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10月23日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法治日报》主审法官访谈、中国新闻网、新京报、澎湃新闻、南方周末相关报道。文中被害人依判决使用化名"陈某某"（媒体曾化名"包丽"），被告人为牟林翰。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26年10月2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三批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
八起案例排成一列，排在第一位的那起，名字让在场不少记者低头翻了两页——牟某虐待案。
这案子在公开信息里已经不是新面孔。
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牟林翰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赔偿被害人母亲蔡某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双双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人服刑，案卷封存。
三年之后最高法又把它翻出来，不是为了重审，是为了披露一桩当年没有公开的细节——这起案子的合议庭里，除了两名法官，还有一位人民陪审员。
她是一名基层女村干部，卷宗是她一本一本看完的，"同居算不算家庭成员""骂人算不算虐待"这两个在法律界吵了多年的问题，她在评议会上用大白话投下了关键一票。
消息传回网上，两拨声音再次撞在一起。
一拨人拿计算器算：一条人命，三年两个月，折合每一天不到三分钟。
另一拨人翻出当年那些聊天记录截图，看完只觉得后背发凉——没动手、没递刀、没推人，从头到尾就是一张嘴，怎么就成了刑事犯罪。
这两种声音背后，藏着同一个问题：这三年两个月，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人问。
2023年6月15日宣判那天，海淀法院门口蹲满了记者。
判决书宣读完毕，镜头对准的是被告人席上那个已经被羁押了将近三年的年轻人。
他穿着号服，表情平淡。
围观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就这么点"，被法警制止。
那天的新闻通稿里，"虐待罪"三个字被反复引用，评论区第一条留言是："骂骂人也能判刑？"
三年过去，最高法把这案子翻出来放在反家暴典型案例第一位，又放在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第一位，用的是同一套逻辑——这不是一个关于"骂不骂人"的案子，这是一个关于"精神暴力算不算暴力"的案子。
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得从八年前两个北大学生的相识讲起。
【一】学生会里的副主席与文艺部部长
2016年秋天，广东东莞姑娘陈某某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
她是那种典型的南方女孩，话不多但爱笑，做事踏实，大二那年选上了院学生会文艺部部长。
同一年入学的男生里，牟林翰已经在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坐了一年，比她高一届，能说、会来事、在学生组织里说一不二。
两个人真正搭上话，是在学生会组织活动的那些日子里。
一个在台上盯节目，一个在台下统筹后台，一来二去就熟了。
2018年8月16日，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陈某某后来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过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自己"被俊浩哥哥拱走"。
"俊浩"是牟林翰朋友圈里用的名字，同学和熟人之间都这么叫。
那时候谁也看不出这段关系有任何异样。
双方都是法学院的学生，成绩都不错，毕业之后的出路也都摆在明面上。
2018年9月16日，两人开始在北京市某学生公寓共同居住。
此后一年多里，同居地点先后换到陈某某家中、牟林翰家中。
他们买家居用品、布置房间、一起做饭、共同承担生活开销。
2019年1月至2月，两人先后去了广东和山东，分别见了双方父母。
牟林翰的父母把陈某某当准儿媳对待，陈某某的父母也觉得这个小伙子谈吐得体、前途可期。
从任何一个外部视角看，这都是一段奔着结婚去的、再正常不过的校园恋情。
同学和室友对陈某某那段时间的印象是开朗、外向、好说话。
她从东莞到北京上学，饮食习惯和口音都不完全适应，但她适应得快，社团活动抢着干，小组作业总把杂活揽到自己身上。
牟林翰那边则在同学圈子里以能干著称，恋爱初期对陈某某也确实周到，两人出双入对，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法学院的课程压力不小，两人各自有各自的学业和学生工作要忙。
陈某某在文艺部要管晚会、管活动、协调演员和场地，牟林翰在副主席位置上要对接团委、统筹各个部门。
两个人都忙，但忙完之后能凑到一起吃顿饭、回到出租屋煮点东西，那是他们生活里为数不多的松弛时刻。
这种松弛在2019年1月之后消失了。
2019年春节前后，两人去了广东和山东见家长。
在东莞的时候，陈某某的父母招待了牟林翰，觉得这个小伙子谈吐大方、对女儿也体贴。
在山东，牟林翰的父母招待了陈某某，准儿媳的规格摆出来了。
两边的家长都默认这桩婚事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从广东回来之后，牟林翰变了。
变化不是断崖式的，是渐进的。
他开始在聊天里有意无意提起"你以前那个男朋友"，开始追问那些陈某某以为早就翻篇的细节。
一开始是闲聊式的追问，后来变成了定时定点的复盘，再后来变成了争吵的导火索。
裂缝是从2019年1月开始的。
准确地说，是从牟林翰问出那个问题开始的。
【二】那道过不去的坎
牟林翰问陈某某的问题，关于她以前的感情经历。
陈某某没有隐瞒，如实讲了。
她有过一段恋爱。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牟林翰心里，再也没拔出来。
他的反应分裂成两半。
一半是离不开——他认定陈某某就是将来一起过日子的人，不愿意分手，还在持续为两人的未来做打算；另一半是咽不下——他翻来覆去琢磨那段已经结束的过去，越想越觉得陈某某欠了他什么。
这两半拧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相处模式：他一边把她留在身边，一边日复一日地惩罚她。
从2019年1月起，牟林翰开始频繁追问陈某某以往性经历的细节。
问的方式不是偶尔聊起，而是一次又一次、抓住一切由头重新揭开。
陈某某一开始还解释、还争辩，她越解释，牟林翰越觉得她在替过去那个人辩护；她沉默，他又说她冷暴力；她掉眼泪，他说她装可怜。
几个回合下来，陈某某学会了不再争辩。
法院后来在判决书里用了六个字概括这段时间的行为模式：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
这六个字不是文学形容，是法院从聊天记录、通话时长、争吵频次里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认定。
争吵的规律是固定的。
牟林翰从某一件小事起头，话锋一转就绕到那个话题上，陈某某试图解释，解释变成辩解，辩解变成顶撞，顶撞升级为辱骂。
骂到激烈处，牟林翰会翻出旧账——她以前说过的某句话、某个表情、某次回复慢了，全都被拿出来重新定义成"她不在乎我""她心里还有别人"。
这种争吵没有一天是重样的，但又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陈某某的朋友后来回忆，她那段时间在微信上回复消息的速度明显变慢，有时候几个人的群她半天不说话，单独聊天时她语气疲惫，问她怎么了，她只说"没事，跟他吵了一架"。
朋友劝过她，说这不像正常谈恋爱的样子，她当时没接话。
她不是没想过离开。
但每次她一提，牟林翰就换一副面孔——道歉、掉眼泪、说自己离不开她、说自己改。
她信了。
过几天又回到老样子。
这种循环在心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施暴者-道歉者"循环，是所有亲密关系暴力里最典型的模式。
辱骂之外，牟林翰还说过一系列被判决书原文记录下来的"过激言词"。
他表达过让陈某某通过人工流产等方式换取他心理平衡的想法。
这个要求在逻辑上是荒谬的——陈某某当时没有怀孕，他让她去怀一个、打掉、把病历单交给他，用一份医疗记录来偿还她"欠"他的东西。
这种要求不是一次气话。
它出现在两人长达数月的聊天里，反复出现、不断加码。
陈某某的心理状态就在这种反复拉锯里一点一点变了。
她开始在聊天里用一种完全不符合她原本性格的措辞描述自己——"我这种垃圾""我是毫无价值的女孩"。
这种自我否定的话，从一个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嘴里写出来，身边同学当时看到的人不多。
【三】聊天记录里的那套规则
陈某某去世之后，她的母亲蔡女士在整理女儿遗物时，把女儿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一条一条翻出来。
这些记录后来成为本案最核心的证据，也成为后来媒体报道中"不寒而栗"四个字的来源。
记录里的内容，远超普通情侣吵架的范畴。
第一是称谓规则。
牟林翰要求陈某某自称"妈妈"和"小狗"，管他叫"宝宝"和"主人"。
这个称谓系统不是情趣玩笑，而是一套等级秩序——他是主人，她是从属，从属要向主人谢罪、求原谅。
第二是体罚规则。
牟林翰要求陈某某扇自己耳光。
有一次陈某某推说不会扇，事情过去了。
两个月后牟林翰翻出旧账："上次我让你扇自己，你装了半天，说自己不会扇，那你今天怎么突然会了呢？你扇得真使劲。"2019年7月13日，他直接发消息："见到我的时候就跪下求我原谅你。"
第三是身体支配规则。
他让陈某某在身上纹"牟林翰的狗"几个字，并且要求录下整个纹身过程。
他让她拍裸照、拍性爱视频，拍完告诉她，如果敢走，这些材料就会被公之于众。
第四是医疗支配规则。
除了让她怀孕再流产交病历单之外，报道里还记录过他提出过更极端的想法——让她切除一节输卵管交给他"保存"。
这四套规则不是一次性提出来的，是一条一条加上去的。
一开始只是称谓上的变化，从"宝宝"到"主人"；然后是行为要求，扇自己、跪下；再往后是身体支配，纹身、裸照；最后是医疗支配，怀孕、流产、切输卵管。
每一步跨度都不大，但每一步都在越过一条正常人际关系的边界。
陈某某的朋友后来用"温水煮青蛙"来形容这个过程。
她不是一下子被打垮的，是被一点一点磨掉了反抗的能力。
等到她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她已经在这套规则里待了好几个月，身上有纹身、手机里有裸照、心理上已经把自己定位成"欠他的人"。
这些要求，陈某某没有一条反抗到底。
她从最初的不情愿，到后来的妥协、沉默、配合。
她在聊天里越来越频繁地自我贬损，越来越把牟林翰的情绪当成自己的责任。
除了上述规则之外，牟林翰还用过另一种手段来巩固控制——他伪造过一份自己洗胃的医疗证明，拿给陈某某看，暗示他为了她差点把自己折腾死。
陈某某当时信了，为此愧疚了很久。
南方周末的报道里提到，这份伪造证明后来被识破，但识破之后陈某某也没有跟他翻脸。
他还会在她提出分手的时候玩消失、玩自残相逼。
陈某某那段时间跟朋友的对话里，高频出现的一句话是"他离不开我"。
到最后，被折磨的那个人，反而开始担心施虐的人活不下去。
判决书里还记录了一个细节。
陈某某在服药自杀前两个月，回广东东莞期间，在知乎上发过帖子。
那些帖子反映的是她面对牟林翰"双重人格"时的矛盾心态——他好的时候极好，骂的时候极狠，她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他。
帖子里她还在替对方找补，底下有人劝她离开，她没有走。
2019年5月15日，牟林翰在聊天里说过一句话："我今天打你了，我不对，但是你今天不理我，你不对。"
同一天，陈某某跟朋友聊天时说："我总不能乖乖回去被他打吧。"
朋友回她："不过我真的很难理解95后还有家暴的。"
那时候她已经动过跑的念头。
她没有跑掉。
判决书对这段关系的定性用了一句话：牟林翰"始终纠结于陈某某过往性经历一事，认为这是陈某某对其亏欠之处，因而心生不满"，他不愿意分手，又解不开心结，"为发泄对陈某某的负面情绪，便通过言语指责、谩骂、侮辱的方式，制造并不断强化陈某某对其的亏欠心理，从而换取自身的心理平衡。"
这就是法院给这段关系下的定义。
不是谈恋爱，不是闹脾气，是一个人在制造另一个人的亏欠感，用这种亏欠感把人钉在原地，日复一日地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四】三次走向边缘
2019年6月13日，陈某某与牟林翰争吵之后，第一次割腕自残。
被发现、被救回。
按常理，男朋友在这个节点上应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牟林翰没有。
判决书写得很清楚，此后从6月到8月，他没有停止辱骂，没有停止追问，一切照旧。
割腕这件事在他那里没有转化为"我该停手了"，反而被他当作又一次可以翻出来敲打她的材料。
2019年8月30日，两人再次争吵。
陈某某吞食药物，牟林翰将她送到医院，医院采取洗胃等救治措施，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
这是第二次。
一个年轻姑娘被下了病危通知书，任何负有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者，到这一步都该明白：这个人已经在悬崖边上了，再刺激一下就会掉下去。
牟林翰明白吗？
法院后来在判决书里给出了明确回答：他"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
他本应及时关注她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风险，防止再次发生极端情况。
他做了相反的事。
他"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
病危通知书在法律上的分量，外行人可能体会不到。
这意味着医院方面已经判断病人有生命危险，家属需要做好最坏打算。
陈某某的母亲蔡女士接到电话从东莞赶到北京，在ICU外面守了好几天。
等陈某某捡回一条命出院，牟林翰接她回去，两人同居的房间里，辱骂没有停过一天。
2019年10月9日中午，牟林翰家中。
两人再一次发生争吵。
这一次的起因，根据牟林翰本人后来对侦查机关的供述，是他说了一句陈某某"过于依赖他"。
这句话戳在了陈某某最脆弱的地方。
大半年来她之所以还留在这段关系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相信自己被需要。
牟林翰这句"你太依赖我"，等于把这根支柱抽掉了。
法院后来认定，正是这句话"深深刺激了精神状态已极为脆弱的陈某某，导致陈某某情绪崩溃而大哭"。
当日15时17分许，陈某某独自离开牟林翰家。
她没有回学校，没有回自己家。
她一个人入住了一家公馆房间。
在房间里，她用手机网购了药品。
药品送到之后，她给牟林翰发出了最后几条消息。
消息内容后来被多家媒体从聊天记录中还原出来——
"此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了。"
"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
"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
发完这三句话，她把药吞了。
据后来报道，她服用的药片数量达到两百片。
牟林翰那头开始反复拨打电话。
电话没人接。
从16时19分到22时30分，牟林翰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寻找陈某某。
他到过那家公馆楼下，找遍了底层商店，最后才在房间里找到人。
22时55分，牟林翰将陈某某送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救治。
人是送到了。
但送进去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可逆。
医院宣布脑死亡。
蔡女士从东莞赶到北京，守在ICU外面。
脑死亡在医学上意味着什么？
脑干功能永久性丧失，自主呼吸不可能恢复，心脏还在跳只是靠机器维持。
从医学角度看，人已经走了；从法律角度看，人还活着。
家属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可以守着。
蔡女士守了半年。
此后是长达半年的抢救、住院、维持。
2020年4月11日，陈某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结论：符合口服药物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从10月9日吞药，到4月11日死亡，整整185天。
这185天里，蔡女士每天从东莞赶到医院（后来因为疫情探视中断，只能隔几天去一次），牟林翰一开始也在医院露面。
人没了。
案子进入了司法程序。
而当那本案卷被一层层翻开、那几千页聊天记录被一页页摆到合议庭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起案子最终会落在一个此前几乎没有人用过的罪名上——虐待罪。
更没有人想到，站在定罪这一边投下关键一票的，不是两位法官，而是一位从基层来的女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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