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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交民巷的历史资料，有时候未必准确
这里，便是驰名中外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界）”了。此前，它的名字叫做“东江米巷”。顾名思义，此地曾经乃是一条深深的河道，至少，在河里行舟是无甚问题的。待1860年之后，西方人开始落脚于此，这里的一切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记得很早以前，我从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里购得一册《文史资料汇编》，在书中有篇名曰《北京东交民巷杂记》的文章（作者叫靳麟）。其文章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有的国家如英、俄、德、法，就在东交民巷里自设了使馆，不是公使的外国人，也随便来这里长住（清廷规定，凡外国使节来北京，其居留期限不得超过40天），既不向清室的衙门去申请，清政府也不敢过问。这些外国人自认为此地是外国侨民居住的地方，就把江米巷这个名称擅自改为‘侨民巷’。因为‘侨’和‘交’两个字音近似，北京人就把它叫成‘交民巷’了。”
当初读罢这段文字，感觉晚清政府着实软弱得可以！？怎么能让外国人随随便便地在贴近皇城之地居住呢，而且还被他们改了地名，没赶上“庚子国变”就让外国人欺负成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堪了？
洋杂处、监督洋人，或许是清廷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最初“设计”
多年以后，待我重新阅读这段资料，发现其说法也未必可信。比如，1840年后，并没有外国人被允许在中国设立使馆，开设使馆一事须等到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正式生效之后，也就是清廷专门设置的负责外交之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诞生后才可能实现。由此，自1861年以降，各国公使馆才开始在东江米巷建造起来。至于大量侨民居住在东江米巷，且数量多到可以更改街巷名称的地步，我还没有见到明确的佐证。但在外国使馆设立的区域之内，于“庚子国变”以前（1900年），至少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清政府中央机构，如：翰林院、銮驾库、兵部衙署、工部衙署、太医院、钦天监、鸿胪寺、骚达子馆等，不一而足…此外，还有肃亲王府等权贵官宦的住宅。要说二鸦战后的清政府，尚且并不希望于京城之内出现“洋租界”，因此，让中外人士共处一地以便监视洋人之行径，或许才是清廷允许东江米巷设置使馆的初衷。
列强使馆界之划定，源自《辛丑条约》
众所周知，东交民巷使馆界的最终形成源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作为使馆界的东交民巷四至为：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兵部街与棋盘街（而今的天安门广场南侧，毛主席纪念堂至正阳门城楼之间），北抵东长安街，南达崇文门至正阳门箭楼南侧（即前三门大街之崇文门西大街至前门东大街一段），其面积为75万平方米。在这片区域内，中国官民可以出入，但需随时接受外国军警的盘查。此外，一切中国官民一律迁出东交民巷，且不许中国人在此过夜。这虽不是“ZG人与G不得入内”，但也相差不多了。
使馆旧址今何在？半数凋零半数存
若按照位置来划分，居于东交民巷区域北侧的是英国公使馆（位于御河西岸，而今东长安街14号）；居于中部的也是法国公使馆（位于东交民巷路北，而今的东交民巷15号）、俄国公使馆（亦位于东交民巷路北，目前已然被拆）、西班牙公使馆（同样位于东交民巷路北，目前也已被拆）、意大利公使馆（位于台基厂东口路北）和奥地利公使馆（位于台基厂北口路东，如今为台基厂头条3号）、日本公使馆（东交民巷路北，而今的东交民巷21、23号）；居于南侧者，乃是美国公使馆（位于东交民巷路南，而今前门东大街23号）、比利时公使馆（位于东交民巷路南，现在的崇文门西大街9号）与荷兰公使馆（东交民巷路南，目前为前门东大街11号）。
东单从此无头条
列强们虽说占据着东交民巷，但其心里却并不踏实。于是，崇文门内大街西侧至东交民巷东墙一线的大批房屋便被拆除，留出来的空地成为列强驻兵的操场与跑马场，这些外国士兵们利用此地来瞭望、监视周边的ZG人。根据史料记载，使馆界的北墙修到了东长安街路北80米的地方，阻碍此墙修筑的东单头条胡同南侧之房舍也被一律拆除，自此以后，东单再无头条。
从庚子国变到五四运动，京城官民皆活在美国大兵的眼皮底下
不仅如此，东交民巷使馆界的南墙利用的是正阳门城楼东侧的北京内城东南城垣，当然，正阳门城楼不应算在其中。只是，庚子国变之后，美国驻兵居然Q占了正阳门城楼，且这一占便是十八年。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返回紫禁城，是在美国大兵眼皮底下进行的；大清朝的终结，亦是在美国大兵眼皮底下发生的；而袁世凯担任元首（临时大总统、总统、中华帝国皇帝、总统）的整个生涯，还是在美国大兵眼皮底下经历的。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出于缓和中国民众愤怒情绪之目的，美国大兵才不得不交出了Z阳门的G理权。
很少有人在意“驻华大使馆”与“驻华公使馆”之间的区别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这些外国驻华使馆无一例外地都是公使级别，但今日的外国驻华使节则一律乃大使级别。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或许会被阅读历史的人轻轻带过，但是，公使与大使之间的区别却显示了处于外交劣势的近代ZG融入国际社会之历程的艰难。回眸十九世纪的大国外交，绝对是靠硬实力来说话的。ZG属于国际舞台上二三流的弱国，这于当时也是不容置疑的。彼时的西方外交，只有大国之间才会互派大使级代表，西方各国与罗马教廷之间，亦是互派大使级代表。对于向ZG这样的BZ民地国家，即便委派外交人员，也顶多属于公使级别。
从不平等的公使级别，升格为表面平等的大使级别，由美苏两国首先做到
最先打破不平等之交往方式者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帝国“美利坚”。待国力强盛之际，美国便不再考虑该向谁派遣公使、又该向谁派遣大使的问题，它需要的是务实外交。当然，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似乎有点保守。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皆以公使领衔，而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亦未作任何改动。因此，率先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级别、从而“开对华平等外交之美誉”的机会便留给了苏联。其时，乃是民国廿二年（1933年），随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亦纷纷将驻华使节升至大使等级。只不过，那时的各国驻华使馆都已迁至GM政府所在地的南京。至于东交民巷内的公使馆，则已然成为了各国驻北平的领事馆。
东交民巷的反D任务，于抗战胜利后由国M政府来逐步完成
待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会同北平市政府接收了使馆界，这也是反D任务部分完成的一大标志。1946年7月，北平市政府成立清理委员会，开始对东交民巷的房屋地产等进行清理。这项任务结束于1947年12月，使馆界内的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等一律由中国政府接管。倘若外国领事馆需继续使用土地，则在中国政府收回之后，需再另行签订租约，原使馆界内敌视、WR中G人的所有纪念物和标志被一律清除。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接收与管理力度不到位，致使外国人在东交民巷的各项腾退工作极为缓慢，出于战L目的而存在的美国驻BP兵营更是驻B至1949年。待北平和平解放后，各国驻B虽已基本撤离，但兵营地产问题却悬而未决。
于HS年代里，曾经居住在东交民巷的“前列Q”只留下一家
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便已不再具有外交官的身份。自新中国政府宣布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以来，曾经的列Q国家皆不再被新生政权所承认。当然，也有一个国家是例外：1949年10月2日，苏联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其新任驻华大使随之入驻东交民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使节团队，也是东交民巷所迎来的第一个大使级别的使团。
最后一个放弃东交民巷兵营旧址者居然是它
待到1950年1月6日，北京市JG会发出布告，宣布收回外国兵营的地产，且征用一切地面建筑物。当日下午，位于东交民巷22号的美国兵营旧址、台基厂三条1号的法国兵营旧址、东交民巷42号的荷兰兵营旧址之门前，分别被贴上了军管会的布告。当然，已经没有了外交豁免权的美、法、荷三国“领事”还是例行公事般地抗议了一番。但此三国与新中国并无外交关系，所以抗议信函被原件退回，从1月14日至16日，三处兵营旧址全部被北京市JG会收回。
4月11日，主动与新中国表示友好的英国十分配合地交出了英国兵营旧址。而与新中国结盟未久的苏联，亦于7月21日宣布放弃俄国兵营。至此，东交民巷的所有外国兵营旧址已全部收回。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乃是最后交出兵营者，居然是社会主义苏联。
被岁月改变了模样的东交民巷
1953年，市政当局于东交民巷东段路南，建造起一座“山”字形的新侨饭店，进而成为海外归国华侨的重要接待场所，著名记者曹聚仁便居住于此。
1954年，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楼落成。也就是在这一年，著名的六国饭店被改成外交部招待所，其南侧，还另行建造起一座六层高的楼房。但至为可惜的是，由于装修不慎所引发的一场严重火灾将曾经的六国饭店基本烧毁，待火灾过后，已无法重建的六国饭店建筑被彻底拆除，火灾之时，为1988年8月5日。随后，在其原址上一座被命名为华风宾馆的建筑物拔地而起。
1955年，占地4.5万平方米的东单公园建成。此前，这里曾做过列Q驻兵的操场与跑马场。再早些年，此地则为一处名曰“成化寺”的庙宇。待GM政府收回该地以后，这里还曾被用作F作义军队的临时飞机场。
1957年，位于台基厂大街路西的北京市委办公楼建成。
1958年，在东单路口西南角的位置，一座占地28000平方米的东单体育场建成。
1959年，随着苏联驻华大使馆被迁往东直门内的老东正教堂处，东交民巷终于结束了其作为外国使馆区的历史。
1975年，曾经的法国公使馆被拆除，其原址得到重建，且成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在京的宅邸。
此后，东交民巷的故事还在继续。然而，当我徜徉于这片区域的时候，还是希望它的变化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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