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四十，第三法庭的门刚拉开，走廊里的热浪就扑面而来。

八月的基层法院，中央空调总是不够力。几十号人挤在两排蓝色的塑料椅上，有光着膀子要账的包工头，有抱着孩子来起诉抚养费的年轻女人，空气里混着汗味、劣质烟草味和焦急的喘息声。

我叫林旭，在这家基层法院民庭干了八年法官。手里捏着半瓶矿泉水，水早就温热了。

书记员小赵举着一沓传票，隔着人群冲我喊：“林法官，下一个庭的当事人到了，催两回了！”

我拧上瓶盖，把水塞回兜里。今天排了四个庭，现在才走完第三个。一年就两百多个工作日，我名下挂着三百八十个案子，这还不算最多的，隔壁刑庭的老陈一年办了五百多。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我看过，每年案件数量都是两位数上涨，但编制还是那几个。案子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人就像泡在水里的海绵，挤一挤还能出水，但总有泡烂的一天。越少的人去办越多的案子，手里的案子只会越压越多。

小赵把下一本案卷递给我，那是一摞半尺厚的纸。

“赶紧的吧，下午还得赶出两份判决，不然明天全压死。”小赵压低声音说。

我翻开卷宗扉页，李大军诉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告李大军是个包工头，手粗糙得像砂纸，起诉开发商拖欠工程尾款。

这案子三百多页的证据材料，昨晚我加班到十一点，只来得及看了前面的起诉状和答辩状。一年到头，平均下来一个案子连一天的时间都匀不到，你要开庭，要质证，要写判决，时间就这样被切成了碎渣。

第四法庭的门推开，原被告双方已经坐在两边。

“法官，他这就是赖账！活儿干完了，钱不给，工人都快把我家门槛踏破了！”李大军还没坐稳就开始吼。

被告律师是个中年男人，西装领带，推了推眼镜，不紧不慢地说：“法官，原告主张的工程量与实际不符，我们对鉴定报告有异议。”

庭审程序走得很快，法庭调查，辩论。到了举证质证环节，李大军的律师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份新证据：“法官，这是昨天刚从财务那里翻出来的一份对账单，能证明实际工程量。”

按照正规程序，这份突袭证据我应该给对方答辩期，或者至少留出半个小时，让双方在庭上逐页核对原件。复杂案子，按理得掰开揉碎了审。

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三点五十五分。下一个庭的民间借贷当事人已经在外面探头探脑了，小赵在书记员席上对我使了个眼色，意思很明确：得赶紧结。

我接过那份对账单，纸张还是新的，散发着油墨味。一百多页的数字，密密麻麻。我盯着第一页看了十秒，脑子里迅速过了一下建工领域的司法解释和过往的判例。

二十秒后，我心里基本有了底。你一年要审几百个案子，一天写四五个判决，留给每个案子的时间就那么点，案子怎么判，往往就在这十几二十秒里定下了方向。

“被告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有无异议？”我问。

被告律师皱着眉翻了两页：“庭后核实，目前无法确认。”

“好，今日庭审到此，庭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我敲了敲法槌，起身离开。

从法庭出来，我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办公室。不能慢，慢了案子就积压，年底考核就过不去。门一关上，外面的喧闹声被隔绝，我长出了一口气。

三百多个案子摊在一年里，很多案子其实你看一眼就得出结果了，因为你还要花大量时间去写判决书。你以为法官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者，坐在法台上明察秋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案子推着你往前走，你连仔细看一眼真相的时间都没有。

晚上九点半，法院大楼安静下来，只有几间办公室还亮着灯。我泡了一碗老坛酸菜面，坐在电脑前开始敲键盘。今天四个庭的判决书，今晚至少得赶出三份。

前两份是简单的民间借贷和离婚纠纷，格式化的文书，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原告拿着借条，被告缺席，直接判。离婚的那个案子，双方在庭上为了一个电饭煲吵了半小时，调解书十分钟就敲完了。

打到第三个案子，李大军那份对账单的复印件还摊在桌角。我边吃面边翻着卷宗，面条已经坨了。

写到工程款的具体数额时，我顺手翻了一下对账单的第五页。那是一个汇总数字，原告主张的是五百八十万。我目光扫过去，突然停住了。

前面几页的明细加起来，只有五百六十万，中间差了二十万。

我放下筷子，拿起那张纸仔细看。确实差了二十万。李大军的律师在汇总时，把另一笔已经结清的款项又算进去了。白天在法庭上，二十秒的时间里，我只核对了第一页的真伪和整体逻辑，根本没时间去逐页对账。

如果按照白天庭审时的预判，这案子大概率会支持原告五百八十万的诉请。但现在，只要我写进判决书，这二十万就成了错判。

对于原告来说，这二十万是几十个工人半年的饭钱；对于被告来说，这是不当得利。

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改不改？

改，意味着明天得把双方叫来重新质证，或者我得在判决书里花大篇幅去论述这个证据瑕疵，重新组织论证逻辑。今天还有三个庭要开，明天还要赶判决，时间根本不够。

如果不改，这份判决书十分钟就能敲完，双方也大概率不会上诉，因为大家都耗不起了，只想要个结果。

但如果不改，那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是不是还是有点轻易了？

我看着屏幕上的光标闪烁。窗外黑漆漆的，只有路灯的光打在玻璃上。我想起白天李大军那张布满褶子的脸，和被告律师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在这个案子里，他们耗了两年，到我手里，只占了四个小时的开庭时间。一年大几百个案子压下来，一天要写四五个判决，你说我对这个案子到底又能多了解？我了解的，不过是卷宗里的纸片和法庭上那几分钟的陈述。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刑庭的老陈。

“还没走呢？”老陈的声音听着很疲惫。

“赶判决。你呢？”

“刚开完一个庭，涉嫌诈骗的，卷宗二十多本，我看了一周还没理清逻辑。”老陈叹了口气，“检察院那边还好，案子到了我们这，就像进了绞肉机。人少案多，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挂了电话，办公室又恢复了死寂。我重新打开文档，把光标移回到刚才写的那段。删掉了几行字，又停住了。

门被推开一条缝，小赵抱着一摞新立的案卷走进来：“林法官，今天立案庭又分来三十个案子，说让你先签收一下。明天早上的排期表也发你邮箱了，五个庭。”

我看着那摞比今天刚结的案子还要高的卷宗，把刚才那张对账单压在了键盘下面。

“知道了。”我说。

电脑屏幕闪烁了一下，我重新敲下了回车键。在这栋大楼里，天亮之后，又会有新的几百个案子等着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条流水线上，尽量不出错地往下走。

至于那些隐藏在几百页卷宗角落里的真相，有时候，真的只能留给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