。至于一个人愿不愿意改变，制度只能推他到门口，剩下的路还得他自己走。

有一天傍晚，我下楼时看见陆明远站在操场边，手里拿着几张学生的作业。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匆匆离开，而是把一个男生叫住，问他为什么连续三次没交作业。男生低着头，说家里最近搬家，书本找不到了。陆明远皱着眉，先说了句“这也不是理由”，停了停，又把自己的旧资料递过去，说：“明天先用我的，别再拖了。”

他转身往教学楼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操场。那一刻我没有过去和他说话。学校的规定依旧在那里，他的合同也还没有到期，过去那些年留下的问题不会因为几节认真上过的课就全部消失。可至少从那天起，学校里再有人问“这种老师到底该怎么办”，我不会只想到把他调走。因为我知道，真正难处理的，从来不是一张调岗通知，而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只做到最低限度之后，学校还能不能重新把要求说清楚，并且真的一直执行下去。

【本文系虚构故事，人物、地名、情节均为文学创作，无真实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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