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图书馆事件过去了，已经是非分明，尘埃落定，但如今却又被舆论提起。
并不是网友没话找话，没事找事，而是因为有人发现了一本书，把这件事写了进去，并且歪曲了事实。
众所周知，对于武大图书馆事件，最后法院判定“证据不足以认定性骚扰”。
所谓“证据不足以认定性骚扰”，这是法院措辞严谨，其实结合事实，就是认定不构成性骚扰，而非证据不足之意。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杨某媛偷偷录下了很多视频，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所谓证据。
但是，网友发现的这本书里，却把不存在的事当作事实写进去。
网友提供如下图片：
通过豆包查询，得知这本书名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编有三个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2024年11月。
看该书的陈述，有人可能会说，文中并没有点名是哪所大学，也没有点名道姓，应该不算问题。
但是要知道，书中这种举例说明，是不能杜撰的，必依某个事实，而在2023年10月能够对应的事实，只有武大图书馆事件，了解此事的人一看便知。
有人可能还会辩称，法院判决是在2025年，而这本书出版是在2024年11月，当时学校已经作出处罚决定，该书编者依据学校处罚决定，也不能算是过错，只能说是受学校的过错误导。
这样的辩解依然站不住脚，我们来梳理一下武大图书馆事件的时间线，就知道了。
武大图书馆事件发生于2023年7月11日。13日，杨某媛向学校举报，未果。
2023年10月11日，杨某媛在网络发布长文，公开指控肖某瑫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引爆舆论。10月13日，大学发布官方通报，认定肖某瑫在图书馆存在不雅行为、有损学生形象，给予记过处分。肖随后遭遇网络开盒、大规模网暴。
但请注意，到了2024年2月，肖母公开发声，称肖患有特应性皮炎，当时只是隔着衣服抓湿疹，并非性骚扰，并提交相关病历、购药记录，于是舆论开始反转。
也就是说，虽然2023年10月13日大学已经作出处罚决定，但学校处罚决定在这个时候受到了严重质疑，已经是非不明了，所以肖同学的行为还不能最终定性。
而到了2024年6月24日，杨某媛向武汉经开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肖某瑫性骚扰，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时候，法院还没审理，没有判决，别人就更不能随便下结论说肖同学的行为是性骚扰了。
可是，2024年11月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编者却认定肖同学性骚扰，真是岂有此理！成何体统！
2024年2月肖母公开发声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舆论，三个编者难道没有注意到吗？既然想以此事作为案例，难道不应该关注一下事态发展吗？
退一步说，即便依据学校的处罚决定，但是学校公开的处理通报中并没有写“性骚扰”三个字，内部处罚决定书里写的也只是“不雅行为”，所以编者在书中直接写明“性骚扰”，绝对是毫无依据。
教材出版之前，事件就已经存在重大争议，当事人家属已经举证反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教科书作为面向大学生的正式读物，绝不应该把尚有巨大争议、等待司法裁判的事件，直接定性成已经坐实的性骚扰典型案例写进去。
教材面向学生，会让学生以为这件事的事实已经完全盖棺定论，这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后来的学生即便不知道此事，但是一了解，就能够知道肖同学的名字。
更何况，教材这段文字还有一处问题，前面章节把这个案例和露阴癖放在同一小节，容易误导读者，将肖某行为和性变态露阴行为绑定。
所以，这样编写，是对肖同学的重大伤害，肖同学完全可以起诉。虽然该书中没有点名道姓，但是最高法曾明确规则：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贬损内容，造成名誉受损，就可以构成名誉侵权。
该教材里，“2023年10月”“某大学图书馆”“肖某某”“女生自习被男生不当言行骚扰”“男生涉嫌性骚扰”“给予记过处分”，这一组信息叠加在一起，凡是了解武大图书馆事件的读者，马上就能锁定肖同学本人，满足“指向特定人”的条件。
所以，该书构成侵害肖同学名誉权，是确定无疑的，狡辩不了。
不过，这本教材后来已经作出修改，换成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我查了一下，确有此事，涉事导师被撤销职称、解除聘用、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
即便修改了，但是编者没有进行道歉，我认为也是不合适的。之前没人注意到，现在既然产生了舆论，编者就应该道歉。
此外，已经卖出去的书，是不是也应该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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