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娶了女劳改犯，丢了供销社的铁饭碗，5年后我却赢了人生|供销社|劳改犯|李奶奶|玉兰|赵母|铁柱|铁饭碗

76年我娶了女劳改犯，丢了供销社的铁饭碗，5年后我却赢了人生

楔子

1976年腊月，柳河大队没人敢靠近我家那间土坯房。我妈把搪瓷盆摔得咣当响，说赵家祖坟冒了黑烟。供销社孙主任当众撂下话——三天内卷铺盖走人。洞房夜，苏玉兰攥着那本旧《兽医手册》，低声问我后不后悔。我说，娶你是我自己拿的主意。

第一章腊月里的红喜字

腊月的北风刮得人脸生疼。柳河大队的土路上，周铁柱把借来的两挂鞭炮挂在树杈上，冻得直搓手：“长顺，再有半个钟头，人就到了。”

我点点头，把胸前的红纸花又正了正。那花是我自己剪的，边角有点毛糙。

院子里冷冷清清。原定来帮忙的邻居一个没到，灶台上的大铁锅冒着热气，炖的是周铁柱从家里提来的半扇排骨。我妈赵桂香坐在堂屋门槛上，脸拉得比磨盘还长，手里的玉米面窝头捏扁了又圆、圆了又扁。

“妈，一会儿人来了，您好歹露个面。”

“我露面？”她抬起头，眼睛红通通的，“赵长顺，你爹要是还活着，非得让你气死。供销社的正式工，一个月二十八块，多少人眼红？你偏要娶个……娶个……”她把后半截话硬咽了回去，大约是觉得“劳改犯”三个字从自己嘴里说出来，到底不好听。

“她是下放的技术员，不是犯人。”

“有什么两样？档案里写着呢！”

我不再说话。这话争了两个月了，从提亲那天一直争到今天。我说服不了我妈，就像我说服不了孙德贵。唯一让我撑下去的，是苏玉兰那双眼睛。那眼睛干净，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跟村里那些听了几句闲话就缩着脖子走路的女人不一样。

鞭炮响起来，稀稀拉拉几声，像是替这桩婚事撑最后的体面。周铁柱领着一个女人从雪地里走过来。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了边，却干干净净。脖子上围了条灰围巾，是我不久前从供销社买的，全大队最后一匹灰的确良布头换的。她手里提着一只旧木箱，箱子不大，漆皮掉了大半，露出暗红的木头本色。

苏玉兰走到院门口，停下脚步，朝我妈的方向鞠了一躬。我妈别过脸去。

她没吭声，直起身，跟着我进了堂屋。拜天地的时候，屋里就周铁柱一个人喊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我妈坐在椅子上没动，我和苏玉兰对着空椅子拜下去。三拜的时候，我听见头顶上传来吸鼻子的声音。夫妻对拜，我看见她睫毛上挂了一层薄霜似的东西。

礼成之后，苏玉兰把那口旧木箱放在炕梢，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件换洗衣裳，一件粗线毛衣，底下压着一本书，封皮上贴着一小块白纸。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兽医手册》，纸页卷了边，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字迹清秀，但被水洇得有些模糊。她没解释，把书重新压到衣裳底下。

周铁柱帮着把排骨端上桌，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我妈不动筷子，苏玉兰就也不动。周铁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打圆场：“婶子，这排骨炖得烂糊，您尝尝。”

“我不饿。”我妈站起来，回了东屋，门关得严严实实。

苏玉兰低头扒了一口米饭，嚼得很慢。我看着她的侧脸，颧骨被冷风吹得有些红，鼻梁挺直，嘴唇抿成一条线。我心里堵得慌，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像在可怜她。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孙德贵带着两个人走进来，脚上那双黑色棉胶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他是柳河大队供销社主任，四十出头，背头梳得溜光，棉大衣的领子竖着，露出一截白围脖。他扫了一眼桌上的菜，又扫了一眼苏玉兰，皮笑肉不笑地开了口：“长顺，我来一是道个喜，二是把话说明白。供销社是集体单位，人员要经得起组织审查。你娶了身份有问题的人，三天之内，把柜台钥匙和账本交到门市部。”

周铁柱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孙主任，人家今天办事，你非得挑这时候？”

孙德贵看都没看他，眼睛盯着我：“长顺，咱明人不说暗话。有人到公社反映情况，我压了两天。压不住了。你自己拿主意，是留供销社，还是留这个女人。”

我站起来，手心里全是汗，可声音还算稳：“孙主任，我娶媳妇是明媒正娶，公社民政上盖了章的。你要收钥匙，我明天去交。今天这顿饭，你要是留下吃，我加双筷子；要是专程来下通知，话说完可以走了。”

孙德贵的脸色变了三变，最后哼了一声，甩袖走了。院门被他带得哐当一声响，震得屋檐上掉下一撮雪。

屋里静了半天。苏玉兰突然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酒壶，给我和周铁柱各倒了一盅：“铁柱兄弟，今天辛苦你了。长顺，你坐下，把饭吃完。”

她端起自己的碗，一口一口把剩下的米饭吃干净了，连碗底的最后一粒米都没剩。周铁柱叹口气，把酒闷了，拍拍我肩膀：“三天后的事，三天后再说。我先回了。”

送走周铁柱，夜已经深了。土坯房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火苗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炕烧得不算热，我妈那屋早就熄了灯，一点动静都没有。

苏玉兰坐在炕沿上，解开围巾，露出脖颈上一道浅浅的旧疤，不知是冻的还是怎么回事情。她把那本《兽医手册》从箱子里又拿出来，抱在怀里。煤油灯的光照着她的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一圈洗不净的黑印子，那是握了几年铁锹和镰刀的结果。

“赵长顺。”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叫我，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奇怪的稳当，“你后不后悔？”

我看着她。这个女人的过去我一无所知，档案里那些冰冷的字眼我也看不透。但两个月前在公社水利工地，她一个人把堵住的涵洞掏通，浑身泥水地爬上来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就对自己说，这女人扛得住事。

“娶你是我自己拿的主意。”我说，“后悔什么。”

她低下头，手指摩挲着那本手册的封皮，半晌没说话。煤油灯芯噼啪跳了一下，她抬起眼睛看我，那眼神不像白天那样收着，里头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三天后，你没了工作，我没了落脚的地方，这间屋子还是你妈的名字。”她把手册翻到某一页，停住了，“长顺，你会养猪吗？”

我愣了一下。

“我在农场喂过三年猪。书里这一页，写的是猪痢疾的防治。”她把那页折了个角，合上书，“没了铁饭碗，咱就自己挣一碗饭。你信不信我？”

灯影里，她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冰河裂开一道细缝，底下有活水在响。我伸手，把她那只满是硬茧的手攥进自己掌心里。掌心的温度传过来，比我喝过的任何一口烧酒都暖和。

窗外的风还在刮。我听见东屋传来翻身的声音，我妈大概也没睡着。这间屋里的三个人，加上一个刚进门的新媳妇，各有各的心思。天上掉不下粮食，地里的雪没化，供销社的门我明天还得去照常开。日子像一面坡，打今天起才开始往上爬。

但至少，有一个会看《兽医手册》的人，坐在我家炕头上了。

第二章铁饭碗砸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去了供销社门市部。雪停了，风刮得更紧，路上冻了一层硬壳，踩上去咔嚓咔嚓响。

门市部里烧着炉子，几个营业员正围着炉子嗑瓜子。我把柜台钥匙、商品盘点单、还有那本记了三年流水的账册，一样一样摆在柜台上。接手的是副主任老冯，一个快退休的老头，从头到尾没敢看我的眼睛，接过钥匙就往兜里揣，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长顺，回头有啥难处，吱声。”

我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转身往外走。

脚刚迈出门槛，迎面就撞上了孙德贵。他今天换了件藏青色中山装，胸前口袋别着两支钢笔，头发抹了油，亮得能映出人影子。身后跟着大队民兵连长和两个不认识的人，像是特意领来看热闹的。

他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道似笑非笑的褶子：“长顺啊，东西交清了？”

“交清了。”

“行，那我再说两句。”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拔高了，像是怕门市部里的人都听不见，“你赵长顺在供销社干了三年，表现嘛……前两年还过得去，就是到了今年，思想滑坡，立场不稳。娶了劳改释放犯，还大张旗鼓摆酒，群众反映强烈。组织上研究决定，予以辞退。”

“予以辞退”这四个字砸出来，门市部里嗑瓜子的声音一下子停了，几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

民兵连长别着脸看天，另一个年轻人倒是听得兴致勃勃。孙德贵拍了拍衣襟上的雪，又补了一句：“长顺，我这人办事有原则。组织不要你，我要你。你不是会干活吗？大队猪场缺人，明天你就去上工。喂猪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他说完，自己先笑出了声。门市部里有人跟着干笑了两下，也有人把脸扭到一边。

我盯着孙德贵那张保养得白白净净的脸。他没有半点愧色，反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快意，像是在确认自己手里的拿捏还稳当。我两个多月没剪的头发被风吹得盖住了额头，棉袄袖口的棉花也露出来一截。这副样子站在他面前，确实狼狈。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反倒踏实了。三天来的那股憋闷，在这一刻汇成了一条清晰的线——铁饭碗是砸了，可这只碗本来就要看人脸色端。离开这里，往后怎么样，我自己扛。

“行。”我说，“明天去猪场报到。”

孙德贵没料到我应得这么干脆，脸上的笑僵了半拍。他本想再补几句，可对上我的眼睛，到底没再说什么，挥了挥手，领着人走了。

我从门市部门口回到家，一路穿过村里的街道。街面上早起挑水的人、扫雪的人、往队部送粪的人，都停下来看我。上了年纪的会先跟我点个头，等走过去了再和旁边的人低声嘀咕。年轻一点的干脆把水桶一搁，声音也不收着：“听说了吧？供销社把他开了。就为娶那个女的。”

“啧，多好的差事。一个月二十八块钱，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那女的到底什么来头？”

“谁知道呢。从北边农场转过来的，档案上写着呢，刑满释放人员……”

议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我一句没回。路过代销点时，马翠芬正站在门口择韭菜，看见我，手上的动作停了停，压着嗓子和旁边人说：“当年我就说嘛，供销社那位置多少人盯着呢，他非要去拔那个尖。这下好，摔下来了吧？红喜字还没揭呢。”

我脚步没停，眼睛看着前面的路。走到自家院门口时，才发现我妈赵桂香正站在大门槛上，围裙也没解，手里攥着一把拨火棍。她脸色铁青，嘴唇抖了几下。

“妈。”

“别叫我妈。”她声音压得很低，“长顺，你媳妇的事，全村都在看咱家笑话。你姐方才打发人来说了，让我去她那儿住几天。行，我去。我这把老脸，搁这儿搁不住了。”

她说完就转身进屋，不大一会儿，胳膊上挎了个布包袱出来。路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顿，到底还是没看我，径直往巷口走了。灰白的头发在风里散开，棉鞋踩在雪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她拐过巷子角。苏玉兰从屋里跟出来，肩头披着我的旧棉袄，头发简单地盘在脑后。她没说话，只是顺着我的目光望了一眼巷口的方向，然后转身进了灶房。灶膛里柴火响起来，烟囱冒出的炊烟直直地升上去，又猛地被风撕碎。

我靠在院墙上站了好久。东屋的炕凉了，我妈平时坐的那把椅子空着。

吃早饭时，苏玉兰端上来一盆玉米糊糊、一碟咸菜。她把两个碗摆好，自己先坐下，安安静静地喝了一口。

“我走之前，把东屋拾掇一遍，炕烧上，被褥晒出去。”她放下碗，语气像在交代一件平常的日子安排，“你妈去你姐那儿住，不长。咱把这家里里外外收拾利落了，她看着放心，气也就消了。”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脸上没有委屈，没有慌乱，甚至没有昨天夜里那种锐利的东西。她只是平静地接受了眼下的局面，然后开始做事。

“还有，”她转身从炕头的木箱里取出那本《兽医手册》，“猪场的老刘头，就是打更那个，他昨天在井台上跟我说，圈里的猪有几天不吃食了，拉稀，兽医站的赤脚医生去看过，说是冬天常见的病，没给药方就走了。老刘头急得不行。”

她把手册翻到中间某一页，指着上面一段话：“马齿苋、白头翁、黄芩，这几样草药咱这儿都能找到。我在农场的时候，猪场闹过一次，比你生产队这个严重多了，就是用的这个方子。”

我接过册子，纸页发黄，边缘卷着毛边，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字。她隔三差五就翻这本书，有时候拿铅笔写几句，有时候用指甲在页脚掐一道印。我虽看不懂那些药名和配方，但我知道每一页她差不多都能背下来。

“你拿这个给老刘头送去，让他试试。”她起身把碗筷收走，“猪场没人愿意去，活儿苦、工分低，还要担责任。可在那个地方，猪要是养好了，以后说不准。”

她没往下说，但那意思我明白。一个被组织辞退的人，一个被全村议论的人，想再站起来，手里得有实实在在的成绩。猪场是最偏的地方，也恰恰是最没人盯着的地方。

那本册子放在桌上，煤油灯的烟子把封面熏得发黄。我把它揣进怀里，推开门往外走。

院子外面的雪地上，一串脚印从巷口直通到我家门口，又折了回去。我低头看了看，是我妈的鞋印，还是小号的。她到底在门口站了一阵，才走的。

隔壁院子里传来猪叫，还有老刘头咳嗽的动静。我抬腿往村东的猪场方向走，路过碾房时，听见周铁柱在里头喊我。他跑出来，肩上扛着半袋玉米面，往我怀里一塞，喘着粗气说：“你姐家那边我托人打过招呼了，你妈在那有吃有喝，你放心。这袋面你拿着，给弟妹用。”

“铁柱……”

“少说那些个。”他拍拍手上的粉灰，“你去猪场的事我知道了。那地方我熟，明天我帮你去拾掇圈舍。你记着，你赵长顺娶了谁，那是你自己的日子。别人嚼舌头，你当听戏得了。”

他冲我咧嘴笑了笑，转身回碾房继续干活。雪沫子被风卷起来，打在脸上，又凉又硬。我抱着那袋玉米面站在路当中，望着村东方向。猪场的烟囱矮矮的，冒着一缕细烟，在灰白的天底下，显得孤零零的。

可就是那缕烟，让我想起怀里那本册子上的字。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口袋扎紧，朝猪场的方向一路走过去。棉鞋踩在雪地上，印出一道深深的辙。

第三章猪场里的药方

我在猪场门口站了足有半袋烟的工夫。

老刘头从圈舍里出来，佝着背，棉帽子压到眉毛上，咳嗽了两声才看见我。“长顺？你咋来了？”他搓着手，指缝里全是冻裂的口子，“这地方脏，你一个供销社的人……”

“刘叔，我现在归大队调配，明天就来猪场干活。”我把怀里那本《兽医手册》掏出来，“圈里的猪，啥症状？”

他愣了一下，接过册子翻了翻，又递还给我，苦着脸往圈里指。我跟着进去，一股酸腐气混着草料霉味直冲鼻子。十二头猪，大大小小挤在三个圈里，有两头趴着不动，脊梁骨一根根顶着皮，后腿处糊着稀粪，见了人也不抬头。另一头半大猪崽拉得整个后裆都沾满了，站起来打晃，走两步又趴下去。

“兽医站的小吴来看过，说可能是痢疾，让喂点土霉素。”老刘头叹口气，“可咱这儿哪有那金贵东西。他留了一包草药面子，喂了三天，不见好。”

我把册子翻到苏玉兰指过的那页，上面用铅笔细细标注了分量：马齿苋干品一两，白头翁五钱，黄芩三钱，若鲜用加倍。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她的笔迹——煎汤拌食，重者灌服，连用三日。猪舍用石灰水消毒，粪污深埋。

“刘叔，你信我一句。”我把册子合上，“我去配药，今晚就煎上。”

老刘头盯着我看了半天，浑浊的眼珠里转了几转，最后一拍大腿：“中！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这十二头猪要是没了，大队能扒了我的皮。”

我转身往外走，步子比来时快了许多。先去了趟保管室，苏玉兰果然在那儿等着。她肩头落了薄薄一层雪，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下午去野地挖的马齿苋和刨出来的白头翁根，根上还带着湿泥。

“够两天的量，”她把布包递给我，“黄芩家里有点，不多了。明天我再去村后的沟沿上找找。你先去煎，我回去把咱家那点存药包上。”

“你一个人去挖？”

“地又不吃人。”她拍掉肩上的雪，语气平平的，转头往家走。走出几步又停下，没回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长顺，猪比人实在。你给它治好病，它就长肉。它不看你成分，不认你身份。”

那天夜里，我在猪场旁边那间破土屋里架起了柴火灶。药汁子熬得浓黑，满屋子都是苦味。老刘头帮我往猪食槽里拌药，两头病得最重的，我掰开嘴一勺一勺灌。那头半大猪崽灌得最费劲，蹬了我一身药汤子，但我没松手。

第二天一早，苏玉兰果然又送来一包鲜草，还带了一小瓶石灰，说兑水洒圈舍。我洒了石灰水，她又教老刘头把粪污扫到西头那个废弃的沤肥坑里，拿草帘子盖上。

头一天过去，猪还是拉。老刘头蹲在圈门口直叹气，我嘴上说“药效没那么快”，心里其实也打鼓。苏玉兰晚上过来看了一趟，伸手摸了那头半大猪崽的耳朵和鼻镜，说：“热退了。再灌一天。”

第二天傍晚，圈里那头母猪先站了起来，晃悠着走到食槽边，拱了两口。老刘头蹲在旁边，眼睛瞪得铜铃大，回头冲我喊：“长顺！它吃食了！它吃食了！”

第三天早上，十二头猪全站起来了。粪还是稀的，但不再是水样，颜色也转了过来。老刘头把圈门一开，猪们挤着往外拱。他坐在门槛上，袖子往脸上一抹，也不知是擦汗还是擦泪。

“长顺，”他嗓子发哑，“你媳妇……这方子，神了。”

我拉着板车去大队部汇报。大队长刘德旺正在烤火，听我说完，手里的搪瓷缸停在半空，好半天才放下。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苏玉兰没来，她知道这种场合自己不该露面。

“猪保住了？”刘德旺问。

“保住了。方子写在这儿，以后冬天防病可以照着用。”我把苏玉兰誊抄的一份草药方递过去，字迹工整，药名分量写得清清楚楚。

刘德旺接过去瞅了两眼，折起来压在玻璃板底下，没再提苏玉兰的名字，但也没说不让用。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像是对着空气说话：“猪场那边，你接着干。工分按壮劳力算。”

我从大队部出来，日头正好照在房檐的冰溜子上，一滴水珠落进领口，凉得我一缩脖子。周铁柱从碾房那边大步过来，肩上扛着一根扁担，脸上却沉着。

“长顺，你听着。”他压低嗓子，“马翠芬在井台上跟一群妇女嚼，说‘劳改犯会治啥病，别是给猪下毒表功’。”他呸了一口，“我当场就顶回去了——我说马主任，你家前年那头猪病得站不起来，是谁帮忙找的兽医站？你那张嘴就不能积点德？”

我拍了他一下肩膀，没说话。走到家门口，烟囱冒着炊烟。推门进去，苏玉兰正在灶上熬药，给自己熬的，她这两天咳嗽，夜里总压着声音。见我回来，她抬了下眼皮。

“猪好了？”

“好了。大队长让接着干。”

她点点头，拿火钳捅了捅灶膛，火光映在她脸上，显出一点暖和的意思。我坐到灶前的小凳上，把手伸向灶口烤着。两人都没再说话，只有柴火噼啪响着。

外面巷子里传来马翠芬的尖嗓子，不知道在跟谁吵。但灶膛前的这一小块地方，安安静静的，暖融融的。

第四章一把野菜换来的信任

猪场那边的活儿算是稳住了，可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从悬崖边缩回了脚，离站稳还差得远。十二头猪救回来了，可开春前要配种，母猪要下崽，哪一样都得再琢磨。

苏玉兰倒比我沉得住气。

天不亮她就起来，灶上蒸一锅红薯面窝头，自己揣两个在怀里，背上荆条筐往村外走。我问她去哪，她说：“猪场光靠队里那点饲料喂不肥，我去挖点野菜。”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她把头一偏：“你白天得在猪场盯着，夜里还得起来看两遍圈。挖菜又不是背石头，我自己行。”

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勉强。只是每天中午她从野地里回来，裤脚上总沾着苍耳，袖口糊着泥。筐里有时是灰灰菜，有时是马齿苋，偶尔还能翻出几棵野苋菜。她把这些菜往猪场门口一倒，拿刀剁碎，拌上麦麸和豆渣，猪们吃得头都不抬。老刘头蹲在圈墙上看着，咂嘴道：“长顺媳妇，你这比饲料站配的还香。”

苏玉兰只是笑笑，拍掉手上的土，转头又去给猪圈洒石灰水。

村里人开始注意到这事。头一个上门的是隔壁李奶奶。

李奶奶七十多岁了，头发白得像雪，一个人住在村东头两间土坯房里。她儿子在东北当工人，几年才回来一趟。前些天她家那头老母猪下崽，活下来的三头猪崽不知怎么的，肚子胀得像小鼓，趴在窝里不吃不动。李奶奶拄着拐棍找到猪场来，眼巴巴瞅着我：“长顺，你给看看，这猪崽咋了。”

我跟着去了一趟。三头小猪崽确实蔫了，鼻头发干，趴着不动。我回来跟苏玉兰说了，她正在剁猪草，手里没停，问：“排的粪什么样？”

“稀的，有点发绿。”

“积食了。小猪崽贪食，母奶吃多了不消化。”她放下刀，起身从屋里翻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前两天挖的白头翁根晒干磨的粉，又去灶上添了把火，炒了一小把山楂干，碾碎了掺在一起。“你给李奶奶送去，用温水调成糊，一头猪崽喂一小勺，一天两回。喂完别给母奶，饿半天再放回去。”

我送药过去，李奶奶半信半疑地看着那包灰扑扑的粉末，问我：“这管用？”

“管用。玉兰弄的方子，猪场那十二头猪就是她治好的。”

李奶奶听到“玉兰”两个字，嘴角动了动，没接话，但还是把药喂了。第二天一早，我在猪场拌料，远远看见李奶奶挎着个篮子，踩着雪往我家方向走。走近了才看清，篮子里是二十来个鸡蛋，个个红皮，码得整整齐齐。

“给玉兰补补身子。”李奶奶把篮子往我手里一塞，枯瘦的手攥紧拐棍，“那药真神了，三头猪崽全好了，今早抢食抢得欢实。”

苏玉兰闻声从屋里出来，看见鸡蛋，忙摆手：“李奶奶，您留着自个儿吃，这大雪天的鸡下蛋不容易。”

“你这孩子，”李奶奶把拐棍往地上一顿，“我给你就拿着。我活了七十多，谁待见我我知道。你这丫头，昨儿还悄悄给我送了半包红糖，当我不知道？”

苏玉兰愣了一下，耳根微微泛红。那半包红糖是赵母上回过来丢在灶台上的，苏玉兰舍不得吃，包了给李奶奶送去的，原以为没人知道。

李奶奶拉着苏玉兰的手，摩挲了两下，回头冲巷子里正在扫雪的几个妇女道：“都看见了没，长顺媳妇心善，有本事。往后谁再乱嚼舌头，我老婆子第一个不答应。”

巷子里那几个人讪讪笑了两声，低头继续扫雪。但当天下午，就有人家拎着猪崽来猪场找苏玉兰看病了。苏玉兰没推辞，看完出来跟人家说：“冬天圈里湿气重，垫草得勤换。回头我给你配点苍术粉，洒在圈角除湿。”那家男人连连道谢，走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了句：“长顺，你媳妇……行。”

这话传得快。两天之内，村里风向变了。原先那些躲着走的，现在路过我家门口会点个头；原先那些指指点点的，现在凑上来问猪怎么养。

可赵母那边，还是过不去。

那天下午，隔壁二婶子过来串门，坐了半晌，临走时把我拉到门外，压低声音说：“长顺，你妈前儿个去你大妹家了。她捎话回来，就一句——‘让长顺赶紧把那婚事散了，趁还没孩子，利索点。’”

我手里攥着的火钳子差点戳到脚面。

“她还说什么？”

“没别的了。”二婶子叹了口气，“你也别怪你妈。她这辈子就要个脸面，你爹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你和大妹，好不容易你有了个正经工作，又……唉，你自个儿掂量吧。”

二婶子走了以后，我在门口站了挺久。天阴着，风不大，但冷得往骨头缝里钻。推门进去，苏玉兰正蹲在灶前添柴，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她没回头，但肩膀绷着，显然是听见了。

“长顺，”她声音平静，“你妈说的在理。你要真想离，我不赖你。”

我几步走过去，把她手里的火钳子抽出来往灶台上一搁，拽着她胳膊让她站起来，盯着她的眼睛说：“你再说一遍这种话试试。”

她别过脸，嘴唇抿得紧紧的。我这才看见，她眼眶红了，亮晶晶的泪在里头转，硬是没掉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从结婚到现在，被孙德贵当众羞辱也好，被马翠芬指着鼻子骂也好，她就没红过眼。可现在，她哭了。

我伸手把她揽过来，她额头抵在我肩窝里，肩膀抖了几下，没出声。灶膛的火光映在墙壁上，一跳一跳的。

“玉兰，”我说，“咱把猪养好，让事实说话。我妈那边，你不用管。她是我妈，我去跟她说。但离婚两个字，以后不许你再提。”

她没说话，只是抓紧了我的袖子。过了好一会儿，她闷声说了句：“灶上水开了。”

我松开她，去揭锅盖。水蒸气扑了一脸，热腾腾的，模糊了眼前的一切。等蒸汽散开，她已经拿袖子擦过脸，恢复成平时那副清清淡淡的模样，只是鼻尖还泛着红。

“饭好了，吃饭。”她转身去盛菜，背影挺得直直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苏玉兰睡在里侧，呼吸均匀，也不知真睡假睡。我望着窗外那弯冷月亮，心里一遍遍给自己说：猪要养好，日子要过好，谁的话也不必听，只看结果。

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又背着筐出了门。我趴在窗台上看她的背影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心里忽然稳当了。

她都不怕，我怕什么。

寒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我掖了掖被子，合上眼。猪场那边传来一声猪叫，中气十足，听着就壮实。天快亮了，还有很多活要干。

第五章粪肥换来的自留地

转过年的秋天，猪场里的粪肥堆成了小山。

这事我琢磨不是一天两天了。猪场十二头猪，一天出的粪够装两板车，全堆在墙角沤着，沤熟了也没人要。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句老话连三岁娃娃都会喊，可大队里那些地照样瘦得发黄，一亩麦子打不下两百斤。

那天下午喂完猪，我蹲在粪堆旁算了一笔账。队里西坡那五十亩薄田，年年撒化肥，化肥要钱，钱又不够，越穷越施不起肥，越施不起肥越穷。我跟苏玉兰念叨这事，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抬头看我：“你想把猪粪给队里用？”

“白扔也是扔。沤好了上到地里，能多打粮食。”

“大队长能同意？”

“我去说。”

她想了想，从炕柜里翻出个旧本子：“我算了一下，一亩地上三十担粪肥，五十亩地要一千五百担。咱猪场积一冬一春，差不多能凑上。你去找大队长谈，就说粪肥不要钱，只换一样——让队里在村东划块自留地给咱养猪。”

我愣住了。自留地这事，前两年有人提过，让大队给顶回去了。柳河大队地少人多，自留地抠得比金子还紧。

“他能答应？”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她翻开本子指着上头密密麻麻的小字，“西坡那五十亩要是增产两成，全队三百多口人，每人多分四五十斤粮。就为这个，大队长也得掂量掂量。”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大队部。大队长刘德厚正蹲在门口抽旱烟，看见我来，眼皮抬了一下：“赵长顺，猪喂得咋样？”

“刘叔，猪养得壮实。我来是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我把来意说了。刘德厚磕了磕烟袋锅子，半天没吭声。旁边几个大队干部凑过来听，有人撇嘴：“猪粪那东西顶什么用，西坡那地就是瘦，施啥也白搭。”

苏玉兰教我算的那笔账派上了用场。我把账掰碎了说：“西坡五十亩，一亩多打六十斤，统共多打三千斤。按人头分，全队大人小孩每人多分十斤口粮。队里不用出一分钱，不用出一个工。”

刘德厚眯着眼打量我：“粪肥白给？”

“白给。我只有一个条件，村东河沿那块三分荒地，划给我搭个棚子。我不占耕地，就用那点废地自己养两头猪。”

那几个干部交头接耳。河沿那块地我知道，石头疙瘩多，长草都稀稀拉拉，种啥啥不收，白给都没人要。刘德厚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这样，明天队委会上议一议。丑话说前头，粪肥得真管用，大伙儿都瞧着呢。”

队委会开了整整一上午。我蹲在门外听，里头吵得厉害。马翠芬的男人是队委，嗓门最大：“给劳改犯家属划自留地？传出去好听？”

刘德厚拍桌子：“什么劳改犯家属，人家现在是柳河大队的媳妇。再说了，粪肥搁着不是浪费，西坡那地荒了几年了？”

最后举手表决，七个人，四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

消息传到猪场的时候天快黑了。我跑回家跟苏玉兰说，她正蹲在灶前烧火，火光映在脸上忽明忽暗。

“三分地，河沿那块。”我喘着气。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明天我去看看。”

那块地确实不像样。三分荒地上碎石头比土多，边上是河滩，一下雨水就漫上来。苏玉兰转了一圈，弯腰抓了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又碾碎了看。

“能养。”她说，“垫高地基搭棚子，石头捡出来垒墙，河滩那边挖条排水沟，发水也不怕。”

我们俩借了周铁柱的拖拉机，从猪场拉了两车粪肥铺在那三分地上。村里不少人来看热闹，有人摇头，有人笑，但没人帮忙。只有李奶奶拄着拐棍过来，塞给苏玉兰两个煮鸡蛋：“干活费力气，垫垫。”

第三天傍晚，孙德贵来了。

他背着手站在河沿上，看着我们在捡石头垒猪圈墙，嘴角挂着那种笑。几个社员跟在后面，像是在等看笑话。

“赵长顺，”孙德贵拿脚尖踢了踢地上的石头，“你那猪圈搭起来能养几头猪？”

我没抬头，继续搬石头：“先养一头。”

“一头？”他笑出了声，“一头猪能顶什么用，你还想翻身？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喂猪就好好喂猪，别净想些有的没的。”

跟在后面的人跟着笑。苏玉兰直起腰，手上沾着泥，平静地看着孙德贵：“孙主任，猪喂好了也是本事。您要是没事，我们还得干活。”

孙德贵脸上挂不住，哼了一声，背着手走了。远远地飘来一句：“看你们能折腾几天。”

等他们走远了，苏玉兰继续弯腰搬石头。我把一块大青石让她搭把手，两人合力垒上墙。她甩了甩手上的泥，忽然说：“长顺，咱这猪圈得取名。”

“取啥名？”

“就叫‘长顺猪场’。”她嘴角弯了一下，“名字挂出去，往后谁都知道这猪场是谁的。”

那晚收工回家，月亮已经升得老高。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在河堤上，中间隔着半步路。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忽然伸手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怎么了？”

“那头母猪，我托人问好了。”她在月光里抬眼看我，眼睛亮亮的，“邻县农场有头约克夏母猪要出，配种配得好，产仔多。咱攒攒钱，入冬前把它买回来。”

“多少钱？”

“一百二。”

我吸了口气。这钱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不是小数。但看着她眼睛里的光，我点了点头：“买。给它取个名。”

“叫黑妞。”

“为啥叫黑妞，明明是白的。”

“我乐意。”她推开门进屋，脚步比平时轻快。

第二天一早我去喂猪，远远看见那三分地上新垒的猪圈墙，墙根下苏玉兰已经栽了几棵南瓜秧。太阳从河对岸升起来，照得河面亮闪闪的。我站在猪圈前头，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在拱，像种子在地底下憋着劲要往外冒。

孙德贵的话在耳朵边上转了一句，转着转着就被风吹散了。

泥腿子怎么了。泥腿子踩在泥里，根扎得深，风再大也拔不走。

第六章黑妞下崽那一夜

腊月十八那天，天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着河沿，风从河滩上刮过来，带着冰碴子的味道。黑妞从晌午就开始闹腾，在圈里来回转，草也不吃，水也不喝，后腿时不时塌下去，又撑着站起来。

苏玉兰蹲在圈墙外头看了半下午，眉头越锁越紧。

“胎位不正。”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我看过了，前蹄先出来的，头偏在一边。”

我心里一沉。养了几个月，黑妞是家里的命根子，肚子里这窝崽子是明年开春的全部指望。我赶紧去找大队的兽医老赵，老赵来了一看，连连摆手：“母体弱，胎又大，我这儿没器械，不敢下手。你们赶紧想办法，拖久了母仔都保不住。”

老赵走了，天也黑了。雪粒子开始往下落，打在猪棚顶的油毡纸上沙沙响。苏玉兰让我烧一锅热水，又翻出那本《兽医手册》，就着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折角那页停下来，看了很久。

“长顺，你来按住黑妞，别让它乱动。”她卷起袖子，把手伸进热水盆里泡了泡，又用白酒擦了手。

“你要……”

“掏。把胎位顺过来。”

煤油灯挂在猪棚柱子上，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黑妞侧躺在地上，肚子一鼓一鼓地喘。苏玉兰跪在草垫子上，左手按住黑妞的后腰，右手慢慢伸进去。黑妞疼得哼了一声，浑身绷紧。我赶紧蹲下去抱住它的头，一下一下顺它的脖子。

“出来了，摸到头了。”苏玉兰额头上的汗顺着下巴滴下来，“头偏左，我慢慢转。”

她的声音很稳，可我看到她的胳膊在抖。猪棚里冷得呵气成霜，她脸上却全是汗。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她深吸一口气：“好了，胎位正了。你松开一点，让它自己用力。”

黑妞喘了几口粗气，忽然一使劲，一头粉嘟嘟的猪仔滑了出来，摔在干草上，身上还裹着胎膜。苏玉兰顾不上擦手，赶紧撕开胎膜，把猪仔嘴里的黏液抠干净，倒提着在后背上拍了两下。

“哇——”一声细小的叫唤。

我悬着的心落下去半截。接着第二头、第三头，一个接一个往外挤。苏玉兰一个一个接生，擦干，放到铺好干草的竹筐里。到第十头的时候，黑妞没劲了，躺着直喘，奶头涨得发亮却挤不出奶来。

“还剩两个。”苏玉兰探了探，声音发沉，“最后两个，有一个……不动了。”

我没说话，把筐里的猪仔一个个摆正。第十一头出来的时候还活着，第十二头卡在里头太久，软塌塌的，怎么拍都没动静。苏玉兰把它放在一边，默默地把十一头猪仔拢到黑妞肚子底下，帮它们找到奶头。

黑妞累坏了，但到底是当娘的本能，侧着身子让崽子们拱。苏玉兰又去烧了一锅小米汤，晾温了，用布头蘸着往弱崽嘴里滴。天色一点点泛白，雪停了，风也小了，猪棚上头结了一层薄冰，亮晶晶的。

我数了数筐里的小猪，十一头，挤成一团，呼出的气把干草都焐热了。我抱起最壮的那头，走出猪棚。雪地里白茫茫一片，河对岸的树林像画上去的。我举着小猪在雪地里转了一圈，喊了一嗓子，声音被雪吸了一半，但剩下的那半穿过河面，惊起树上的几只麻雀。

苏玉兰在棚门口看着我，嘴角弯起来。她头发乱了，脸上还沾着干了的血印子，可那一眼比啥时候都好看。

就在这时，院门口传来脚步声。我扭头一看，是我娘赵桂香。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胳膊上挎着个竹篮，篮子上盖着粗布。站在雪地里，也不进来，就那么看着。

“娘？”我走过去。

赵桂香把篮子往我怀里一塞：“给黑妞补补，下了崽的母畜得喝小米粥。”她避开我的眼睛，往猪棚里瞥了一眼，“别饿着我孙子。”

我愣了一下。苏玉兰正从棚里出来，手上都是泥和草屑。她看到我娘，脚步顿了顿，然后走过来，接过篮子，掀开粗布看了看。

“娘。”她叫了一声。

声音不大，但雪地里安静，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赵桂香背对着我们，肩膀动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身来，看着苏玉兰，又看看棚里那一窝猪仔。脸上的褶子紧了紧，嘴角往下压了压，到底没压住，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粥还热着，你俩趁热喝。”赵桂香伸手拍了拍竹篮旁边的雪，又看了一眼苏玉兰，嘴唇动了动，“手……手洗洗。猪棚细菌多。”

苏玉兰低头看了看自己黑乎乎的手，忽然笑了。她这一笑，我娘脸上那层霜也薄了。赵桂香往棚里探了探头，数了数猪仔：“十一头？够肥的。”

“还有一头没站住。”苏玉兰说。

“够了够了。”赵桂香摆摆手，“黑妞头一窝就下这些，是遇上好主家了。”她说完这话，自己愣了一下，像是没料到自己会说出“好主家”三个字。扭过头假装看雪景，可耳朵根红了一片。

苏玉兰把小米粥倒进锅里热上，又从缸里舀了瓢水洗手。赵桂香站在猪棚外头没走，看了半天那窝猪仔，忽然指着最弱的那头说：“那头抢不上奶，得单独喂。你娘养过猪，听我的。”

“嗯。”苏玉兰应了一声，蹲下来把弱崽拨到前面的奶头那儿。

我娘又站了一会儿，往院门口走了两步，回头说：“盆里那个……我蒸了红糖发糕，搁在篮子底下了。”说完不等我们回话，踏着雪往村东头去了，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不少。

苏玉兰直起腰，看着雪地里那一行脚印，眼睫上落了片雪花。她从灶上端下热好的小米粥，盛了两碗，一碗递给我，一碗自己捧着，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小口。

“长顺。”

“嗯？”

“你娘做的发糕，比我娘做的甜。”

她声音有点哑，低头喝粥，没再说话。我看着她的侧脸，想起一年前她刚来柳河那天，提着一个旧木箱，箱子上贴着劳改农场的封条，站在大队部门口，风把头发吹得贴在脸上，眼神跟今晚的雪一样，又冷又静。

而现在，她站在我的猪棚前，手里端着一碗热粥，棚里是十一头黑妞的崽，院门口是一条还没被雪盖住的脚印。

我伸手把她肩膀上的雪拍了。

“进屋吧。”我说。

她端着粥往屋里走，门口那盏煤油灯还亮着，火苗在玻璃罩里跳了跳。棚里的黑妞哼了一声，猪仔们挤得更紧。天快亮了，东边河沿上露出一线青白，雪地泛着淡蓝的光。

那三分地，那棚子，那十一头猪仔，都是泥里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孙德贵看不上，可它们会活，会长，会跟着开春一起往上蹿。

第七章板车上的三百二十块

开春后那三分自留地翻了两遍，苏玉兰把猪粪和草木灰拌在一起沤了半个月，撒下去，土黑得发亮。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南瓜种，说这东西产量高，藤蔓又能喂猪。我问她哪儿学的，她说劳改农场边上有个农技站的老先生，她帮着抄了三年资料，换来的本事。她说得轻描淡写，手里翻着那本《兽医手册》，书页都卷了边。

六月底，黑妞那窝猪仔养到了两百多斤。我挑了两头最壮的，用板车推到县食品站。食品站的老赵称了重，拍着猪背说：“长顺，你这猪膘薄肉厚，后腿结实，是喂了啥好东西？”我说就是草料加南瓜藤。老赵不信，围着猪转了两圈，又捏了捏背膘，最后在单子上打了“一级”，比统购价高出两毛。两头猪卖了三百四十二块。我揣着钱从食品站出来，手心全是汗。三百四十二块，搁供销社我得干整整一年。

没舍得花。只买了二斤盐、一匹白洋布，布是给苏玉兰做褂子的。她身上那件蓝布衫，洗得已经透光了。布扯回家，她摸着料子愣了半天，说：“你留着攒本钱。”我说：“本钱慢慢攒，你先得有件像样的衣裳。”她没再推，夜里坐在油灯下比划着裁，剪刀使不利索，剪坏了一块布角，心疼得直咂嘴。我看着她那样子，心里比卖了猪还痛快。

攒到三百二十块的时候，整好是七月。我跟周铁柱蹲在他家门槛上啃窝头，我说我想弄辆板车，自己拉饲料，不用每回都等大队的拖拉机。周铁柱把窝头渣子拍掉：“邻县那农机站淘汰下来一批旧车斗，我帮你留意着。”

隔了五天，他开着拖拉机来找我，说邻县有辆二手板车，车架子是铁焊的，轮胎补过两回，但轴还结实，要价三百。我去看了，车斗有点锈，可底板厚，拉个千把斤没问题。跟车主磨了半天，最后三百二十块成交。我把钱数给人家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厚厚一沓票子，最大面额五块，数了三遍。车主把车钥匙递过来：“好好待它。”

有了板车，第一趟是去四十里外的青山镇拉饲料。那地方有个榨油厂，豆饼比县里便宜三成。凌晨两点起，天上还有星。苏玉兰起来给我烙饼，饼里裹了咸菜丝和猪油渣，用布包着塞进我怀里。她说：“头一趟，路不熟，走慢点。”我说：“你在家盯着猪场，别让弱崽又挤着。”她嗯了一声，站在院门口。我拉着空板车出村，回头看了一眼，煤油灯在窗上投出个影子，一动不动。

周铁柱在后面开着拖拉机跟了一段，到岔路口他拐去公社拉化肥，按了两声喇叭走了。我一个人拉车往东，天亮前到了青山镇。榨油厂的豆饼成色好，我装了八块，又跟厂里订了长期供料的口头协议，每半月来拉一趟。回程车上重了，上坡得弓着身子一步一蹬，肩膀让麻绳勒出两条红印。走到半道，下起雨来，我把布衫脱下来盖在豆饼上，自己光着膀子淋着。路边有个车马店，进去躲了半个时辰，掌柜的端来一碗热水，问我去哪儿，我说柳河。他说：“这么远你一个人拉？”我说：“力气是攒出来的。”

到家是后晌。苏玉兰老远听见车轱辘响，跑出来接。她看见我肩膀上的勒痕，二话没说转身回屋，端出她配的草药水，用棉花蘸着往伤口上抹。我说不碍事。她不说话，手上动作又轻又快。抹完了，她去翻豆饼，一块一块看，点点头：“成色比县里统销的好。”

第二趟是七天之后。这回我起了个更早，夜里十一点就出发，想赶在午前回来。苏玉兰照旧烙饼，还往水壶里灌了姜汤。我拉着空车出村，走到河堤上，后面有手电筒晃。回头一看，是周铁柱。他骑着大队的自行车追上来：“长顺，我跟你去一趟。夜路太黑。”我说：“你明天不出车？”他说：“出，早点回来就是。”

两个人换着拉，到了青山镇天才蒙蒙亮。装好豆饼往回赶，走到柳河地界，远远看见村口站着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是孙德贵。他穿着那件四个兜的灰褂子，手里攥着个笔记本，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

“赵长顺，”他拦在路中间，“你这是搞的啥名堂？”

“拉饲料。”我没停车。

“谁批准的？大队允许个人搞运输了？”他声音拔高了，手指头点着板车上的豆饼，“你这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还没开口，周铁柱从后面走过来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大队上半年发的关于搞活副业、允许社员利用农闲时间从事短途运输的通知，上面盖着大队革委会的章。周铁柱把纸抖开，亮在孙德贵眼前：“孙主任，您看看，这是大队文件。长顺拉的是饲料，喂的是集体的猪，猪场去年扭亏为盈，大队长在大会上表扬过。您要是觉得这文件不算数，咱们现在就去大队部对一对。”

孙德贵接过纸看了半天，脸上那层肉抽了抽。他张嘴想说啥，周铁柱又补了一句：“孙主任，您供销社的拖拉机上个月不也拉了两趟私货？要不要我帮您回忆回忆是哪天？”

孙德贵的脸从红转白，又从白转青。他把纸往周铁柱手里一塞，哼了一声，扭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板车上的豆饼，嘴角往下撇，到底没再说出啥来。

我和周铁柱看着他的背影，都没说话。过了半晌，周铁柱把文件折好塞回兜里，拍了拍车把：“走，回家。你媳妇该等急了。”

我拉起板车往村里走，车轱辘碾过土路，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到了院门口，苏玉兰正在给猪圈冲水，看见我回来，又看见周铁柱，笑了笑。她接过我手里的车把，往豆饼上看了一眼，说：“这趟多拉了两块？”

“嗯，厂里说这个月豆子出油率高，多给了两块。”

周铁柱在旁边嘿嘿笑：“嫂子，你不知道，今天孙德贵在村口让咱们堵回去了。”

苏玉兰看了我一眼。我把事情说了，她听完，没笑，只是低头把豆饼一块块搬进屋檐下码好。搬完了，她直起腰，从灶上端出热着的饭菜，说：“吃饭。铁柱你也留下。”

周铁柱也不客气，坐下来就扒饭。吃着吃着，他忽然说：“长顺，我寻思着，再过两年，咱自己弄辆三轮，那才叫跑运输。”

苏玉兰往他碗里夹了块咸菜：“先把这辆板车使好了。路得一步步走。”

周铁柱点头。我端着碗，看着院子里那辆板车，车斗上还沾着青山镇的泥点子。三百二十块，是我喂了一年猪、拉了半个月车攒出来的。孙德贵想拦，没拦住。大队的文件在周铁柱兜里，可真正管用的，是车斗上那两块沉甸甸的豆饼。

夜里躺下，苏玉兰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肩膀上，摸了摸白天勒出来的印子。

“还疼？”

“早不疼了。”

“长顺。”

“嗯？”

“明年这时候，咱自己养两头母猪。”

窗外有蛙声，一阵一阵的。我嗯了一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指缝里还留着猪草汁的绿印子。可这双手，能抚平猪仔的难产，能算清每一笔账，能在雪夜里端着一碗热粥站在门口等我。

“睡吧。”我说，“明天还得早起。”

她没再说话，呼吸慢慢匀了。我听着猪棚里黑妞的哼声，还有板车靠墙立着，风一吹，车斗哐当响了一下。

三百二十块。它不光是钱，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猪场，一头挑着这个家。我攥着它，脚下的路就还在往前伸。

第八章夜路上的歌声

进了腊月，天短得厉害，下午四点多就擦黑。我和周铁柱约好，趁夜去青山镇拉一趟豆饼，赶在第二天供销社开门前回来，不耽误他出车。苏玉兰往车上绑了两条麻袋，又塞给我一件旧棉袄：“后半夜冷，路上披着。”

周铁柱骑车子先走了，说在河堤口等我。我拉着板车出村，天已经全黑了。北风从河面上刮过来，钻进领口，像有人拿冰碴子往脖子里塞。走到河堤下坡，车轱辘碾在一块冻硬的土疙瘩上，车把猛地一歪，整辆车连豆饼带人翻进了路边的浅沟。

我被车把扫了一下肩膀，摔在沟底的枯草上。豆饼滚了一地，有两块砸在腿上，疼得我半天没爬起来。风在沟沿上呜呜地响，四周黑得看不见五指。我撑着地站起来，摸了摸肩膀，骨头没事，就是火辣辣地疼。板车侧翻着，车斗压住了一边轮子，我一个人扶不起来。

正犯愁，远处有亮光晃过来，一晃一晃的，是手电筒。光柱扫到沟底，停住了。

“长顺！”

苏玉兰的声音从沟沿上落下来。她提着一盏马灯，灯光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眉毛上挂着白霜。她没多问，把马灯递给我，自己先滑下沟来，弯腰看了看车斗和轮子。

“先卸货，再抬车。”她说。

我把马灯挂在车把上，两个人一块一块把豆饼从车斗里搬出来，码在沟坡上。豆饼沉，每块足有二十斤，搬了十几块，我肩膀上的疼又犯了，手一松，一块豆饼磕在石头上，碎了一角。苏玉兰看我一眼，没说话，把自己手里的那块摞上去，转过身来托住车斗。

“我喊一二，你抬这边。”

车斗翻过来的时候，她闷哼了一声，灯影里看不清她的脸，但我听见她喘得厉害。车扶正了，轮子还能转。我们把豆饼重新装上车，她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点一点把车从沟底挪上土路。上了路，两个人都是一身汗，风一吹，冷得打哆嗦。

“歇口气。”我说。

她把马灯放在车斗上，搓了搓手。灯光照着路边的雪，白晃晃的。我这才看见她脚上那双棉鞋——鞋面磨得露了花，大脚趾那里破了个洞，用黑线粗粗缝过，布面上全是泥浆冻成的硬壳。

“你的鞋……”

“走惯了。”她把手拢在嘴边哈气，“你肩膀怎么样？”

“没事。”我活动了一下胳膊，“你咋知道我翻了车？”

“铁柱在河堤口等不着你，回来敲的门。”她顿了顿，“我先出来的，让他在村里等着，万一你从别的路回去了。”

我心里一热。三十里路，她提着马灯摸黑走过来，一脚深一脚浅，就为了找我。

“走吧。”她拉起车把，“天亮前得赶回去，猪还等着喂。”

我跟在后面推车。风比刚才小了些，天上露出几颗星星，冻得发白。走了一段，她忽然哼起个调子，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我听了半天，没听过。

“啥歌？”

她没停，又哼了两句，才说：“劳改的时候学的。一个南边来的大姐教的，说是她们家乡的小调。干活累了就唱，唱着唱着，手上的活就轻了。”

我没再问。她从来没跟我细说过那几年的事，我也不问。有些东西，像沟里的泥，翻出来只会让路更难走。

她哼着哼着，声音大了些，调子拐了几个弯，往高处去，又慢慢落下来。风把歌声吹得断断续续的，可那调子像一根线，牵着人往前走。板车轱辘碾过冻硬的土路，嘎吱嘎吱地响，和着她的歌声，在空旷的夜里传出去很远。

“等日子好了，”我说，“我给你买双新棉鞋。皮面的，里头带毛。”

她没回头，歌声停了一下，又续上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先给黑妞搭个暖棚，开春要下崽，别冻着。”

我嘿嘿笑了。她就是这样，心里装着猪，装着账，装着这个家，唯独不装自己。

走到村口，天边泛了灰白。周铁柱裹着棉袄蹲在碾盘上，看见我们回来，跳下来接过车把：“咋才到？我都准备再去找了。”

“翻沟里了。”我说。

周铁柱看了看苏玉兰脚上的鞋，张了张嘴，到底没说啥，只是闷头帮着把车拉进院。

进了屋，灶上还温着水。我洗了把脸，扭头看见灶边搭着两件洗好的衣裳——是我和苏玉兰拉车时穿的脏褂子，上面还沾着上次的泥点。洗得干干净净，晾在灶口的横杆上，就着灶膛里的余温烘着。

赵母从里屋出来，披着棉袄，看了我们一眼：“回来了？”

“嗯。”

“衣裳我洗了，下回别穿那么脏就往家走，让人看见像啥。”

她嘴上数落着，手里却端出一碗热姜汤，搁在灶台上，转身又进了里屋。苏玉兰端起碗喝了一口，抬头看了看灶边那两件衣裳，嘴角动了动，没说话。

我把姜汤推给她：“你喝，我再去添点柴。”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她低头喝汤的时候，鬓角有一绺头发垂下来，沾着路上的霜，正慢慢化开。我蹲在灶前添柴，听见里屋赵母翻身的动静，还有猪圈里黑妞闷闷的哼声。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热腾腾的，把夜的寒气都顶了回去。

赵母在里屋又咳了一声，苏玉兰放下碗，起身把灶边的衣裳翻了翻，让里侧那面也烘着。我添完柴，顺手把马灯吹灭，玻璃罩上熏了一层黑烟子，拿袖子擦了擦，搁回门后的钉子上。

“睡吧。”苏玉兰说，“明早还得去河堤拉豆饼，剩那半车不能搁雪地里过夜，冻住了不好卸。”

“我去。”我说，“你歇着，脚上那鞋不顶事。”

她看了我一眼，没争，端着空碗往灶台边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衣袖蹭了我一下，褂子上的皂角味很淡，混着冷风的气息。她走路还是有点跛，右脚落地比左脚重。

“玉兰。”我叫了一声。

她站住，没回头。

“新棉鞋，记着。”

她偏过头，嘴角那点弧度在灶火的余光里一闪，像是笑了，又像是没笑。“记着呢。”她说完进了里屋，布帘子晃了两下，静下来。

我坐在灶前，听着柴火噼啪响。赵母在里屋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真切。猪圈那边，黑妞又哼了两声，大概是闻到了豆饼的味儿。

天快亮了，窗纸上透进来一层青灰。我往灶膛里塞了最后一把柴，火苗窜起来，把灶边烘着的两件衣裳映得暖融融的。

第九章孙主任的算盘

开春的地刚化冻，踩上去还发软。我揣着写好的申请，天不亮就往大队部走。路上遇见挑粪的李老栓，他撂下担子问我：“长顺，听说你要单干？那供销社的活计真不要了？”

“早不要了，爷。”我递了根烟过去，“这不想自己养几头猪试试。”

“试试？”李老栓点上烟，眯着眼看我，“你媳妇那事……大队能给你盖章？”

这话我听了不下百遍。自从玉兰进了门，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钩子，好像我领回家的不是个媳妇，是块烫手的铁。我笑笑没接话，绕过他就走了。

大队部是三间土坯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孙德贵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嗑瓜子，瓜子皮落在搪瓷缸边上，他用手指头一弹，弹进缸里。看见我进来，他眼皮抬了抬，没说话。

“孙主任，我来递个申请。”我把纸放在桌上，“想办个体养殖执照，政策上允许了。”

孙德贵放下瓜子，拿起那张纸，像看什么稀罕物件似的来回翻了两下。纸在他手里哗哗响。“赵长顺啊，”他把纸往桌上一拍，“你媳妇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劳改释放人员，落户才几天？你办养殖场，出了事谁兜着？”

“政策上——”

“政策上也没说劳改犯家属能随便单干。”他打断我，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踱了两步，“这事得研究。你先回去，等大队研究完再说。”

“要研究多久？”

“你急什么？”他斜着眼看我，“你一个喂猪的，还怕猪跑了？”

旁边两个会计低下头，假装翻账本，嘴角却憋着笑。我没恼，把那张纸重新拿起来，折好揣进口袋。

“行，我等大队研究。”我说完就出了门。

孙德贵在身后哼了一声：“不识好歹。”

我没回村，直接往公社方向走，搭了辆去县城的顺路拖拉机。车斗里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到了县里，我找到畜牧局，办公室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待了我，听我说完来意，从柜子里翻出一份文件，指着上面一行字念给我听：“一九八零年二月，省政府关于农村个体养殖的若干规定。看，白纸黑字，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养殖业。身份审查？没有这条。”

“那大队要是不给盖章呢？”

年轻人推了推眼镜：“你直接来局里备案也一样。不过最好还是让大队盖章，程序上顺当些。”

我把那份文件上的条款抄在烟盒纸上，揣着回了柳河。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大队部。孙德贵正端着茶缸喝水，看见我进来，眉头就拧起来：“你怎么又来了？”

我把烟盒纸摊在他面前：“孙主任，我去县畜牧局问了。这是文件上的原话——允许个体养殖，没有身份限制。您要不信，可以打电话问。”

孙德贵的茶缸停在嘴边，脸上的肉绷了绷。他放下茶缸，拿起那张烟盒纸看了两遍，嘴角往下沉。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

“你挺能耐啊。”他把纸推回来，拉开抽屉，找出公章，在印泥盒里按了两下，往我的申请书上重重一盖。红戳子落下去，桌面都跟着震了震。

“拿着。”他把申请书扔给我，纸飘到地上。我弯腰捡起来，弹掉浮土。

“谢谢孙主任。”

“谢什么。”他重新端起茶缸，眼皮都没抬，“出了事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出了大队部的门，把那张纸对着太阳看了看。红戳子盖得正，角上没花。周铁柱在路口等我，见我出来就迎上来：“盖了？”

“盖了。”

“他这么痛快？”

“不痛快，但没拦住。”

周铁柱嘿嘿笑了：“走，喝两盅去。”

我没去喝酒，拉着他直接回了猪场。玉兰正蹲在圈里给黑妞刷背，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纸，眼里的光亮了一下。

“成了？”

“成了。”

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那张纸看了半天，指头在红戳子上摸了一下。“这回……没人能拦了。”她声音很轻，像怕说重了会把什么惊醒似的。

可孙德贵到底没死心。

三天后，周铁柱去食品站办事，碰见食品站的老赵。老赵把他拉到一边，压着嗓子说：“铁柱，你跟长顺说一声，孙德贵前两天给我们主任打电话了，说他那些猪来路不明，让我们收猪的时候留点神。”

周铁柱回来告诉我时，正赶上我在院子里拌饲料。我停下手里的活，拍了拍手上的糠壳。

“来路不明？”

“他是这么说的。”周铁柱气得脸发红，“这不是背后捅刀子吗？长顺，你找他去！”

我把铁锹插进料堆里，想了想。“不去。”我说，“吵一架能咋的？猪还是卖不出去。”

“那怎么办？”

“去县畜牧局。”

周铁柱愣了：“去那儿干啥？”

“做检疫。”我擦了把汗，“猪是我一头一头喂大的，来路正不正，检疫站说了算。他们出个证，比我跟孙德贵吵一百架都管用。”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铁柱把两扇猪栏门拆下来当挡板，赶着八头肥猪上了路。猪不听话，走几步就拱路边沟里的泥，周铁柱在前面拽，我在后面赶，三十里路走了大半天。到了畜牧局检疫站，排队的还不少。轮到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技术员拿着听诊器挨个听猪肺，又看了口鼻和蹄子，最后把猪嘴掰开看牙口。

“养得不错。”技术员直起腰，“防疫做过没有？”

“做过。”我把玉兰平时记的防疫本子递过去，“中草药防的，马齿苋、白头翁、穿心莲，按季节拌在饲料里。”

技术员翻着本子，眼睛亮了一下：“谁记的？”

“我媳妇。”

“字不错，方子也地道。”他合上本子，“我给你开检疫合格证。你这猪，食品站收也得，不收也得——不，是他们在收之前得看这张证。”

他撕下合格证，盖上检疫站的章，递给我。那张纸轻飘飘的，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周铁柱看着证，咧着嘴笑：“长顺，这下孙德贵那张老脸往哪搁？”

我把证折好，贴着里兜放。“回去再说。”我说，“猪先送回去，别让玉兰一个人忙不过来。”

赶猪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过晌了。路过镇上，周铁柱买了两个烧饼，一人一个，边走边啃。走了一段，他忽然说：“长顺，你说孙德贵这人，到底图啥？把你开除了还不够？”

“他图的，就是把我按在地上起不来。”我咬了口烧饼，“可我偏不。”

周铁柱嚼着烧饼，没再问。两人赶着猪往柳河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人和猪的影子叠在一块，踩在解了冻的土路上，又黑又亮。

回到猪场天都擦黑了。玉兰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一盏灯，远远看见我们就迎上来。我把检疫证递给她，她借着灯光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畜牧局的？”

“嗯。技术员说方子地道，还问是谁记的。”

她把证贴在胸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转身往院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背对着我说：“饭在灶上温着。猪崽我喂过了，黑妞今天吃食多，怕是又快配上了。”

我应了一声，跟着她进了院。灯影里她的肩膀在抖，我假装没看见，大声喊周铁柱进来吃饭。

灶上果然温着饭，一大盆贴饼子，大半碗炖豆腐，还有一碟子腌萝卜。周铁柱也不客气，坐下就吃。玉兰坐在灶边，把那张检疫证看了又看，最后折好，收进她那个旧木箱里，压在《兽医手册》的上面。

吃完了饭，周铁柱要走，我送他到院门口。他回头看了看屋里亮着的灯，压低声音说：“长顺，你今天这事办得地道——不吵不闹，拿张纸就把孙德贵噎回去了。”

“他噎我一次，我噎他一次，扯平。”我递了根烟给他，“路还长着呢。”

周铁柱点上烟，红亮亮的一点在夜色里一明一灭。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了，县种畜场那边有个猪种交流会，下个月。你去不去？听说有新引进的约克夏种猪。”

“我问问玉兰。”我说，“她懂行。”

周铁柱摆摆手走了。我站在院门口，夜风里带着解冻的土腥气。猪圈里黑妞哼了一声，大概是梦见了豆饼。屋里的灯影晃了晃，玉兰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正弯腰收拾碗筷。

我推门进去，她没回头，只说了句：“灶上的水还热，你泡泡脚。今天走的路多。”

我坐在灶前脱鞋，脚底果然磨了两个泡。她端着一盆热水过来，放在我脚边，又从木箱里翻出那副银镯子，拿在灯下细细地擦。

“怎么想起擦这个？”

“明天你带上。”她把镯子递过来，“去种畜场的时候，找个师傅估估价。我想把黑妞的棚子扩一扩，再进两头母猪。”

我接过镯子，沉甸甸的，在灯下泛着柔和的光。这副镯子是她从劳改农场带出来的唯一物件，这么多年从没离过身。

“真舍得？”

“东西是死的。”她蹲下来，把水往我脚上撩了撩，“日子是活的。”

水很烫，烫得脚心的那两个泡一跳一跳地疼。可疼过之后，是暖的，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小腿肚子，再往上升，把整个胸膛都烘热了。

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响起来，断断续续的，像是在播什么新闻。玉兰侧耳听了一会儿，没听清，摇摇头。我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拿布擦干。

“睡吧。”她说，“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灯灭了。黑暗里，猪圈那边传来黑妞翻身时草垫子的窸窣声。我翻了个身，听见玉兰在里侧均匀的呼吸，慢慢合上了眼。

那张检疫证就压在木箱里，红戳子朝外，像一粒刚点下去的种子，在看不见的地方，正悄悄扎根。

第十章检疫站的那张合格证

畜牧局来的技术员姓方，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到猪场那天是开春后头一场雨，泥路烂得下不去脚，他是推着自行车进来的，裤腿上溅满了泥点子。

玉兰正在猪圈里给黑妞擦身子。黑妞怀了第二窝，肚子圆滚滚的，躺在地上哼哼。方技术员站在圈外看了一会儿，问：“这猪的毛色怎么这么亮？”

“喂了点草药。”玉兰站起来，手上还沾着猪草汁，“蒲公英、马齿苋掺在料里，隔三天喂一回。”

方技术员推了推眼镜，蹲下来仔细看猪圈的地面。那地面垫了一层干土，干土下面铺的是草木灰，角落里有几堆正在发酵的粪肥，上面盖着草帘子。

“你们这防疫怎么做的？”

“进圈前撒生石灰，一周一次。母猪产崽前用艾草熏棚，熏完通风半天再把猪赶进去。”玉兰说得平平静静，像是背课文，“小猪断奶后喂三天白头翁汤，防拉稀。”

方技术员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玉兰一眼。“这些法子，谁教的？”

“书上看来的。”玉兰说，“再就是自己琢磨。”

方技术员没吭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把猪圈里里外外走了个遍。他在饲料槽前蹲下来，伸手抓了一把料闻了闻，又掰开一块豆饼看。走到堆草料的棚子跟前，他掀开草帘子，露出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的干草和几口袋粗粮。

“你这豆饼从哪进的？”

“邻县油坊。”我说，“每次进两百斤，拉回来自己配。”

“配比呢？”

玉兰从墙上取下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几行字：豆饼三成，玉米四成，麸皮两成，骨粉一成。旁边还标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调整比例，字迹工工整整。

方技术员对着小黑板看了半天，从兜里掏出钢笔，在本子上抄了起来。“你这母猪的产崽率多少？”

“头窝平均十头，活九头以上。”玉兰说，“去年一年，五头母猪，总共下了五十二头，活了四十九头。”

方技术员手里的笔停住了。“成活率九成四？”

“嗯。”

他抬起头来，认认真真地看了看玉兰。玉兰被他看得有些局促，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退后半步。我上前一步，说：“方技术员，这法子都是她一点点试出来的，拿咱家猪做试验，死了两头才找准了门道。”

方技术员点点头，合上本子。“我今天来，本来是例行检查。昨天有人打电话到局里，说柳河这边有个人养猪，来路不明，防疫不清。”他看了我一眼，“打电话的人姓孙。”

我没接话。玉兰的手攥紧了围裙角。

“但我看了一圈，”方技术员把本子塞回挎包，“你这场子——干净，规矩，猪养得好。比县种畜场有些棚子都强。”

他走到院门口，又回头：“你这种猪的防疫方法，能写成材料吗？局里想编一本土法防疫手册，发给各大队参考。”

玉兰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冲她点点头。

“能写。”她说。

方技术员从挎包里抽出一张空白表格，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戳子，垫着挎包在表格上盖了章。“检疫合格证，给你先开着。下次县里统一换发正式证，拿这个来换就行。”

他撕下合格证，递给我。那张纸轻飘飘的，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还有，”方技术员拍了拍自行车后座上的泥，“下个月地区农技站在县里办养猪培训班，七天。你们要不要去一个人？管吃管住，自己带铺盖卷就行。”

“她去。”我指了指玉兰。

方技术员看了看玉兰，从兜里掏出一张油印的通知，递过去。“上面有地址，开学那天上午八点报到。带两支笔，一个本子。”

玉兰接过通知，手指微微发抖。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谢谢方同志。”

方技术员摆摆手，推着自行车走了。泥路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拐上大路就不见了。

我回过头，玉兰还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张通知，眼睛盯着上面油印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玉兰？”

“嗯。”她应了一声，声音有点闷，把通知折好，连同检疫证一起收进木箱里。她蹲下来，手伸进箱子最底层，摸出那个布包，打开，把银镯子取出来，在手里掂了掂。

“你昨天不是说，要拿去估估价？”

“不估了。”她把镯子又包好，放回箱底，“扩棚的事，再想别的办法。”

“那镯子……”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她转过头来看我，眼圈有一点点红，但没掉泪，“到县里上学要花不少钱，镯子留着。我想好了，培训班我去，回来教给你。咱们猪场的猪，以后一头也不卖给别人当种猪，自己留，自己改良。”

我看着她。灯影里她的脸瘦瘦的，颧骨上有一小块常年晒出来的斑，可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里头点了一盏灯。

“好。”我说，“那就留着。”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扫院子，见院门口蹲着个人。走近一看，是马翠芬。她手里提着一兜子鸡蛋，讪讪地站着，见了我，脸上的肉堆了堆，笑得不怎么自然。

“长顺，玉兰在家不？”

“在灶上。”

她跟着我进了院，站在灶房门口，把鸡蛋往灶台上一放。“玉兰，我那个……我家那头母猪，配了两回种都没怀上，你看……”

玉兰正在贴饼子，手没停。“配的什么种猪？”

“就是镇上兽医站那头的……”

“那猪有毛病。”玉兰把饼子贴进锅边，拍了拍手上的面，“你回去把它单独关三天，喂点红糖水，少喂料。第四天赶过来，我给你看看。”

马翠芬愣了一下。“不用吃药？”

“先看看再说。”

马翠芬站了一会儿，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半天憋出一句：“玉兰，从前那些话……是我嘴碎，你别往心里去。”

玉兰盖上锅盖，转过身来，看着马翠芬。“我早忘了。”她说，“你回去吧，猪赶过来之前别喂太多，水给足。”

马翠芬哎了一声，转身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又回头，张了张嘴，没再说出什么，走了。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出了院门，拐上大路。玉兰掀开锅盖，一股白气腾起来，玉米面的香味窜了满屋。

“她倒来得快。”我说。

“消息传得快。”玉兰拿了双筷子把饼子翻了个面，“方技术员昨天走的，今天她就来了。村里人你看着吧，后面还有来的。”

“那你教不教？”

“教。”她把翻好面的饼子往灶里推了推，“配方可以教，法子可以教。但有一点——想跟我学的，得自己先洗手消毒再进猪圈。这个规矩，谁来都一样。”

我笑了一声。锅里的饼子煎得滋滋响，油星子溅出来，落在灶台上，亮晶晶的。窗外传来谁家公鸡打鸣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把天叫得越来越亮。

第十一章第一窝改良猪出栏

入了秋，猪场的味就变了。不再是夏天那股子沤烂了的冲劲儿，风一吹，混着地里玉米秸秆的干香，还有猪食槽里新磨的豆饼味儿，闻久了竟觉得踏实。

那窝改良猪是开春配的种，玉兰从培训班回来之后，挑了黑妞和一头外地来的长白种猪配。她本子上记着日子，一行一行的小字，哪天配的，哪天摸胎，哪天该加料。我不太懂那些道道，只知道那猪仔生下来就跟别的窝不一样，腿长，身条瘦，不像本地猪圆滚滚地光长膘。

到了秋里，该出栏了。

那天早上四点，天还黑着。我和周铁柱一人推一辆板车，玉兰在后头跟着，手里提着马灯。猪圈里挑了十二头，一头一头用麻绳拢了后腿，抬上车，猪叫得满村狗都跟着吠。赵母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个电筒，光柱扫来扫去。“早点回来，带上几个包子，别饿着。”她冲我们后背喊。

“知道了，娘。”

四十里路，我跟铁柱换着拉车，玉兰一路走一路给猪顺气，怕它们路上受了惊掉膘。天亮的时候到了县食品站。门口已经排了好几辆车，有邻村的，也有镇上公社养殖场的。人家一看我们这猪，有人凑过来问：“哪儿的？”

“柳河大队的。”

“柳河？没听说那儿养猪啊。”那人绕着板车转了一圈，又捏了捏猪背上的膘，咂了咂嘴，没再说话。

食品站管收猪的是个姓胡的老头，戴着袖套，拿个铁尺量猪身长，又摸脊背膘厚。量到我们这头最大的，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把铁尺横过来比了比，又量了量另一头。

“你们这猪，品种不赖。”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自己配的？”

“嗯，自己留的种。”

“瘦肉多，膘不厚，好。”他捏了捏猪腿，又在屁股上拍了拍，“按一级收，给你们加五分钱一斤。”

排队那几个人全扭过头来看。

过完秤，算完账，会计从窗口递出一沓钱。我接过来数了两遍，两千四百块。手指头拨着票子的时候，没觉出什么滋味，心里头只想着，这钱比供销社那会儿一年的工资都多。铁柱凑过来瞅了一眼，嘴张了张，没吭声，就在我肩膀上捶了一拳。

玉兰站在板车旁边，正拿绳子捆空了的猪笼。我走过去，把钱递给她。她低头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抬起头的时候，嘴唇抿了抿，没笑，但眼眶潮了。

“比预想的多。”她说，声音压得很低。

“多多少？”

“多了六百。”她把钱卷好，揣进贴身的兜里，手在外头按了按，“走吧，回家再说。”

从食品站出来，日头已经高了。街上人多，我让铁柱先拉着空车回去，自己跟玉兰拐进了百货商店。商店柜台里摆着些新到的货，布料、暖瓶、搪瓷盆，比供销社的货全。我在卖鞋的柜台前站住了。玻璃柜里摆着一排棉鞋，黑条绒面，里头絮着厚棉花。玉兰脚上那双还是从劳改农场带出来的，底子薄，鞋帮子补了两回了。

“同志，拿一双三十八码的。”

售货员是个年轻闺女，看了看玉兰脚上的鞋，又看了看柜里那双，弯腰取了鞋出来。玉兰在旁边拽我袖子。“别乱花钱，家里还有。”

“你那双不行了。”

“还能穿。”

“穿上试试。”我把鞋递到她手里。

她站着没动，低头看着那双棉鞋，手指头在鞋面上摸了一下，又一下。售货员在旁边瞅着，有点不耐烦。玉兰终于弯腰脱了旧鞋，把脚伸进新鞋里。脚趾头动了动，踩了踩地。她个子不高，脚也小，穿上那双黑条绒棉鞋，看着精神了不少。

“合脚吗？”

“合。”她说，声音有点闷。

“就要这双。”

出了百货商店，我又进了对面那家首饰店。说是首饰店，其实就是个打银器的小铺子，柜台里摆着几副银镯子，还有小孩戴的银锁片。我在柜台前看了半天，指着一副镯子问价。

“八块钱。”

我掏了钱，把镯子揣进怀里。玉兰站在门口没进来，等我出门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

回到家，天都快黑了。赵母已经把饭做好了，白菜炖豆腐，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进了屋，玉兰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放在炕桌上，一沓厚厚的票子，用皮筋扎着。赵母端菜进来，一看那钱，手里的盘子晃了晃，豆腐汤差点洒出来。

“这么多？”

“娘，你坐。”我拉她坐下，“猪卖了个好价钱。两千四。”

赵母愣了半天，嘴抿着，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爷爷那辈是佃户，她嫁到赵家来的时候，最值钱的嫁妆就是一对木头箱子。她伸手摸了摸那沓钱，又缩回去，像怕烫着似的。

“长顺……”她叫了我一声，嗓子哑了。

我从怀里把镯子掏出来，放在玉兰面前。“给你打的。”

玉兰看着那副银镯子，没动。白亮的银面映着油灯的光，一圈一圈地晃。她慢慢伸出手，把镯子拿起来，在手里攥了攥。

然后她弯下腰，从炕头那个旧木箱里翻了一阵，摸出布包，打开。里头是她妈留给她的那副旧银镯子，花纹磨得浅了，有一个地方还崩了个小口。她把旧镯子取出来，也放在炕桌上，和新镯子并排。

“这一副，”她把旧的那副往赵母面前推了推，“给娘留着。”

赵母摆手。“那是你妈的东西，我不能要。”

“娘，你听我说。”玉兰把新镯子拿起来，在自己的手腕上比了比，又放下了，“这副新的，我留着。旧的那副，以后留给儿媳妇。”

屋里一下子静了。

赵母的手停在围裙上，她看着玉兰，嘴唇动了动，眼泪毫无征兆地就下来了。不是那种大声嚎啕的哭，就是两条眼泪从眼角往下淌，拿手背擦了一把，又淌下来。

“玉兰……”赵母叫了她一声，后面的话堵在嗓子里，半天没说出来。

玉兰低着头，把那副旧镯子用布重新包好，推到了赵母手边。赵母伸手攥住了那布包，又攥住了玉兰的手，两个人的手叠在一起，都糙得很，一个指头上全是洗衣服磨出来的白茧，一个手掌上有喂猪食留下的口子。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她们俩，忽然觉得鼻子里酸得厉害，扭过头去，看着窗户纸上映出的树影子，一层一层的。

那天晚上吃完饭，玉兰把新棉鞋穿上，在院子里走了两圈。月亮很圆，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她走到猪圈边上，站着看了一会儿，猪在圈里哼哼唧唧地挤成一堆。

“长顺，”她回过头喊我，“明年扩到三十头母猪，够不够？”

“够。”

“再往南边那块空地盖一排新圈，通风要好的。”

“行。”

“合作社的事，你心里有谱了没有？”

“有谱了。”

她在月光里站了一会儿，低下头看了看脚上的新鞋，鞋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然后她笑了，没出声，嘴角弯了弯，转身往屋里走。

我跟着她进屋。灯还亮着，赵母已经把那副旧镯子收好了，不知道放在了哪个箱底。灶上的火还没熄，锅里温着水，咕嘟咕嘟地响着。夜从窗户缝里漫进来，凉丝丝的，混着院子里猪圈那边飘过来的暖烘烘的气味。

日子，好像从这一天起，就不一样了。

第十二章马翠芬登门

腊月二十三，小年。天还没亮透，院门外就响起了砸门声，急得像要把门板拍下来。

我披上棉袄出去一看，马翠芬站在门口，头发散着，棉裤上全是泥点子，眼泡肿得老高。

“长顺，你家里那位呢？”她一把攥住我的袖子，手冰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我家那十几头猪……全趴下了，嘴里淌水，蹄子烂得站不住。兽医站的人说没治了，让我赶紧埋。那是全家一年的指望啊……”

她说着说着，嗓子就劈了，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我没吭声，回头看了一眼。玉兰已经穿好了衣裳，正在系扣子，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攥着那本《兽医手册》。

“带路。”玉兰只说了两个字。

马翠芬愣了一下。她以前在村里没少编排玉兰，说什么“劳改犯身上带着晦气”，这话传到过我和赵母耳朵里。可眼下她顾不上那些了，抹了一把脸，扭头就往家跑。

我和玉兰跟在后面，踩着冻硬的土路，一路小跑。天边刚泛起一点灰白，村里人家烟囱里的烟还没冒起来。

到了马翠芬家猪圈跟前，一股热烘烘的臭味扑过来。十几头猪横七竖八地瘫在圈里，嘴边挂着白沫，蹄冠上全是烂的口子。玉兰蹲下去，掰开一头猪的嘴看了看，又捏了捏蹄子，回头冲我说：“口蹄疫。得赶紧隔离，把没病的挪出去。”

马翠芬的男人赵大江蹲在墙角，抱着脑袋不吭声。

“你家还有空圈没有？”玉兰问他。

“西边有个棚子，以前放农具的。”

“找几个人，把还能站起来的猪挪过去。慢点赶，别让它们跑。”玉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长顺，你回去拿石灰和那个白瓶子——就是上回配的消毒水。”

我转身就往家跑。天已经亮了些，路上遇到周铁柱，他正往地里去。我一把拽住他：“铁柱，马翠芬家猪闹疫病了，过来搭把手。”

铁柱把手里的锄头往地上一插，跟着我就走。路上又喊了两个后生，到了家，我扛石灰，他们搬东西，一溜烟跑到马翠芬家。

玉兰已经在圈里忙开了。她用一根木棍把还能走的猪一头一头往西边棚子里赶，嘴里低声吆喝着，那些猪竟也听她的，哼哼着慢慢挪。马翠芬端着盆跟在后面撒石灰，手抖得筛糠一样。

“蹄子烂的，别用生石灰直接往上撒，拿水兑开，兑到不烫手再洗。”玉兰头也不抬地说。

马翠芬连连点头，赶紧把石灰往水桶里倒。

折腾到晌午，十几头猪分成了两拨。西棚里八头，看着还有精神；原圈里剩了六头，有四头起不来了。玉兰把手册摊在膝盖上翻了翻，拿根草棍在地上开了个方子：白蜡、冰片、黄连、黄柏，加上艾蒿煮水，洗蹄子，一天两回。又用贯众、板蓝根熬水，给猪灌服。

“村里药铺有这些吗？”我问。

“有两味没有。”玉兰皱着眉，“我去山上找。贯众这季节根埋得深，不好挖。”

马翠芬在旁边听着，忽然说：“后山我熟。你告诉我长什么样，我去。”

玉兰看了她一眼，点点头，把草药的样子仔细说了。马翠芬围上头巾，抄起镐头就出了门。

那天下午，玉兰守在圈门口，一头一头地给猪洗蹄子、灌药。脏水溅了一身，裤腿冻得硬邦邦的，她也不吭声。赵大江终于从墙角站起来，帮着提水递盆。村里来看热闹的人不少，站在院墙外面探头探脑。

“劳改犯懂个啥？猪该死不还是得死？”有人小声嘀咕。

我没搭理，低头干活。

到第三天早上，西棚里的猪开始吃食了。原圈里那四头卧着的，有两头勉强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槽边拱了两口。玉兰又调了药量，洗了蹄子，重新包上布条。

第五天，马翠芬家的猪全都站起来了。虽然蹄子还没长好，走得慢，但吃食正常了，嘴里的白沫也消了。

兽医站的人来看了，问用的什么方子。玉兰把方子给了他们，那人看了半天，说了句“土办法管用”，就收进了挎包。后来听说这方子在好几个大队都传开了。

第七天，马翠芬把我和玉兰叫到她家吃饭。炕桌上摆了一盆炖肉，一盘炒鸡蛋，还有一瓶地瓜烧。赵大江给斟了酒，先端给玉兰。

“弟妹，”赵大江端着酒盅，眼睛有点红，“我嘴笨，不会说啥。这杯酒，我干了。”

玉兰不喝酒，端起来抿了一口，呛得直咳嗽。马翠芬在旁边笑着说：“不会喝就别喝。”又扭头冲我说：“长顺，你真是娶了个能人。从前是我糊涂，嘴上没个把门的。你替我跟弟妹说一声——我马翠芬瞎了眼。”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小，屋里屋外都听得见。

第二天上工，马翠芬在村口大槐树下跟妇女们拉呱，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她说的时候嗓门亮堂，连路过的男劳力都停住脚步听。

“你们谁家要是猪有毛病，去找苏玉兰。那方子灵着呢。”马翠芬拍着大腿说，“人家那手艺，比兽医站的人强。我从前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是我不对。往后谁再嚼舌头，先来问问我马翠芬答不答应。”

这话在村里传得飞快。当天下午就来了三家人，找玉兰问猪病的事。又过了两天，李奶奶家的猪崽积食，玉兰过去扎了两针，放了点血，猪崽当天晚上就吃奶了。李奶奶提着一篮子鸡蛋来，非让玉兰收下。

玉兰不收，李奶奶把篮子往门口一放，扭头就走，走得还挺快。

赵母在旁边看着，等李奶奶走远了，才说了一句：“这人情，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玉兰把鸡蛋分了一半给赵母，另一半留着。赵母提着那半篮子鸡蛋，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我活了五十多年，看人没看准过几回。你，我看准了。”

她说完就进屋了，留下玉兰一个人在院子里。玉兰站了半晌，把那半篮子鸡蛋一个一个擦干净，码在瓦罐里。

那天晚上，供销社那边灯亮到很晚。我去代销点买盐，路过孙德贵窗根底下，听见里头有算盘珠子响，还有翻纸页的声音。孙德贵从前封了窗，这会儿半扇窗户开着，他低着头噼里啪啦打算盘，一本账本摊在桌上，旁边还摞着好几本。他眉头拧成个疙瘩，嘴角往下撇，算一会儿就停下来，把账本翻到前面去重看，再算，又停下来。

我没多看，买了盐就回了家。

到家跟玉兰提起这事。她正在灶台前糊鞋样，听了没抬头，手底下的剪刀咔嚓咔嚓地走线。

“他急什么呢？供销社的账，年底不是刚盘过？”

“盘过。”我说，“但听说今年物资走得多，有几批货没入库，县里要来复查。”

玉兰把剪刀放下，看着我说：“他要是有事，也是自己作的。你别掺和。”

“不掺和。”

她继续糊鞋样，糊了一会儿，又说：“长顺，你那个合作社的章程，写完了没有？”

“差不多了，还差个分红细则。”

“拿来我看看。分红这一块，得让人挑不出毛病。”

我从柜子里把草稿翻出来递给她。就着油灯的光，她一行一行地看，手指头点着纸面，眉头偶尔皱一下，拿铅笔在旁边写上几个字。灯光照在她脸上，把那些熬夜熬出来的细纹照得分明。

“这儿，”她指着一处说，“入社的门槛别定太高。有的户拿不出钱，拿粮顶也行。关键是让大家觉得占理，不吃亏。”

“行，我明天改。”

她把草稿还给我，忽然笑了一下。“马翠芬今天在街上跟我打招呼了，喊我弟妹。”

“她那人，就是刀子嘴。”

“挺好。”玉兰把剪刀和纸收进针线筐里，吹了灯，“睡吧，明天还得去南边空地看地基。”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小孩子们在小年夜里放的那种摔炮，啪的一下，脆生生的，远远地散了。猪圈那边安安静静，偶尔有猪翻身的响动，哼一声，又睡着了。

第十三章账本里的窟窿

孙德贵是第三天晚上找上门的。

那天我正跟玉兰在西屋盘账。合作社的章程改到第三稿，分红细则按玉兰的意思调了两处，入社门槛降到五十块，实在拿不出的用粮食顶。油灯底下，她把每一笔数都拨拉一遍，算盘珠子打得又轻又脆。院门外忽然响了两下敲门声，不重，但急。

“谁？”我问了一声。

没人应。过了几息，门又响了两下。

我披上棉袄出去，拉开院门，月光底下站着一个人，缩着脖子，双手揣在袖筒里。是孙德贵。

他瘦了一圈。原先在供销社当主任的时候，脸圆脖子粗，走路仰着头，看人从鼻尖底下过。这会儿站在我家门口，下巴上胡茬子老长，棉袄领子油亮亮的，眼睛里全是血丝。

“长顺。”他开口，嗓子哑得厉害。

“孙主任。”我没让他进门，手扶着门框，“有事？”

他往院子里瞄了一眼，看见西屋亮着灯，又缩回目光。搓了搓手，他说：“找个地方说两句话，行不？”

“就在这儿说吧，家里暖和，不往外倒风。”

他被我这话噎了一下，嘴角抽了抽，到底没发作。挪了半步，压着嗓子说：“长顺，我遇到点难处，想跟你周转一下。六百块，三个月，我按一分利给你。”

我看着他，没吭声。

他咽了口唾沫，又说：“我知道从前对不住你。可这回真是急茬子，县里查物资，账上有个窟窿一时半会儿堵不上。你先帮我顶过去，过后我肯定还你，连本带利，落不了。”

“孙主任，”我说，“你当初开除我的时候，怎么没想着给我留条路？”

他身子一僵。

“那天你当着一屋子人念文件，说我立场不稳、思想有问题，三天之内撵出供销社。我问能不能宽限几天找活路，你说什么来着？”我盯着他，声音不高，“你说，赵长顺，你娶了那样的人，还有脸跟我讲条件？”

孙德贵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月光照着他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子。

“那是……那是政策上的事，我也就是照章办事——”

“照章办事。”我点了点头，“那今天我也照章办事。六百块我没有，有也不借。”

他往前凑了半步，声音忽然拔高：“赵长顺！你一个喂猪的，别以为现在挣了几个钱就了不得！你那养殖场，手续全不全？到时候我一句话——”

“你一句话什么？”我打断他，“孙德贵，你到我家门口来借钱，还拿这话吓我。你觉得合适吗？”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拳头攥紧了又松开，松开又攥紧。末了，他一甩袖子，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瞪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恨，有慌，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院门外的土路上，他的脚步踩得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就没了。

我关上院门，站了一会儿。屋里玉兰的声音传出来：“走了？”

“走了。”

我回屋坐下，把刚才的事跟她说了。玉兰听完，把算盘轻轻推到一边。

“六百块，他这是堵窟窿。一个供销社主任，账上能亏多少，才需要私下借这么多？”

“你是说——”

“他这一回，怕是填不上了。”玉兰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眉头微蹙，“长顺，咱不落井下石，但也别当垫背的。他那种人，今天借了你的钱，明天就能翻脸不认。到时候公安来查账，凡是跟他有过银钱往来的，挨个过筛子。咱合作社刚起步，经不起这个。”

我点头。她想的跟我一样。

“明天我去趟大队部，”我说，“把合作社的账再理一遍。他孙德贵的事，咱一个字不沾。”

玉兰把油灯挑亮了些，重新拿起章程草稿。“还有，”她低头看着纸面，笔尖点了点，“分红细则里再加一条。入社的户，年底分红按工分折算。这样就算有人想从咱这儿套现钱，也套不出去。”

“行。”

我们俩又坐了一个多钟头，把章程定稿。临睡前，玉兰忽然说了一句：“他那个人，早晚要栽在自己手里。不用咱动手。”

第二天一早我去猪场，路上碰见周铁柱。他蹲在拖拉机旁啃窝头，看见我就招手。

“长顺，听说昨晚孙德贵去你家了？”

“你消息倒快。”

“村里都传开了。”周铁柱把窝头咽下去，凑过来压低声音，“他这两天到处借钱，供销社的老李、王会计、还有镇上卖化肥的老赵，都借遍了。昨天在代销点还跟人吵了一架，嫌人家不肯多借。我看他那样子，像是要出大事。”

“咱不掺和。”

“我懂。”周铁柱咬了口窝头，含混地说，“你放心，他来了我这儿也一样，一分没有。当年你结婚那天他干的事，我记着呢。”

日子照常过。孙德贵的事在村里热了两天，又被春耕准备盖过去了。合作社的地基已经挖完，砖是从邻县拉的，便宜，质量也行。周铁柱开拖拉机帮着运了两趟，死活不收运费，我让玉兰记在账上，年底折算成工分给他家多分两成红利。

春分前一天，大队部门口贴了张告示，说县里要派工作组来检查供销社物资。村里人围了一圈看，有人交头接耳。孙德贵没露面。供销社的门开着，但柜台后面只剩那个新来的小年轻，一问三不知。

那天傍晚，玉兰从公社卫生院回来，路上碰见马翠芬。翠芬嫂子拉住她，神神秘秘地说：“听我家大江讲，供销社那账，窟窿不小。光去年秋天那批化肥，报的是三千斤，实际入库不到一千八。”

玉兰回来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脸色平静。她放下药箱，洗了手，坐到灶台前烧火。

“怪不得他到处借钱。”我说。

“借也没用。”玉兰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苗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缺口太大，他补不上。工作组一来，全露。”

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玉兰站起来往锅里撒了把小米，拿勺子搅了搅。我坐在灶前的矮凳上，看着她忙活，忽然想起1976年腊月那场婚礼。那天也是这么冷，院子里就摆了两桌，周铁柱帮着端菜，赵母坐在屋里没出来。玉兰穿着件半旧的蓝布棉袄，手腕上那副银镯子是她娘留给她的，也是那天她身上唯一一件像样的东西。

从那天到现在，四年多了。

“想什么呢？”玉兰问。

“想那年冬天。”我说，“你嫁过来那天，下了大雪。”

“嗯。”她盖上锅盖，坐回我旁边，“那会儿我就想，这人肯为我丢工作，这辈子我得对得起他。”

“你早就对得起了。”

她没接话，只是把手伸过来，覆在我手背上。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暖意顺着指尖传过来。

吃过晚饭，周铁柱来了，手里提着一瓶酒，脸上红扑扑的，像是已经喝过一轮。进门就咧嘴笑：“长顺，告诉你个事儿。我今天去公社送化肥，听那边的干事说，孙德贵昨天去县里找人了，想托关系压住检查。”

“压住了没有？”

“压什么呀，人家连面都没让他见。”周铁柱往炕沿上一坐，拍着大腿，“我跟你说，这回他是真完了。供销社那摊子烂账，上面早就有人盯着了。他以为还是从前那会儿呢，找个人说句话就能糊弄过去？”

玉兰端了碗热水搁在铁柱面前：“铁柱哥，往后这话少在外头说。他倒不倒的，与咱没关系。咱把自己的事办好。”

“弟妹说得对。”周铁柱端起碗喝了一口，又放下，“不过长顺，我今天来还有一事。我那个在县运输队的表舅，说现在跑货运的手续松了，只要有大队证明，能办营运证。咱那辆板车，可以再添头骡子，往南边跑长趟，一趟能挣这个数。”

他伸出手比了个数。

我看了玉兰一眼。她想了想，说：“先别急着添。等合作社挂牌，把养殖这一块稳住再说。运输的事，暑期看情况。”

“行，听弟妹的。”周铁柱爽快地应了。

喝完水，周铁柱起身要走，走到院门口又回头，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孙德贵今天下午回村了，一个人在供销社后院蹲着，烟抽了一地。”

“不管他。”我说。

铁柱点点头，走进夜色里。拖拉机的声音在村口响起来，突突突地远了。

我关上门，回屋看见玉兰已经把章程定稿包好，放在柜子最上层。她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句：“明天县里来电话通知挂牌时间，咱得准备准备。”

“嗯。”

窗外的风卷着春寒，一阵一阵地扑在窗纸上。炕烧得热乎乎的，我躺下的时候，听见玉兰在旁边轻轻翻了个身。

“长顺。”

“嗯？”

“孙德贵的事，你别往心里去。”她声音很轻，“你的路，早就不是他能挡得住的了。”

我没说话，伸手握了握她的手指。窗外的风响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停了。院子里的杏树，一夜之间冒出了满枝的花苞。

第十四章合作社挂牌那天

杏花落的那天，县畜牧局来了通知，说合作社的牌子批下来了，让赵长顺去县里领。

我一大早套上板车，玉兰往我怀里塞了两个杂面馒头，又用手巾包了一包炒黄豆，说路上嚼。周铁柱非要跟着去，说帮着搬东西。到了县畜牧局，一位姓郑的股长接待我们，指着墙边一块木牌说：“赵长顺同志，这是局里统一做的，上面有编号。你们柳河养殖合作社，是咱们县头一个个体养殖合作社，意义不小啊。”

木牌刷了清漆，白底黑字，中间一行“柳河养殖合作社”，左边是“县畜牧局监制”，右边刻着编号。我用手摸了摸那字，凹下去的笔画光滑齐整，比供销社柜台贴的语录牌都讲究。

郑股长又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说里面是登记表副本和两份章程模板，让我回去留档。周铁柱把牌子用棉袄裹好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刚出生的娃娃，一路生怕磕着。

回到村里已经过晌。车还没进院，就看见门口围了七八个人。马翠芬站在最前头，看见我就喊：“长顺回来了！牌子领回来了！”她身后站着李奶奶、老刘叔、张木匠，还有几个平日里跟玉兰讨过猪药方子的媳妇。赵母也在，站在人堆后头，手里攥着围裙角，想上前又迈不开步。

“都别挤，别挤。”周铁柱把牌子往院里搬，“让长顺说话。”

我把板车停好，环顾了一圈。人堆里有人笑，有人拍手，也有人站在远处墙根下看热闹，脸上辨不清是羡慕还是别的什么。我没急着说话，先走到赵母跟前，低声叫了声：“妈。”

赵母哼了一声，眼睛却往牌子上瞟。“有你的。”她说，声音里听不出是高兴还是嗔怪，“折腾了四五年，总算折腾出个名堂。”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玉兰呢？”

“在屋里做账。”我说，“合作社二十六户的股金册子，得赶在挂牌前理清楚。”

赵母没再吭声，转身进了屋。我听见她在灶间跟玉兰说话，声音不高，但语气不像从前那样扎人了。

挂牌定在二月初八。那几天，玉兰把堂屋腾出来，靠墙摆了两张条桌，一张管账，一张放防疫记录。她自己钉了本新账册，蓝布封皮，工工整整写上“柳河养殖合作社”七个字，底下又写一行小字：“会计：苏玉兰”。

我问她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姓。她头也没抬，说：“写姓干啥，又不是外人。”我心里一热，没再问。

初七晚上，下起了小雪。周铁柱从公社借来一面锣，说挂牌得热闹热闹。马翠芬挨家挨户通知，让二十六户股民明早都到。李奶奶说要蒸一锅白面馒头送过来，张木匠连夜赶了个木架，专门放牌子。

那天夜里，我跟玉兰把章程又过了一遍。二十六户，有拿现钱的，有拿猪仔入股的，还有三户是劳力入股，秋后分红。启动资金我出了八百，玉兰从娘家带来的那副银镯子，她非要折算成四百块钱记在公账上，我说那是你娘留给你的念想，不能动。她看着我，说：“娘的念想在我心里，不在镯子上。合作社缺钱，镯子搁着也是搁着。”我拗不过她，最后添了四百。八百加四百，再加各家凑的六百，一共一千八。玉兰把账算得清清楚楚，一分不差。

“玉兰。”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她拨算盘，“你说这合作社，能成吗？”

她停下来，抬头看了我一眼。“能。”她说，“你忘啦，那年黑妞下崽，十一头都活了。猪能活，人也能。”

“我不是说猪。”

“我知道你不是说猪。”她把算盘归了位，合上账本，“你是怕带累乡亲。可长顺，当初就咱俩的时候，不也过来了？现在多了二十六户，多的是人手，是主意，不是累赘。”

窗外的雪簌簌地下。她说完又翻开防疫记录，一页一页核对春防的日期。灯芯烧得短了，火光一跳一跳的，映得她侧脸忽明忽暗。我突然想起1977年春天，她被安排去猪场帮忙，第一次蹲在圈里看猪的时候，也是这个神情——不多话，但手上不停。

“玉兰。”

“嗯。”

“明天挂牌，你站前头。”

她的笔停了一下。“站前头干什么，牌子上又没我的名。”

“牌子上是没有。”我说，“可这里边有一半，是你的本事。”

她没接话，低头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蚕在啃桑叶。

初八一早，雪停了，天放晴。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条桌铺了蓝布，牌匾用红绸子盖着，靠在木架上。二十六户来了二十三家，有户人家派了小孩来顶数，马翠芬就笑：“行，算你一个。明年让你爹给你记工分。”

周铁柱敲了三下锣。我站在牌子前，清了清嗓子。底下鸦雀无声，连赵母也从灶间探出头来。我揭开红绸子，白底黑字的匾露出来，晨光一照，漆面反着亮。

“柳河养殖合作社，今天挂牌。”我说，声音有点紧，但每个字都咬得实，“咱这合作社，二十六户，一千八百块本钱。挣了，按股分；折了，我赵长顺先赔。”

底下有人笑，有人交头接耳。马翠芬扯着嗓子喊：“长顺，你家玉兰呢？让她出来说两句！”

我回头找。玉兰正蹲在牌子边上，拿块抹布擦边角的灰。听见喊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尘土，脸上淡淡的，看不出高兴还是不好意思。

“我不说了。”她说，“账在我这儿，谁家有猪要瞧病，什么时候来都行。”

李奶奶拄着拐杖挤上前来，拉住玉兰的手，另一只手往她兜里塞了两个鸡蛋。“玉兰啊，”老太太嗓门亮，“去年我那窝猪崽，要不是你半夜来给灌药，一头都剩不下。这牌子，有你一半。”

玉兰脸红了，手往外推，鸡蛋在兜里滚来滚去。赵母从灶间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盆热水，往条桌上一搁，粗声粗气地说：“都别站着了，喝口水。该记的先记上，别挤在这儿堵门。”

人散开一些，围着桌子翻章程、报股金。周铁柱帮着量地界，把合作社的猪圈和各家自留地连成一片。马翠芬拿着本子登记户名，写到最后一户，抬起头说：“二十六户，齐了。”

我站在匾底下，看着玉兰低头擦匾的背影。她擦得很慢，从左边到右边，每个笔画都过了一遍。晨光铺在她肩头和发梢上，镀了一层淡金色。风从河套那边吹过来，带着化雪的潮气，不冷，反倒有点暖。

赵母从我身边走过去，脚步顿了一下。“你媳妇，”她压低声音，像是怕人听见，“比你强。”说完往屋里走，围裙角一甩一甩的。

我笑了。玉兰听见动静抬起头，正对上我的目光。她没说话，只是嘴角微微动了动，又把头低下去，继续擦那块匾。

第十五章平反通知书

挂了牌，入了社，事情反倒比从前更多了。每天天不亮玉兰就起来，先绕猪圈走一圈，看粪色、听咳嗽，手里那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哪头猪该打虫了，哪头猪的蹄子裂了得换干草，她心里都有数。周铁柱打趣说，玉兰的眼睛比兽药店的秤还准。

开春后，合作社进了第一批五十头仔猪。玉兰早在年前就选好了种公猪，又托畜牧局的人从地区种畜场捎来两种不同的精液，配上本地母猪，生的仔猪骨架大、皮口松，长膘快。到寒露前后，第一批育肥猪出栏，平均每头比邻村的土猪多出四十斤肉。食品站的老曹亲自来猪场，蹲在圈墙上看了一阵，拍板按特级价收。那一趟，合作社净进了三千七百多块。

消息传开，外队的人也来打听，能不能入社。我跟玉兰商量，她说：“别急，先把章程里的股金和分红规矩讲清楚，愿意来的欢迎，图热闹想分现成的，先莫招。”这话在理，我就照办了。到入冬，又添了八户，合作社一共三十四家，圈舍扩到了一百二十头存栏。

就在这时候，县里来人。

那天上午我正在猪场拌料，听见队部那边有人喊我。回去一看，院子里停着一辆绿皮小车，车旁站了两个人，一个是县里管农业的李同志，另一个面生，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说话带点外省口音。赵母在灶间烧水，一边往壶里添柴一边朝外张望。

李同志先开口：“长顺同志，这位是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冯同志。今天来，是给苏玉兰同志送份材料。”

我心里咯噔一下。玉兰正在猪场给一头母猪查胎，我叫周铁柱去喊。冯同志坐在条凳上，把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说：“老苏的历史问题，组织上重新做了调查，结论出来了。”

玉兰进来的时候，手上还带着草屑。她在衣襟上蹭了蹭，接了信封，抽出一张纸。纸是油印的，字不密，一眼就能看个大概。她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轻轻把纸放在桌上。

冯同志说：“苏玉兰同志，你父亲的问题已经纠正，恢复名誉。你本人的技术员身份也一并恢复，工龄从下放之日算起。县种畜场缺技术骨干，领导让我问问你，愿不愿意回去，待遇按新标准走。”

赵母端水的手停在半空，壶嘴的热气直往上冒。院子里静得能听见猪圈里母猪翻身的响动。

玉兰看着那张纸，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把纸从桌上拿起来，折好，放回信封，又拿起信封，走到墙角那只旧木箱跟前。箱子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樟木的，铜锁磨得发亮。她把信封端端正正放在箱盖上，手掌在上面轻轻按了一下。

“冯同志，”她转过身来，声音不高，“谢谢组织。县种畜场我去不了。”

冯同志愣了一下。“是待遇不满意？还是——”

“跟待遇没关系。”玉兰往猪场的方向抬了抬下巴，“柳河这儿存栏二百多头，三十四户人家的股金在里头，防疫台账是我管着。我一走，春防做不完，配种计划全得乱。种畜场少我一个，有人顶上；这儿少我一个，猪要出事的。”

李同志笑了。“苏技术员，你可想好了。县里的正式编制，旱涝保收。”

“我想好了。”玉兰说，“我在这队里蹲过猪圈、掏过猪粪，这些猪也是我一头一头看着长大的。我哪儿也不去。”

冯同志还想说什么，赵母忽然开了口。她把手里的壶往桌上一搁，几步走到玉兰跟前，一把握住她的手。赵母的手粗，玉兰的手背上还沾着草屑，两只手攥在一起，赵母的眼圈就红了。

“玉兰，”赵母嗓子发哑，“这个家欠你的。当初长顺娶你，我骂了他整整一个腊月，连口热饭都没给你做过。可你呢，嫁过来第二天就下圈，三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挣的工分全填了这个家。你公公走得早，我一个老婆子，什么也不懂，还处处给你添堵。这个家欠你的，柳河也欠你的。”

玉兰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她的手指在赵母掌心缩了一下，又慢慢松开。

赵母扭头瞪了我一眼。“你愣着干啥？你媳妇说了，哪儿也不去，你就不能过去拉拉她？”

我走过去，站在玉兰身边。她低着头，后脖颈露出来，细细的绒毛上沾了一小片干草叶。我伸手把那片草叶拈掉，她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行啦，”我说，“不去就不去。柳河这么多猪等你，我也等你。”

玉兰终于抬了头。她的眼眶没湿，嘴角也没笑，只是看着我，点了点头。那个点头很轻，像风推了一下柳条。

冯同志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收好。“那我把你的意思带回去。种畜场的门，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开。”他临走又说了一句，“苏技术员，你是个人才。”

玉兰送他们到院门口。绿皮车发动的时候，李同志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喊：“长顺，好好干！明年县里开养殖表彰会，我给你留个座！”

车扬起的灰还没落定，马翠芬就从隔壁巷子钻了出来，手里拎着半袋子花生。“玉兰！我在墙根都听见了！县里请你你都不去？你傻呀？”

玉兰接过花生，抓了一把分给蹲在墙根的几个娃娃。“不走。”她说，“猪离不开人。”

马翠芬扭头朝巷子里喊了一声：“都听见了吧？玉兰同志哪儿也不去！就在咱柳河当技术员！”巷子里探出好几张脑袋，李奶奶站在自家门口拍着巴掌笑。

那天晚上，玉兰照旧在灯下记防疫台账。我在旁边给板车换轴承，油污沾了一手。她记完最后一页，合上本子，忽然说：“长顺。”

“嗯。”

“我爹要是活着，看见这张纸，不知道说什么。”

我放下扳手。“他会夸你。”

她摇摇头。“他会说，日子是往前看的，不是往回头看的。”她把旧木箱拉过来，取出那本《兽医手册》，翻到夹着银镯子照片的那一页。照片是小黑白，她爹站在试验田里，裤腿挽到膝盖，笑得很开。

“我娘走的时候，把镯子留给我，说以后传给闺女。”玉兰把照片放回去，合上箱子，“咱们现在没闺女。等合作社稳了，我想办个培训班，教各队的妇女学防治。猪要看病，人也要有本事。”

我说：“你说了算。你是技术员，我只管出力。”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闪。“你不是只管出力。你是那头拉车的牛，没有你，地翻不动。”

窗外的风吹动檐下的干辣椒串，簌簌地响。灶间里赵母在收拾碗筷，磕磕碰碰的，不像平时那么利索。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荷包蛋进来，往玉兰面前一放，没说话，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我们说：“明天杀只鸡。你俩补补。”

玉兰看着碗里的荷包蛋，三个，卧在红糖水里，个头一样大。她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递到我嘴边。“你先吃。”

我咬了一口。她又夹起一个，自己慢慢吃了。窗外传来几声狗叫，远远的，像是从邻队那边传过来的。灯花跳了一下，屋里亮堂了一瞬，又暗下去。玉兰把剩下的那个荷包蛋推到碗边，轻声说：“留一个给娘。”

我没应声，只是把她的手握住了。她的手有点凉，掌心是握笔磨出来的薄茧。她就那么让我握着，两个人谁也没再说话。

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打在窗纸上沙沙响。猪场那边传来母猪安稳的哼声，混着北风，一悠一悠的。

第十六章孙德贵倒台

孙德贵的事，是从一张发货单上露的马脚。

那张单子上写着从县农资公司进了一百二十袋化肥，可仓库里码着的，满打满算不过八十袋。县里来的查账组把近三年的进出货单铺了一桌子，算盘珠子拨了整整三天，最后啪地一扣，短了四千多块。

消息传到柳河那天，孙德贵还坐在供销社柜台后面嗑瓜子。两个穿蓝制服的人走进来，他把瓜子皮往地上一掸，站起来的时候膝盖顶到了柜台角，疼得他龇了一下牙，但脸上还挂着笑。

“同志，买什么？”

“孙德贵同志，跟我们走一趟吧。账目上的事，需要你配合核实。”

他脸上的笑僵住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别着供销社的铜徽章。他跟着那两个人走出去的时候，门口围了一圈人。马翠芬站在人群最前面，手里的笤帚拄着地，嘴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供销社的门锁了三天。第四天，大队部贴出一张告示，说孙德贵停职审查，账目问题移交县里处理。李会计临时管着供销社的日常，他站在柜台后面给人称盐的时候，手都在抖。

赵母从闺女家回来那天，在巷口碰见马翠芬。马翠芬拉住她袖子，压着嗓子说：“婶子，你听说了没？孙德贵家那位，昨天连夜回娘家了，把柜子底下的布票都卷走了。”

赵母哼了一声。“该。”

那天晚饭，赵母难得坐在桌边和我们一起吃。她扒拉着碗里的高粱米饭，忽然说：“长顺，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被供销社撵出来，孙德贵在门口说了句什么？”

我记得。他说，赵长顺，你这辈子就配跟猪打交道。

我没接话。玉兰往赵母碗里夹了一筷子腌萝卜。“娘，吃饭。”

赵母把萝卜嚼得咯吱响，眼圈却红了。“我不是翻旧账。我就是觉得……老天爷长眼。长眼啊。”

半个月后，处理结果下来了。孙德贵退赔赃款一千八百块，撤去供销社主任职务，留用察看。钱是他把家里那头大肥猪和两间瓦房抵了才凑齐的。瓦房卖给邻村一个跑运输的，他搬到大队废弃的磨坊去住。

磨坊我去过，四面透风，屋顶上的瓦缺了好几块。冬天从那儿路过，能听见他在里面咳嗽，一声接一声，像老风箱漏了气。

我没进去过。玉兰也没。

转过年来，通知正式下来：孙德贵被供销社开除，限三日内搬离柳河大队。他那些年得罪过的人不少，可到了这一天，没有人放鞭炮，也没有人上门看笑话。大家照常上工，照常喂猪，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在柳河存在过。

他走的那天，是腊月初六。

早上我去猪场，路过磨坊，看见门口放着一个用草绳捆好的旧铺盖卷，旁边是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缸。磨坊的门半开着，里面黑黢黢的，没人。

中午从猪场回来，远远看见一个人影从大队部那条路走过来。背着铺盖卷，一步一步，走得很慢。棉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只是没了铜徽章。头上扣着一顶没檐的旧毡帽，压得很低。

是孙德贵。

他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停住了。树底下坐着一群晒太阳的老人，见他过来，都不说话了，齐齐扭头看他。赵大爷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站起来，背着手进了巷子。赵奶奶啐了一口唾沫，却什么也没骂。

孙德贵就那么站着。毡帽下面露出来的鬓角，白了一大片。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颧骨上那块冻疮裂着口子。

我正好从猪场方向过来。手里拎着一袋上午粉碎好的豆饼，准备送去合作社新搭的饲料棚。老槐树是回村的必经之路，我绕不开。

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

他的嘴唇动了动。毡帽下面那双眼睛，我认得——就是当年在供销社柜台后面，居高临下看着我的那双。可现在那里面没有傲气，没有嘲讽，连躲闪都没有。空荡荡的，像是被人舀干了的一口井。

“长顺。”他终于开口，嗓子哑得厉害，像砂纸磨过铁锹，“你……你那合作社，办得好。”

我没接这个话。把豆饼袋子换到左手，右手伸进棉袄内兜。兜里有一包干粮——是早上出门时玉兰塞给我的，两张玉米面饼子，中间夹了咸菜，用干净的白布包着。

我递过去。

他没接。两只手攥着铺盖卷的草绳，指节发白。

“拿着。”我说，“路上吃。”

他低下头，看着那包干粮。过了很久，慢慢松开一只手，接过去，攥在手里。白布上沾了他手上的泥，脏了一小块。

“长顺，”他又叫了我一声，“当年的事……”

“出去好好过。”我打断了他，“别回头了。”

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两回，嘴唇哆嗦了一下，到底没再说出什么。把干粮揣进棉袄口袋，背起铺盖卷，绕过老槐树，朝村外的土路走去。

他的后背有点驼，走得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雪后初晴，土路上的冻泥被踩出一个个深脚印，在太阳底下反着光。

我就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他一脚一脚走远。老槐树的枯枝在北风里晃，吱呀吱呀的。赵大爷不知什么时候又从巷子里出来了，站在我旁边，烟袋锅子点了半天没点着。

“你给他送吃的了？”赵大爷问。

“嗯。”

赵大爷把烟袋锅终于点着了，吸了一口，吐出的烟被风扯成一条线。“换别人，早抄家伙撵了。”

“他也没抄家伙撵过谁。”我说，“他就是图那点东西。”

赵大爷没再说话，磕了磕烟灰，又背着手走了。

我回头的时候，看见玉兰站在三十步外的麦秸垛旁边。她穿着那件靛蓝的棉袄，是去年冬天用卖猪仔的钱扯的布，她自己缝的。她没过来，也没喊我，就那么站着，一只手搭在麦秸垛上，手指陷进干黄的麦草里。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抬手拢了拢，还是没过来。

我走过去，站到她面前。

“看见了？”我问。

“看见了。”她说。

“你不去跟他说句话？”

玉兰看着村口的方向。土路上那个人影已经缩成一个小黑点，快要被远处那道土坡吞没了。她收回视线，低头拍了拍手上的草屑。

“没什么好说的。”她顿了顿，“他不欠我的。”

“那他欠你爹的？”

玉兰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她的眼睛很亮，风吹得眼眶有点发红，但没湿。

“我爹到死都没记恨过谁。”她说，“我更不能。”

她说完这句，转身往家的方向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黑点已经翻过了土坡，看不见了。土坡上面是灰蓝色的天，飘着一大群麻雀，忽地落下去，又忽地飞起来。

“长顺，”她站在巷口等我，“回家吃饭。娘说今天烙饼。”

我拎起豆饼袋子，跟上去。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把一只手伸过来，轻轻勾住了我的手指头。她的手还是凉的，但勾得很紧。

巷子深处，赵母正站在院门口跟李奶奶说话，嗓门拉得老高：“……我家玉兰说了，等开春把猪圈再扩两间，你们家要是有猪崽要防治，直接来寻她就行……”

李奶奶笑得满脸褶子：“好好好，我回去跟老头子说。玉兰这闺女，心善，手也巧。”

玉兰听见了，脚步顿了一下。我低头看她，她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很浅，像雪地上被风划出来的一道细痕。

进了院门，赵母迎上来，看见我手里的豆饼袋子，又看看玉兰的脸色，没多问，只是朝灶间努了努嘴。“饼烙好了，搁锅里温着呢。快去洗手。”

灶台上的铁锅盖一掀，热气呼地涌上来，满屋子都是新麦面的香。玉兰拿了碗筷，我搬了板凳，赵母往锅里又添了把柴。三个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来，谁也没提村口的事。

窗外的麻雀落在檐下，叽叽喳喳地啄着冻硬的玉米粒。猪场方向传来熟悉的哼声，混着风声，一浪一浪的。

玉兰咬了一口饼，忽然说：“开春培训班的事，我列了个单子，想去各队问问，看谁家媳妇愿意来学。”

赵母放下筷子。“去。挨家挨户问。我陪你。”

我看着她们俩，把碗里的最后一口粥喝干净。窗纸上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玉兰摊开的手掌上。那双手还是瘦的，指节分明，但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

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响了，播音员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念着县里的通知，说各大队要抓紧落实养殖扶助政策。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字字清楚，又字字模糊。

我站起来收拾碗筷。玉兰按住我的手：“你歇着，我来。”

她端着碗转身往灶间走，背影映在糊了报纸的土墙上，弯下腰的时候，腰身细细的，肩胛骨在棉袄下面微微耸动。赵母在旁边纳鞋底，锥子扎进去，麻绳拉出来，嗤啦，嗤啦，一针一针，密密实实的。

院门外传来周铁柱的喊声：“长顺！长顺！拖拉机修好了，明天能去县里拉饲料了！”

我应了一声，披上棉袄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玉兰正从灶间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刷锅的炊帚，冲我点了一下头。

那个点头很轻，和昨天一样，像风推了一下柳条。

我跨出院门，反手把门带上。门板上贴的那副红对联，是腊月里玉兰亲手写的——上联“人勤春来早”，下联“家和万事兴”。墨是赵母赶集买的，稠稠的，在红纸上洇开一小朵一小朵的梅。

第十七章年猪与银镯子

腊月二十八，天还没亮透，猪场里就响起了黑妞的哼声，一趟一趟的，像在数日子。我从屋里出来，冷风扎在脸上，跟刀子似的，但院里灶台已经烧上了，赵母蹲在灶前添柴，大铁锅里水汽蒸腾，半锅水已经翻了花。

“起来了？去把周铁柱喊来搭把手。”赵母头没抬，手往灶膛里塞了根玉米秸，火星子噼啪往上蹿，“玉兰天不亮就去烧水了，在猪场那边。”

我穿上棉袄往猪场走。路上落了厚厚一层霜，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远处河面结了冰，白茫茫一条，像谁在地上铺了床单子。还没走到猪圈门口，老远就看见玉兰蹲在廊下往大盆里倒热水，袖子挽得高高的，手背冻得通红，嘴里哈出的白气一团接一团。

“水够了。”她看见我，直起身来，拿围裙擦了擦手，“你去叫铁柱吧，趁天冷好放血，日头高了就不好弄了。”

我点点头，转身往村里走。一路上各家各户的烟囱都在冒烟，有烧柴的淡青烟，有烧煤的浓黄烟，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家的。周铁柱家院门敞着，他正往拖拉机上敲敲打打，油乎乎的棉手套上全是黑印子。

“别修了，今天杀猪。”我站在门口喊。

他抬起头，龇着牙笑：“正等你来叫！我把这螺丝紧完就来。”

等周铁柱到猪场的时候，赵母已经烧好了两大锅水，院子里摆好了两条长凳、一块门板，门板上还铺了干净的麻袋片。孙德贵走之前留下的那口大铁锅被玉兰刷得锃亮，专门用来接猪血做血肠。村里请来帮忙的几个壮劳力陆续到了，蹲在墙根下抽烟，时不时往猪圈方向瞟一眼。

黑妞是从去年开春养起的，玉兰一手喂大的。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猪圈换垫草，下雨天披着塑料布去清粪，自己吃不饱也要把豆饼留给猪。黑妞也争气，一窝下了十一头，大半都活蹦乱跳地长成了。

“长顺，黑妞舍得？”周铁柱凑过来小声问。

“舍不得。”我说。

“那你还——”

“合作社过年得给大伙分肉。”玉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手里攥着那把从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旧剪刀，刀刃磨得飞快，“说好了每家两斤，二十六户，加上咱们自己留的，正好。”

她说完就进了猪圈。黑妞看见她，哼了一声凑过来，拿鼻子拱她的膝盖。玉兰蹲下去，手摸过猪背，顺着脊梁骨摸到耳根，黑妞舒服得耳朵直抖。她站起来的时候，把剪刀递给旁边的屠户老贺，自己退到一边，背过身去。

老贺手脚麻利，几个男人合力把猪放倒、上凳、接血、烫毛，一气呵成。院子里很快弥漫开滚水烫毛的腥气，混着柴火味和大料的香，呛人又馋人。赵母在灶台前拿大铁勺搅着锅里的血，嘴里念叨：“这猪血嫩，等会儿灌肠子，给铁柱多留两根。”

“娘，给李奶奶家也送两根。”玉兰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摞粗瓷碗，“她家老头子今年身子不好，没养猪。”

“知道了知道了。”赵母嘴上不耐烦，手里已经数出了六根血肠单独搁在盆里。

周铁柱蹲在门板旁边剔骨头，剔下来的碎肉装了满满一盆。他抬头看我，嘿嘿直乐：“长顺，去年这时候咱们还是在供销社里打二两酒过年呢。”

“去年这时候猪还在圈里。”我把剔好的排骨往大盆里码。

“我是说以前，以前。”他用刀背敲了敲门板，“你还记得不，有一年腊月，孙德贵在供销社后头喝多了，让你去给他买花生米，你冒雪跑了三里地。回来他连句谢都没有。”

赵母拿火钳子夹了块红炭点烟，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别提那个人了。人家都走了。”

玉兰没搭话。她端着血肠往厨房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手背在我胳膊上蹭了一下，是热的。锅里的水汽笼着灶间，她的轮廓在雾气里模糊了一瞬，又清晰起来。

到了中午，肉炖好了，血肠灌好了，骨头汤也熬成了奶白色。门板架起来当桌子，上面摆满了碗盆：大碗的杀猪菜，白菜粉条垫底，上面铺着肥厚相间的五花肉片；一盘一盘切好的血肠码得整整齐齐，蘸蒜泥吃；还有赵母最拿手的酸菜炒粉条，油亮亮的，看着就有食欲。

赵母被请到主位。玉兰从屋里出来，手里多了个小布包。她走到赵母面前，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副银镯子，跟她自己戴的那只一模一样。

“娘，这个，给你打的。”玉兰声音不高，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去年秋天卖猪仔的钱，我攒了点。您那副老镯子前年给长顺他姐拿去换了粮票，我一直记着。”

赵母愣住了。她低头看着那副银镯子，嘴唇动了几下，眼圈红了。她把手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才伸出来。

玉兰把镯子轻轻套上赵母的手腕。银镯子碰到旧棉袄的袖口，发出一声细细的清脆响。

“好，好。”赵母抬起手腕，对着日头看了一眼，银光在她布满皱纹的手背上跳了一下，“玉兰，你这孩子……”

她没说完，旁边的李奶奶拍着手笑：“赵桂香，你这婆婆当得好，媳妇给你添镯子，咱们村头一份！”

大家都笑起来。周铁柱端起酒碗站起来，脸红脖子粗的，舌头有点打结：“我、我说两句。长顺，当年你要是不娶玉兰，现在还是供销社那个老赵——”

“那我就永远是那个老赵了。”赵长顺打断他，端起碗跟他碰了一下。

“供销社的老赵，一个月二十八块，见谁都哈腰。”周铁柱把酒灌下去，抹了把嘴，“哪像现在，养殖场的赵场长——”

“铁柱。”玉兰叫了他一声，往他碗里夹了块肥肉，“吃肉。”

周铁柱嘿嘿笑着坐下，低头啃肉。桌上的碗筷碰撞声、笑声、孩子的吵闹声混成一片。赵母坐在那里，左看看玉兰，右看看我，脸上绷着，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下去。她偷偷把镯子往里推了推，怕沾了油，被李奶奶看见了，两人又笑了一回。

我端着碗，看着院子里这堆人：周铁柱跟老贺抢最后一块血肠，赵母给李奶奶夹菜，玉兰端着盆挨个给人添汤。日头挂在西边的槐树梢上，黄澄澄的，不刺眼，照得人从头发丝暖到脚后跟。

黑妞的肉炖在锅里，骨头棒子给合作社的狗留了几根。猪圈空了半截，但隔壁栏里新抓的三十头小猪崽正挤在一起睡觉，粉嘟嘟的，耳朵一扇一扇。

“长顺，想啥呢？”玉兰坐到我旁边，手里端着自己的碗，碗里只有汤和酸菜叶子。

“想开春的事。”我说。

“开春的事开春再说。”她把碗里的肉夹到我碗里，“今天先歇着。”

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响，是村里哪个孩子提前放了。赵母在数落周铁柱酒喝多了，让他媳妇来领人回去。日头一点点往下沉，把院子里所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我低头看碗，那块玉兰夹过来的肉肥瘦正好，颤巍巍地冒着热气。我抬头看她，她正侧着脸跟赵母说话，银镯子在她手腕上闪着细碎的光，和赵母手腕上那副一样亮。

第十八章我赢在哪里

除夕夜，合作社的院子里安静下来。下午那顿杀猪菜吃得人人肚皮溜圆，周铁柱被他媳妇半搀半拽地拖回家，临走还在门口喊：“长顺，开春拉饲料叫我！”赵母坐在堂屋里守着火盆打盹，银镯子被她摘下来搁在膝盖上，怕烤火烤黑了，时不时睁眼摸一下。

我和玉兰出了院子，往猪场走。

天已经黑透了，风不大，干冷干冷的，吸一口气鼻子里发疼。远处河堤上有人家放炮仗，闷闷地响一声，隔一会儿又是一声。合作社的猪圈里亮着一盏马灯，值夜的老刘头在给猪添食，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又低头忙他的。

“坐这儿。”玉兰拍拍猪场外头那块大青石，上头垫了块旧棉垫子，不知道是她什么时候铺的。

我坐下来，石头冰凉，好在有棉垫隔着。玉兰挨着我坐，肩膀靠过来，棉袄蹭着我的袖口。她的手伸过来，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手腕，不松不紧，像在搭脉。

远处又响了一串鞭炮，哔哔剥剥的，炸开的时候把半边天映红了一瞬，又暗下去。

“长顺。”她开口，声音不高，被冷气裹着，有点潮，“你这几天老看那几本畜牧杂志，夜里翻来覆去的。想什么呢？”

我没马上答。往猪圈那边抬了抬下巴，新抓的三十头小猪崽挤在草堆里，马灯的光晃过去，能看见它们背上粉嫩的毛皮。“开春想再扩两排圈，东头那三分地大队长答应划了。可我心里没底——摊子铺这么大，万一生病，万一饲料供不上……”

“万一。”她接过去，把这两个字含在嘴里嚼了一下，像嚼一颗砂子，“1976年腊月你娶我的时候，想过万一没有？”

我转过脸看她。马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她的颧骨上有一层薄薄的红，是冻的，也是下午灶火烤的。

“那时候你娘找我说，让我别害你。她说你供销社的饭碗是铁打的，被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沾上，碗就碎了。”玉兰说话总是这样，不急不缓的，说别人的事似的，“我当时就想，这话没错。可我问你的时候，你说什么，还记得不？”

“我说，碗碎了再找碗。”

“你当时站在我家那间借住的破房子门槛上，外面下着雪，你棉鞋露着脚趾头。”她笑了一下，鼻尖皱了皱，“我就跟自己说，这个人哪怕是傻子，我也认了。”

猪场那头传来老刘头咳嗽的声音，接着是舀饲料的铁瓢碰木桶，哐当哐当的。夜风从河堤上刮过来，把远处零星的炮仗声送近了些。

“你说我到底赢在哪儿？”我把手翻过来，反握住她的手指，她的手凉，掌心却有汗，“当年供销社不要我了，村里人戳脊梁骨，连我娘都搬到姐家住。五年了，现在养殖场挂上了牌子，二十六户跟着咱们干。大伙都说我赵长顺有本事。可我自己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不明白。”

玉兰没马上接话。她把手抽出来，两只手合在一起搓了搓，又伸过来捂住我的耳朵。她掌心那点汗已经被风吹干了，指腹带着粗粝的茧，是常年抓药草、翻账本、提猪食桶磨出来的。

“你赢在哪儿？”她把我耳朵捂热了，手放下来，搁在自己膝盖上，“你赢在你没放开我的手。”

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几绺，贴在腮边，她拿小指头勾了一下，没勾干净，也就随它去了。

“好多人问过我，从县里技术员到劳改农场，再到柳河大队，我心里苦不苦。我跟谁都不说。”她盯着远处河堤上最后一颗残星似的灯，是公社拖拉机站的，“苦不苦的，没意思。有意思的是，腊月二十七那天，你把红喜字贴反了，周铁柱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你娘在屋里哭，全大队的人都在看笑话。你回头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你是真不怕，还是装给我看的？”

“真不怕。”我说。

“我知道。”她点头，“后来孙德贵找你谈话，让你写离婚申请就不开除你。你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手在抖。你问我，后不后悔。”

我沉默了一下。1977年那个正月的冷，忽然从记忆深处窜上来。供销社后墙根底下，孙德贵叼着烟，把一张纸推给我，说长顺啊，你年轻，别为了一个人毁了前程。那张纸上的格子，一格一格，像牢房的窗。

“我那天回来，你正在灶上熬猪食，满屋子泔水味。”玉兰的声音低下去，几乎被风吹散了，“你说后不后悔的时候，都不敢看我眼睛。”

“后来呢？”我嗓子有点紧。

“后来你把那张纸塞灶膛里了。”她转过脸，眼睛里映着远处炮仗一闪一闪的光，“火苗蹿起来的时候，你脸上那个表情，我记到现在。”

马灯的光晃了一下，老刘头提着桶从猪圈那头绕过来，看见我们，远远地咳了一声，又绕回去了。

“其实那天我想哭。”我说，“忍住了。”

“我知道。”玉兰把手重新伸过来，这次是拉我的手，十指扣着，“你当时要是哭出来，我可能就真走了。可你没哭。你攥着我的手，把我从灶台边拽到里屋，说玉兰，咱们从头来。就这四个字——从头来。”

她学我当时的口气，学得挺像，我笑了一下，眼眶却热了。

零点的炮仗忽然响起来了。河堤上、村子里、远远的县城方向，一片一片地炸开，把夜空撕成一块红、一块黑、一块金。合作社的猪被惊得哼哼唧唧，老刘头在圈那头骂了一句什么，听不清。

我和玉兰坐着没动。炮仗的硝烟味混着猪圈里的干草味、远处人家炖肉的酱味，织成一种说不上来的气息。她靠着我，肩膀的重量一点点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