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商场闭店消息频频传出，让人不禁想问：大家真的都不爱逛商场了吗？面对大型购物中心门可罗雀的冷清景象，一种商业错觉随之扩散——大量空铺出现，一线城市商业地产租金必然大幅跳水，人力成本也理应降低。这种看似合理的推断，让不少面临职业转型的中产、失业人员和海外归国人士，把目光投向看似门槛亲民的实体餐饮，企图寻找逆势创业的机会。
但当前的实体餐饮创业环境，并没有变得更轻松。 它正处于利润被严重挤压、行业高度内卷的残酷淘汰期。对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资本支撑的普通创业者来说，贸然入局，风险远大于机会。
租金和人力，并没有跟着空铺一起降
在这个看似门槛极低的领域，代价早就标好了。关于房租和人力成本大幅下降的传言，在实操中并未得到印证。
市场上确实涌现出大量空铺，旧店倒闭与新店开业比例甚至达到三比一。但在供大于求的局面下，租金下调幅度实际上微乎其微。 以万达、环球港等知名商圈为例，招商过程中租金降幅往往被控制在极小范围内。某一核心地段商铺租金标价六万五千元，后来可能仅仅降至六万元。这种微小让步，对承担高风险的创业者来说根本无法减负——除非租金从六万五千元直接降到两万到三万元区间，整体风险才可能实质性降低。
许多大型商场，尤其是有国企央企背景的综合体，招商部门背负严格营收指标，部分甚至与当地政府签有对赌协议，规定了年度纳税额度。因此，商场宁愿让商铺空置数年，也不轻易大幅降租，除非面对自带极高流量的头部品牌，才给予邀请性优惠。
人力成本同样没有松动。普通餐饮员工月薪普遍维持在五千至五千五百元，且需提供包吃包住福利，这与过去几年标准持平。流量成本和平台抽成，是压在实体餐饮身上的另外两座大山。 开在写字楼、园区或社区附近的新品牌，如果不做流量推广，客源覆盖面就会被限制在一两公里内；为打破限制，单店新品牌动辄需要投入五万至八万元营销费用。外卖平台的高额扣点则进一步压缩利润——一道堂食标价三十二元的菜品，经平台层层抽成后，商家实际到手可能只有二十到二十二元。
预制菜与“锅气”的退场，是成本压力下的结果
面对食材成本高位和平台抽成，许多商家被迫妥协，放弃“真材实料、现炒现做”的理念，大量使用预制菜。在连锁餐饮端，预制菜的渗透率已经达到80%；外卖平台上，每10份外卖中约有4.2份使用了预制食材。预制菜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以压缩成本为目的、以牺牲“锅气”为代价，替代了原本属于现制餐饮的价值。
更严重的隐患在低客单价品类中。某些打着促销旗号的川味火锅店，因辣味掩盖性强，其提供的所谓牛羊肉并不含真肉成分，部分假毛肚甚至使用类似橡胶的模具材料人工合成。在利益驱使下，饭店菜肴彻底失去了传统的“锅气”。 这不是某一家店的选择，而是一整套成本结构挤压之下的逐利行为——当房租、人力、流量三头都在涨，食材就成了唯一还能“动”的环节。
两个创业样本：重资产和轻资产，都有各自的暗礁
重资产的教训来自一位有餐饮情怀的老板。 他斥资约两百万元，在上海徐家汇天钥桥路这一黄金地段开设主打扬州早茶的餐饮店，专门聘请师傅制作面点，初期确实吸引了一批居住在徐家汇、长宁等中心城区、退休工资较高且对价格不敏感的中老年客群。但选址存在致命隐患：周边虽餐饮林立，却缺乏购物娱乐综合场景。每到晚上特别是下雨天，繁华街道变得极其空旷。如今这家投资两百万的餐厅，在晚上八点黄金时段往往只有一两桌客人。高投资与高回报，已经不再划等号。
轻资产的样本同样残酷。 一位创业者看中一个拥有四五千人流量的原华为园区食堂档口，入场费和押金各三万元，加上二手设备，总投入仅七万多元，看似低风险。但整个食堂仅八个公用灶台，却有十几个档口抢用。老商家每天早上六点半占据灶台炒到十点，新老板抢不到锅灶，菜炒出来已是下午一点半，完美错过十一点半到一点的黄金售餐期。管理方只说“自行协调”，为不砸口碑，他只能在开业不久后迅速撤资，损失近四万元。看似安全的避风港，也隐藏着让人血本无归的暗礁。
消费者变了，猎奇和低价都换不来复购
消费市场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者已习惯各大平台的优惠券，寻找八折、九折甚至更低折扣成为普遍习惯，原价购买甚至会产生“吃亏”心理。在单一业态竞争激烈的上海，餐厅靠网红低价引流，确实能在短时间吸引大量路人打卡，制造“每天限量三百桌”的假象，但一旦低价活动结束，店铺往往立刻无人问津。
过去商家靠老板娘亲自下厨、推出甲鱼搭配奇怪食材的猎奇菜，或利用明星包装、花哨装修、安排驻唱等噱头，如今在一线城市早已不再新鲜。消费者产生了强大的“抗体”，猎奇打卡根本无法转化为复购率。 外卖经济催化下，骑手在平台严苛时效下被迫忽视交通安全，取餐超时又与店员顾客发生冲突；服务人员在高强度、低利润的环境里，也很难提供真正的情绪价值——商家在微薄利润下，根本无力支付能提供高质量服务所需的薪水。
商场闭店，不是消费消失了，是“逛”的方式变了
上述实体餐饮的生存困局，正是整个实体商业空间、尤其是大型商场面临挑战的一个微观缩影。越来越多商场关门闭店，并非大众完全丧失消费意愿或不爱逛商场了，根本原因在于“逛”的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变化，传统商业模式与高昂运营成本已难以维系。
从宏观数据看，202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0.1万亿元，同比增长3.7%，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2%；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消费没有消失，它在换方向。但一线城市商场的感受并不一致：北京、上海2024年社消增速分别为-2.7%和-3.1%，深圳、广州仅为1.1%和0.03%。全国大盘在涨，一线城市商场却在承压，这个反差本身就是结构分化的信号。
高端商场也未能独善其身。2024年5月，有“全球奢侈品店王”之称的北京SKP确认出售股权，北京华联将42%至45%的股权转让给博裕资本；2025年北京SKP销售额242亿元，虽仍居前列，但与此前峰值相比已有回落。当“店王”都被出售，普通商场的压力可想而知。电商的全面普及，以价格透明和便捷优势，彻底打破了传统商场依赖商品销售的旧逻辑。
面对冲击，大量商场将主力业态从传统零售转向餐饮、亲子及文化展览等体验式消费。但正如前文所析，高昂租金、流量成本以及消费者追求性价比的反向消费趋势，让这些体验业态同样举步维艰。 消费者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求品牌溢价，直接导致传统商场的节节败退。中国社会消费结构正加速从“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满足的“服务型消费”和“悦己型消费”演进——2025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快于商品零售1.7个百分点；2026年前三季度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4个百分点，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6.1%。人们渴望通过旅行或文化体验获得幸福感，而非封闭商场内的单一购物。
未来商业空间必须超越“卖货”的局限，转型为连接人与文化的枢纽，才能在适应多元化需求中重获新生。但转型的前提，是先把成本结构调到可持续的区间——正如一些成熟市场的餐饮生态，房租降到经营者即便一周只营业几天也能覆盖租金，经营者才有余力把注意力放回品质和服务上。商场的“烟火气”不是靠情怀召唤回来的，它需要租金、流量、人力和消费能力四个变量同时回到一个算得过来的平衡点。 在那之前，闭店和洗牌仍会是这个行业绕不开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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