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二年六月，麦子黄了。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县城出发，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往南走。车把上挂着两斤水果糖和一条红塔山——这是我妈让我带的，说去人家家里不能空手。
我骑了快两个钟头，裤腿上全是黄泥点子。
到了村口，太阳已经偏西了。麦田里一片金黄，热风一吹，麦浪翻滚，空气里全是熟透了的麦香味儿。远处有人喊号子，是生产队里在抢收——虽然早分产到户了，但村里人还是习惯喊"队里"，改不了口。
我把车停在村头老槐树下，擦了把汗，往村西头走。
她家我知道，前年来相亲的时候来过一回。土坯墙，院门是柳条编的，院里有一棵老枣树。那年她爹还在，坐在枣树底下抽旱烟，看了我一眼说："个子还行。"
就这三个字，定了亲。
我今年二十四，在县农机厂当车工，每月工资三十二块五。她叫秀芝，比我小一岁，在村里小学代课，每月八块钱。媒人是我二姨，她是我二姨夫的远房表侄女。这门亲事，说白了就是门当户对——都是穷人家，都算有份正经活计。
可我不想娶她。
不是她不好。她好。长得好，脾气也好，话不多，干活利索。前年来相亲，她端茶的时候手都没抖一下，低着头，脸红到耳朵根，但茶放得稳稳当当。
可我见过世面了。
这两年我在县里，跟厂里几个师傅混，去过省城，见过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见过穿的确良衬衫、烫着卷发的姑娘。我二十出头，心野了。我不想一辈子窝在这个穷县里，更不想娶一个连县城都没怎么出过的农村姑娘。
我要退婚。
这念头不是一天两天了。去年我就跟我妈提过，我妈说："人家姑娘哪点配不上你？你别不知好歹。"我爸抽着烟没说话，但眼神里是同意我妈的。
我憋了一年。
今年春天，厂里来了个新女工，叫周文娟，是县武装部部长家的闺女。她高中毕业，会跳舞，会弹手风琴，说话带笑，眼睛会勾人。她对我笑了一下，我就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跟秀芝过一辈子了。
我得退。
哪怕被人戳脊梁骨，哪怕我妈骂我，哪怕她爹在地下都不安生——我得退。
我走到她家门口，院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枣树还在，比前年粗了一圈。树底下没人，但堂屋里有人说话。
"秀芝，你二姨夫那边来话了，说那小伙子今天要来。"
是她妈的声音。
"嗯。"
就一个字。
我站在院里，忽然觉得嗓子眼发紧。我清了清嗓子，敲了敲门框。
"婶子，是我。"
二
她妈从堂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针线簸箩。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脸上堆起笑来。
"哎哟，是建国来了！快进屋快进屋，你看这一头汗。"
她把我往屋里让，我站在院里没动。
"婶子，我——"
"进屋说进屋说，大热天的。"
我硬着头皮进了堂屋。屋里光线暗，一股子樟木箱子和旱烟混合的味道。正面墙上挂着她爹的遗像，黑白的，四十来岁的模样，看着挺严肃。
秀芝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水，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她比前年又长开了些。头发用红头绳扎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细白的手腕。脸晒得有点黑，但眼睛亮，鼻尖上有一层细汗。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水盆放在门后，用围裙擦了擦手。
"秀芝，去给你建国哥倒碗水。"她妈说。
"不用了婶子，我——"
"喝口水又不费事。"
秀芝转身去灶房了。我站在堂屋里，看着墙上她爹的遗像，觉得那双眼睛在盯着我。
她妈拉我坐下，问东问西："厂里忙不忙？""吃得好不好？""你妈身体咋样？"
我都一一答了。答得心不在焉。
秀芝端了碗白开水过来，放在我面前的小木桌上。碗是粗瓷的，水面上飘着两片茶叶。她放碗的时候没看我，放下就退到她妈身后站着。
"婶子，"我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干，"我今天来，是有件事——"
话没说完，院外有人喊："他嫂子！队里都下地了，你们家咋还不动弹？"
她妈应了一声："来了来了！"转头对我说，"你看，麦子熟了，再不收就糟了。建国，你坐会儿，婶子去地里割一阵，回来再说话。"
"婶子，我——"
"不急不急，你大老远来的，歇歇脚。"
她妈已经站起来了，从门后头摘下镰刀，又从墙上取下一顶破草帽。秀芝接过草帽，用毛巾擦了擦帽檐上的灰，递给她妈。
"走吧。"她妈说。
秀芝也去门后拿了把镰刀。
"秀芝，"她妈叫住她，"你建国哥难得来一趟，你陪着说说话。"
秀芝低着头，没应声。
她妈已经出了院门，脚步匆匆。秀芝站在堂屋里，手里攥着镰刀把，指甲掐进木头里。
"你不去割麦子？"我问。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轻，像麦芒扫过皮肤，不疼，但有感觉。
"你不是有话说吗。"她说。
声音不大，平平的，但稳。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忽然卡住了。
我设想过很多次这个场面。在厂里的宿舍里，在去往她村的路上，我一遍遍排练——"婶子，我对不起你们家""秀芝，我不想耽误你""这门亲事，算了罢"。
可她就这么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镰刀，袖口磨得起了毛边，指甲缝里还有粉笔灰——她下午还在上课，下了课就回来割麦子。
我开不了口。
"我先去割麦子了。"她说，"你歇着。"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又停了一下。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什么？
她没回头，已经出了门。
三
我坐在她家堂屋里，对着一碗凉了的水，坐了大概有半袋烟的工夫。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了。前年相亲那天，正是六月，天热得要命。我二姨带我来的时候，她家切了个西瓜招待。那西瓜是沙瓤的，红得发黑，甜得齁嗓子。我吃了两块，她妈还往我手里塞，我说吃不下了，秀芝在旁边端着瓜盘，低着头说了一句——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那时候是客气话。农村待客的规矩，吃块西瓜再走，意思是留人。
可今天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留我？还是——
我站起身，走到院门口，往村外的麦田看。
麦田里全是人。金黄的麦浪里，男男女女弯着腰，镰刀一拉一拉，麦秆倒下去，发出干燥的"嚓嚓"声。远处的打谷场上，有人在用牛拉着石磙碾场，尘土飞扬。
我看见了她。
她在地头那一排，离她妈不远。她割麦子的姿势很标准，左手拢住一把麦秆，右手镰刀贴着地面一拉，干脆利落。割下来的麦子码在脚边，整整齐齐。
她妈在旁边，割得慢一些，时不时直起腰捶两下后背。
太阳越来越毒了。
我站在院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我回屋，把那两斤水果糖和那条红塔山放在桌上，想了想，又拿起来了。
我出了院门，往麦田走。
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白，踩上去烫脚。我穿着塑料凉鞋，脚底板硌得慌。走到地头，她妈先看见了我。
"建国！你咋来了？"
"婶子，我帮你们割一会儿。"
她妈愣住了，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我。
"你这孩子，哪用得着你——"
"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没用过的镰刀，掂了掂，走到秀芝旁边。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继续割。
我学着她的样子，左手拢麦秆，右手下镰刀。第一刀下去，没割断，麦秆只是歪了一下。第二刀用力过猛，镰刀差点飞出去。第三刀总算割断了，但麦茬留得老高，麦秆还散了一地。
秀芝在旁边，嘴角动了一下。
我没看见，但感觉到了。
割了大概半袋烟的工夫，我手上就起泡了。塑料凉鞋不跟脚，一使劲就往前窜，脚趾头在鞋里磨得生疼。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杀得睁不开。
"你歇会儿吧。"她说。
声音还是那样，平平的。
"不用。"
又割了一阵。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那一行割到了头。她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头发被汗黏在脸颊上，一缕一缕的。
"走吧，回去。"她妈在另一头喊。
我们往回走。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镰刀扛在肩上，像扛着一把枪。
"你今天到底来干啥的？"她忽然问。
我脚步一滞。
"我——"
"你从县城大老远骑两个钟头车来，就为了帮我们割麦子？"
她没回头。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麦芒堵住了。
"秀芝。"
"嗯。"
"我——"
她停下来，转过身。
太阳在她背后，逆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眼睛里有一点光，像麦田里最后的反光。
"你说。"
我看着她。风吹过来，麦浪哗哗响。
"我——我来退婚的。"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声音不像自己的。
她没动。
风停了一瞬，麦田忽然安静下来。
然后她点了点头。
"哦。"
就一个字。
转身继续往回走。
四
那天晚上我没走成。
她妈硬留我吃饭。杀了一只鸡，从咸菜坛子里捞出一碟腌萝卜，又从柜子里摸出一瓶散装白酒，说是不知道谁哪年送的，一直没舍得喝。
"建国，你吃，别客气。"
她妈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鸡肉炖得烂糊，汤面上飘着一层黄油。我吃不下，勉强喝了半碗汤。
秀芝坐在对面，低着头扒饭，一口一口，嚼得很慢。
"建国啊，"她妈给我倒酒，"你今年二十四了吧？"
"嗯。"
"秀芝二十三。你们也不小了，过了今年，明年就办事儿，行不？我跟你叔——你叔走的时候交代过，说秀芝这孩子命苦，让她早点有个着落，他在地下也安心。"
她叔就是秀芝她爹。
我端着酒杯，手有点抖。
"婶子——"
"你放心，彩礼咱不要多的。三转一响，有自行车就行，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有就更好，没有也不强求。房子现成的，三间大瓦房，你叔活着的时候盖的，结实着呢。"
"婶子，我不是——"
"你妈说你厂里分了宿舍？那也行，在县城安家也好，秀芝这孩子能吃苦，去了县城也能找活儿干。她代课那个钱太少了，一个月八块，不够干啥的。"
她越说越起劲，像是在规划一场已经定了的喜事。
我放下酒杯。
"婶子。"
"嗯？"
"我不想娶秀芝。"
堂屋里忽然安静了。
鸡在笼里扑棱了一下翅膀。
她妈的笑容僵在脸上，像被冻住了。她看看我，又看看秀芝。
秀芝还在扒饭。一口一口，没停。
"你——你说啥？"她妈的声音变了。
"我不想娶秀芝。这门亲事，算了罢。"
"算了？"她妈的声音拔高了，"什么叫算了？你二姨当的媒，你叔活着的时候点了头的，全村人都知道的——你说算了就算了？"
"婶子，我知道对不住你们。彩礼钱我赔，该多少赔多少。"
"赔？"她妈猛地站起来，凳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你当这是买东西呢？说不要就不要了？秀芝二十三了！二十三！村里跟她一般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退婚，她以后还怎么嫁人？"
"妈。"秀芝开口了。
"你闭嘴！"她妈冲她吼了一声，又转向我，"建国，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为啥？秀芝哪点配不上你？她长得不俊？她脾气不好？她干活不利索？"
"不是——"
"那是啥？你嫌她是农村的？"
我沉默了。
她妈盯着我的脸，像是要从上面找到答案。
"你嫌她是农村的。"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低到几乎听不见，"你嫌她是农村的。"
她坐下了。慢慢坐下的，像是一下子被抽走了什么。
秀芝放下了碗。她吃完了，碗底干干净净，一粒米都没剩。
"妈，"她说，"别说了。"
"我不说？我不说这事儿就完了？"
"完了。"
秀芝站起来，收拾碗筷。她的手很稳，把碗摞在一起，筷子码齐，端起来往灶房走。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
"他说得对。算了罢。"
五
我那天晚上住在她家。
她妈给我铺了里屋的床，被褥是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的，有股子樟脑丸的味道。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外屋她娘俩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后来秀芝回西屋了，她妈在堂屋里坐了很久，我听见她叹了好几口气，最后也回东屋了。
夜深了。
农村的夜跟城里不一样。城里晚上有路灯，有广播，有拖拉机突突的声音。农村一到夜里就黑透了，静得能听见虫子叫。偶尔有狗吠，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屋顶的苇席发黄了，有一角塌下来，露出里面的麦秸。
我想起前年相亲那天。
那天也是六月，也是麦子黄的时候。我二姨带我来的，一路上跟我说这姑娘多好多好，孝顺，勤快，手巧，会纳鞋底。我说行行行，看看再说。
到了她家，她妈端茶，她爹抽烟，她在灶房忙活。后来端出一盘西瓜，红瓤黑子，切得整整齐齐。我吃了两块，她妈还往我手里塞。我说吃不下了，她低着头，声音很小——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那时候我觉得这姑娘实在，话少，不扭捏。
后来我二姨问我咋样，我说行。
就这么定了。
定亲那天，我妈给了她家五十块钱，两斤棉花，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她家回了礼，是一双她纳的千层底布鞋，针脚细密得像机器扎的。
我穿着那双鞋在厂里上班，工友们都问哪儿买的，我说对象纳的。有人起哄，说你小子有福气。我笑了笑，没说话。
现在那双鞋还在我宿舍的床底下，鞋底磨穿了，没舍得扔。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
墙上有个钉子，钉子上挂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全家福，她爹坐在中间，她妈站在旁边，秀芝站在她爹身后，手搭在她爹肩膀上。照片是黑白的，但能看出来她笑得很开心。
她爹那时候还活着。
我闭上眼睛。
六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她妈就起来了。我听见她在灶房烧火，风箱拉得呼嗒呼嗒响。
我穿好衣服出去，她妈正在贴玉米面饼子，锅里冒着白气。
"婶子，早。"
她妈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怨，有恨，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吃了早饭走吧。"她说。
"我不吃了，赶早凉走。"
"吃了再走。"
语气不容商量。
秀芝从西屋出来了，头发还是用红头绳扎着，但换了一件衣服，是件浅灰色的的确良衬衫，领口别了一枚塑料扣子。她洗了脸，脸上还挂着水珠。
"你吃了没？"她妈问。
"吃了。"她说。
她没看我。
早饭是玉米面饼子，就着咸菜和稀饭。我吃得很快，她妈和秀芝吃得更慢。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木桌，谁也不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吃完，我站起来。
"婶子，我走了。"
"嗯。"
"那钱的事——"
"不要你的钱。"她妈打断我，"你走你的。"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走到院门口，推上自行车。车把上的水果糖和红塔山还在，我拿起来，放在门墩上。
"给秀芝留的。"
她妈没说话。
我骑上车，出了村。
骑出大概一里地，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底下空荡荡的。麦田里已经有人影在动了，远远的，像蚂蚁一样小。
我骑着车，沿着土路往县城走。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太阳还没完全出来，东边的天是橘红色的。
骑到半路，我停下来，蹲在路边吐了。
不是难受，是那种心里空了一块的感觉，说不上疼，但就是不对劲。像小时候拔牙，麻药过了之后，舌头忍不住去舔那个空荡荡的牙洞。
我吐完，用袖子擦了擦嘴，继续骑。
七
回到县城，我去找了周文娟。
她在厂里的图书室帮忙，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整理报纸。看见我，眼睛一亮。
"哟，建国，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周六的舞会你都没来。"
"回了一趟老家。"
"干啥去了？"
我看着她的脸。化了淡妆，眉毛修得细细的，嘴唇上涂了点凡士林，亮晶晶的。穿一件碎花的确良连衣裙，腰上系着根带子，衬得腰很细。
好看。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另一张脸。没化妆，没修眉，脸上挂着水珠，头发用红头绳扎着。
"处理点事。"我说。
"啥事？神秘兮兮的。"她走过来，身上有股雪花膏的味道。
我退了半步。
"退婚了。"我说。
"真的？"她眼睛更亮了，"你真退了？"
"嗯。"
她笑了一下，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
"行啊你，有魄力。"
我勉强笑了笑。
那天晚上，我请她看了场电影。在县电影院，两毛钱一张票，放的是《庐山恋》。电影院里人挤人，她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下巴。
我应该高兴的。我退了婚，我自由了，我可以追求我想过的生活了。
可电影演到一半，我忽然想起那个场景——麦田里，她弯着腰割麦子，镰刀一拉一拉，麦秆倒下去，发出干燥的"嚓嚓"声。
她割麦子的样子，像一首歌。
我甩了甩头，把那个画面甩掉。
八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换了个人。
跟周文娟处对象，周末一起看电影，逛百货大楼，去人民公园划船。她会弹手风琴，在厂里的文艺晚会上表演，我坐在台下给她鼓掌。她穿裙子，穿高跟鞋，涂口红，说话带笑，眼睛会勾人。
所有人都说我有福气。
我妈知道我退了婚，骂了我三天。我爸抽了三天烟，最后说了一句："你自己的事自己担着。"
我二姨那边，我去道了歉，赔了二十块钱。她骂我不识好歹，说她这张老脸没处搁。我说婶子，对不住。
秀芝那边，再没联系过。
有时候在厂里干活，车床上转着，转着转着，会忽然想起她。想起她低头割麦子的样子，想起她说"哪有西瓜吃了再走"的样子，想起她妈那张僵住的笑脸。
我使劲摇头，把那些画面甩掉。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跟周文娟的事黄了。
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她的问题。她爸给她安排了，去省城一个机关单位，跟一个科长的儿子处对象。她跟我说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建国，我对不起你。"
"没事。"
"你别怪我。"
"不怪。"
她走了。坐长途汽车走的，我送她到车站。她穿着一件新的呢子大衣，烫了头发，拎着个皮包。上车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当初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
勾人。
但勾的是别人了。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汽车尾气消散在空气里，忽然觉得特别没意思。
九
日子就这么过着。
我在厂里继续当车工，每月三十二块五，后来涨到三十八块。八五年厂里搞承包，我当了车间班长，工资涨到五十二。八七年，厂里来了批新设备，我脑子活，学得快，被提拔成技术员。
我二十八了。
家里催，亲戚介绍，相亲相了七八回。有的看不上我，有的我看不上。有的处了两个月散了，有的见了一面就没下文了。
我妈急了，说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
我说随便。
我爸说，你心里有人了。
我没吭声。
我心里有人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次相亲，对方坐在我对面，我都会不自觉地比较。比较她们的手——有没有粉笔灰。比较她们说话的样子——是不是低着头，声音平平的。比较她们笑的时候——眼角会不会弯一下。
没有一个人像她。
八八年，我三十一。厂里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我因为是技术员，留下来了，但工资降了，奖金没了。我妈身体不好，我爸也老了，家里日子紧巴巴的。
那年秋天，我二姨来我家串门，坐了一会儿，忽然说起秀芝。
"你还记得秀芝不？"
我心跳漏了一拍。
"记得。"
"她嫁了。"
我端杯子的手没抖，但杯里的水晃了一下。
"嫁哪儿了？"
"邻村的，姓赵，家里条件还行，有两头骡子，包了二十亩地。人老实，话少，比秀芝大三岁。"
"啥时候的事？"
"去年冬天。她妈张罗的，说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成老姑娘了。"
"她——愿意吗？"
我二姨看了我一眼。
"你问这干啥？你退的婚，你还管人家愿不愿意？"
我没说话。
"人家姑娘等了你两年。"我二姨说，"从八十二年你退婚，到八十四年，两年。这两年里，说媒的来了好几拨，她一个都没见。她妈急得哭，她就说一句话——'不急'。"
我二姨顿了顿。
"八十四年冬天，她妈病了一场，差点没过去。秀芝在炕前伺候了半个月，她妈拉着她的手说，'芝啊，你别为了妈耽误自己'。秀芝就哭了。那是她头一回哭，她妈说。"
"后来呢？"
"后来就答应了。姓赵的那个，她妈看中的，说人老实，能过日子。见了两面，就定下了。八七年冬天结的婚。"
"过得好不好？"
"谁知道呢。"我二姨叹了口气，"过日子嘛，哪有十全十美的。听说她还在村小学代课，那个赵家小子脾气还行，就是话少，闷葫芦一个。"
我二姨走了以后，我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烟。
两年。
她等了我两年。
我想起那句话——"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那时候我以为是一句客气话。
现在想来，那是一句挽留。
她知道我要来退婚。她妈说了，"你二姨夫那边来话了，说那小伙子今天要来。"她妈不知道来话的内容，但她猜到了。
一个男人，退了两年才来退婚，突然大老远跑来——能是啥事？
她猜到了。
所以她说"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是留我。
是最后试一次。
我没接住。
十
八九年，我三十二。厂里效益更差了，半停产状态，一个月只上十五天班，工资发一半。我寻思着不能就这么耗着，跟几个工友合伙，在县城东头开了个农机修理铺。
生意不好不坏，能糊口。
那年冬天，我去地区农机站进配件，在站里的办公室等开票。办公室里有个年轻姑娘，穿着蓝布棉袄，扎着马尾，在翻账本。
我看了她一眼，忽然愣住了。
她抬头看我，笑了笑。
"同志，你开票？"
声音不像。长相也不像。但那个笑容——低头，嘴角弯一下，眼睛里有一点光。
像她。
我接过票，逃一样走了。
九零年春天，我爸走了。
肺气肿，喘了两年，最后那几天，一口气没上来。
我守在床前，看着他咽气。他最后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声。
我妈哭得昏天黑地。我抱着她，觉得她一下子轻了很多，像一片叶子。
办完丧事，我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忽然想起秀芝她爹的遗像。黑白的，四十来岁，看着挺严肃。
他走的时候，秀芝多大？
十八。
十八岁的姑娘，没了爹，跟她妈两个人过日子。村里人嘴碎，什么话都说。她得扛着。
我退婚的时候，她二十三。二十三，没了爹，没了未婚夫，跟她妈两个人，守着三间瓦房，守着那棵老枣树。
她怎么过来的？
我想不出来。
十一
九一年，我三十四。修理铺的生意稳定了，雇了两个伙计。我妈催我，说你再不找，真就打光棍了。
我说行，你看着办。
她托人介绍了一个，是县医院洗衣房的，叫王秀兰，三十二，离过婚，没孩子。人老实，话不多，长得一般。
见了两面，定下了。
九二年春天结的婚。
婚礼很简单，在修理铺门口摆了五桌，请了亲戚朋友和工友。我妈高兴，说总算办了件正事。
秀兰是个好人。勤快，本分，不挑不拣。她洗衣房下班早，回来给我做饭，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有时候回来晚了，她也不问，就热着饭等我。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安稳，没啥波澜。
九三年，我三十七。秀兰怀了，年底生了个闺女。我妈高兴坏了，说闺女好，闺女贴心。
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忽然想，如果当初没退婚，我跟秀芝的孩子，现在也这么大了吧。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赶紧掐掉了。
不能想。
日子不能回头。
十二
九六年，我四十。修理铺做成了农机销售加维修，雇了六个人，在县城买了套三居室的单元房。秀兰辞了洗衣房的工作，在家带孩子。闺女上了小学，聪明，像我。
那年秋天，我去地区开农机展销会，在宾馆里碰见一个老乡。姓刘，是邻县的，跟我同岁。喝酒的时候聊起来，他说他老婆是那个县的，娘家在柳河村。
"柳河村？"我心头一跳。
"你知道？"
"不知道。"我说，"随便问问。"
"我丈母娘家就在柳河村。那村里有个代课老师，姓赵，叫秀芝，你听说过没？"
我的手停了一下。
"没。"
"那姑娘命苦。嫁了个老实人，日子还行，但男人前年得病走了，肝病，拖了一年多，把家底都拖空了。留下个儿子，今年六岁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在代课，一个月还是那几十块钱。"
他喝了一口酒。
"不容易。"
我端着酒杯，一口干了。
"她妈呢？"
"也走了。八九年还是九零年，脑溢血，没抢救过来。"
我放下杯子。
她爹走了，她妈走了，她男人走了。
就剩她一个人，带着个儿子，代课，一个月几十块钱。
我眼前忽然浮现出那个画面——麦田里，她弯着腰割麦子，镰刀一拉一拉，麦秆倒下去，发出干燥的"嚓嚓"声。
那时候她二十三，身边还有她妈。
现在她三十七了。
十三
我回去之后，好几天没睡好。
秀兰问我咋了，我说展销会累的。她给我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端到我面前。
我看着那碗面，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在秀芝家吃的鸡肉。她妈杀了一只鸡，炖得烂糊，汤面上飘着一层黄油。
"你吃，别客气。"
她妈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
我端着面碗，手有点抖。
"咋了？烫？"秀兰问。
"不烫。"
我吃了面。秀兰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在客厅里坐着，看着墙上闺女的小学奖状。
我想去找她。
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长出来，压都压不住。
我想去看看她。看看她过得好不好。看看她儿子长什么样。看看那棵老枣树还在不在。
但我不能去。
我有老婆，有孩子，有家。我四十了，不是二十四了。我不能由着性子来。
我把那个念头按下去了。
按了一次又一次。
十四
九八年，我四十二。修理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地区开了分店。秀兰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不能累着。闺女上了初中，成绩不错。
那年冬天，我去省城参加一个农机展，在省农机公司的招待所住着。晚上没事，翻报纸，翻到一则消息——
"全省优秀乡村教师评选揭晓，我县柳河村小学赵秀芝同志获评'全省优秀乡村代课教师'。"
下面有一段介绍：赵秀芝，三十九岁，柳河村小学代课教师，从教十七年，一人承担三个年级的全部课程，学生成绩在全乡名列前茅。丈夫早逝，独自抚养幼子，坚守岗位，无怨无悔。
还配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她，站在教室门口，背后是土坯墙，墙上用石灰刷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不再用红头绳扎了，剪短了，齐耳，露出耳朵。脸上有了皱纹，眼角往下耷着，笑起来有法令纹。
但眼睛还是亮的。
跟当年一样亮。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十七年。
从二十二年代课，到现在三十九岁，十七年。一个人，三个年级，一间教室。丈夫死了，一个人带孩子。日子过得该有多难？
可她还在笑。
照片上的笑容，跟当年在灶房门口端着西瓜盘的时候，一模一样。
低着头，嘴角弯一下，眼睛里有一点光。
我放下报纸，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抽了半包烟。
窗外的省城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我在这个热闹的城市里，忽然觉得无比孤独。
十五
二千年，我四十四。新世纪了。
修理铺做成了公司，我当了老板。秀兰的身体时好时坏，闺女上了高中，成绩拔尖。日子越过越好，钱越挣越多。
但我心里有个洞。
那个洞是八二年留下的。那年六月，麦子黄了，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去退婚。她低头割麦子，说"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我没接住。
这个洞，十八年了，没长好。
二〇〇一年春天，我回了趟老家。
不是去看她。是给我爸上坟。清明，我妈说该去添土了。
我开着桑塔纳回的村。村里变化很大，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老槐树还在，但粗了很多。我爸的坟在村后的坡上，我添了土，烧了纸，磕了头。
回去的路上，我绕了路。
绕到了柳河村。
我把车停在村头，没进去。坐在车里，看着那条土路。路还是土路，但比当年宽了些。路两边还是麦田，但麦子还没黄，绿油油的。
她家应该还在村西头。土坯墙，柳条门，院里一棵老枣树。
我坐在车里，坐了很久。
然后我发动车，走了。
十六
二〇〇三年，我四十七。
秀兰查出了糖尿病，不算严重，但要常年吃药。闺女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会计。我给她买了台电脑，她高兴得不行。
那年秋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地区教育局的，说他们搞一个"乡村教师帮扶计划"，想请我这个"知名企业家"捐点钱。我随口问了一句帮扶对象都有谁，对方说了几个名字，最后一个——
"柳河村小学，赵秀芝。"
我沉默了几秒。
"捐多少合适？"
"您看着办，一万两万都行。"
"五万。"
对方愣了一下。
"您确定？"
"确定。直接打到学校的账户上，别留我的名字。"
"那——"
"别留名字。"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窗外是县城的街道，车来车往。
五万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她来说，可能是半年的工资。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钱是谁捐的。
我希望她不知道。
十七
二〇〇五年，我四十九。
秀兰的糖尿病控制得还行，按时吃药，注意饮食。闺女大学毕业了，在省城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班。我让她回来帮我管账，她说不去，要在省城闯闯。
我说行，你自己定。
那年冬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李建国吗？"
声音有点耳熟，但又不确定。
"我是。"
"我是赵秀芝。"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我——我听说，你捐了钱给学校。"她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平的，但稳，"教育局的人说，是县里一个企业家，没留名字。我托人打听了一下。"
我咽了口唾沫。
"举手之劳。"
"五万块，不是举手之劳。"
"秀芝，你——"
"我打电话不是要还钱。我是想说，谢谢。"
她说"谢谢"的时候，声音抖了一下。
就一下。
"秀芝，你别——"
"我儿子今年上大学了。考的师范，他说以后也要当老师。这钱，一部分修了校舍，一部分买了书。孩子们有书看了。"
她儿子。那个六岁就没了爹的孩子，上大学了。
"学啥专业？"
"汉语言文学。他说要像他妈一样，教语文。"
我鼻子一酸。
"秀芝，你把孩子教得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建国。"
"嗯。"
"你过得好吗？"
我看着办公室的天花板。
"还行。"
"那就好。"
又沉默了一会儿。
"西瓜熟了。"她说。
我愣了。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她说完了。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声音。
我握着电话，坐在椅子上，眼泪掉下来了。
十八
二〇〇六年，我五十。
知天命的年纪了。
秀兰的身体还算稳定，闺女在省城处了个对象，是同事，人不错。我看了照片，小伙子斯斯文文的，戴着眼镜，笑起来有点腼腆。
像我当年。
不，不像。我当年没他好看。
秀芝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在邻县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秀芝还在柳河村小学代课，快二十年了。她今年四十七，按照政策，代课老师满二十五年可以转正。她还有六年。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等到。
二〇〇八年，五十二。
汶川地震那年，我捐了十万。不是因为秀芝，是因为那些孩子。但捐完之后，我忽然想，如果当年我没退婚，我的孩子也该上小学了。他或者她，会不会也在某一天，被压在倒塌的教室下面？
这个念头让我后怕。
我给秀芝打了个电话。
"喂？"
"秀芝，是我。"
"我知道。"
"你那边——学校没事吧？"
"没事，我们在平原，不震。"
"那就好。"
"你呢？"
"我也没事。"
沉默了一会儿。
"建国。"
"嗯。"
"你当年要是没退婚，现在会咋样？"
我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正面提那件事。
"不知道。"我说实话。
"我想过。"她说。
"想过啥？"
"想过如果你没退，我现在在哪儿，过啥日子。"
"你——"
"想不出来。因为想不出来，所以不知道该不该恨你。"
我嗓子眼发紧。
"秀芝，对不起。"
"我知道。"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
她挂了电话。
十九
二〇一〇年，我五十四。
秀兰的糖尿病转成了并发症，肾功能不太好，住院了。我在医院陪了她半个月。她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拉着我的手说："建国，我这辈子，没享过啥福。"
我说："你享福了。你嫁给我，我让你享福了。"
她笑了。
"你就是嘴甜。"
她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了。我雇了个保姆照顾她，自己照常忙生意。
那年秋天，我回了趟柳河村。
这次我进去了。
我把车停在村头，走进村西头。路变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她家的院墙变了，土坯墙换成了砖墙。院门变了，柳条门换成了铁门。但那棵老枣树还在。
我站在铁门外，看着那棵树。
树粗了很多，枝丫伸出了墙头，上面挂着几颗青枣。
院里有人说话。
"妈，枣该打了吧？"
是她儿子的声音。
"再等等，打早了不甜。"
是她的声音。
我站在门外，站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了。
二十
二〇一二年，我五十六。
秀兰走了。
肾病拖了几年，最后那几天，人已经糊涂了。她抓着我的手，喊的不是我的名字，是她妈的名字。
我守在床前，看着她咽气。
跟当年我爸走的时候一样。
人这一辈子，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走。你留不住。
秀兰的丧事办得很体面。我花了钱，请了乐队，摆了二十桌。闺女从省城赶回来，哭得眼睛肿成一条缝。
丧事办完，我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忽然想起秀芝她妈。
她妈走的时候，秀芝在炕前伺候了半个月。她妈拉着她的手说："芝啊，你别为了妈耽误自己。"
秀芝就哭了。
那是她头一回哭。
我二姨说的。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墙上秀兰的遗像。照片是她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拍的，笑得很慈祥。
我拿起电话，翻到那个号码。
我拨了。
响了六声，接了。
"喂？"
"秀芝。"
"……建国？"
"嗯。"
"咋了？"
"我想见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好。"
二十一
二〇一二年九月，我五十六岁。
我开车去了柳河村。
不是那辆桑塔纳了，换成了帕萨特。但路还是那条路，村还是那个村。
我把车停在村头老槐树下。树还在，比以前粗了整整一圈。树皮皲裂，像老人的手。
我走到她家门口。铁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
枣树还在。比二十年前粗了两倍不止，枝丫铺展开来，像一把大伞。树底下多了几样东西——一张石桌，两个石墩，还有一辆小孩子的自行车，应该是她孙子的。
她从堂屋里出来。
她四十九了。
头发白了一半，剪得短短的，露出整个耳朵。脸上皱纹很深，法令纹像刀刻的，眼角耷拉着，但眼睛还是亮的。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衫，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来了。"
就两个字。
"嗯，来了。"
她站在堂屋门口，我站在枣树底下。中间隔着十几步的距离，像隔着二十年的光阴。
"进来坐。"她说。
我进了堂屋。屋里变了，墙刷了白灰，地上铺了水泥，但格局没变。正面墙上还是挂着她爹的遗像，黑白的，四十来岁，看着挺严肃。遗像旁边多了一张照片，是个男人的，应该是她男人。
"坐吧。"她拉了把椅子。
我坐下了。
她去灶房倒水。端了碗白开水出来，放在我面前的小木桌上。碗还是粗瓷的，水面上飘着两片茶叶。
跟我二十年前坐在这里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瘦了。"她说。
"老了。"
"我也老了。"
她在对面坐下。两个人隔着一张小木桌，像隔着一条河。
"你——"我们同时开口。
"你先说。"她说。
"我——秀兰走了。"
她愣了一下。
"啥时候？"
"上个月。"
"啥病？"
"肾病。"
她沉默了一会儿。
"节哀。"
"嗯。"
又沉默。
"你儿子呢？"
"在县里中学教书，教语文。结婚了，媳妇是同事，生了个闺女，三岁了。"
"好。"
"你闺女呢？"
"在省城上班，处了对象，快结婚了。"
"好。"
沉默。
枣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从门口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块亮斑。
"建国。"
"嗯。"
"你今天来，是来吃西瓜的？"
我看着她。
她嘴角弯了一下。
跟当年一样。低着头，嘴角弯一下，眼睛里有一点光。
我鼻子一酸。
"是。"我说，"我来吃西瓜。"
她站起来，去灶房拿了一个西瓜。沙瓤的，红得发黑，跟当年一模一样。
她切开，放在盘子里，端过来。
我拿起一块，咬了一口。
甜的。
齁嗓子。
眼泪掉在西瓜上。
她没看我。她自己拿了一块，低头吃着，吃得很慢。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她说。
"不走了。"我说。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不走了？"
"不走了。"
她放下西瓜，用手背擦了擦嘴。
"你五十六了，我四十九了。你以为这是演电影呢？"
"不是演电影。"
"那你图啥？"
"不图啥。"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当年退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不图啥'。"
我低下头。
"秀芝，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八二年六月，去退婚。"
"我知道。"
"我不是嫌你是农村的。我是——我那时候年轻，心野，觉得自己能过更好的日子。"
"你过上了。"
"过上了。但没你。"
她没说话。
"这些年，我挣了钱，当了老板，买了房，买了车。但我心里那个洞，没长好。那个洞是你给的，只有你能填上。"
"我不是补丁。"
"你不是补丁。你是——"
我找不到词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院子里的枣树。
"建国，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
"两年。"
"不是两年。"她转过身，"是二十年。"
我抬头看她。
"你退婚那天，我以为你还会回来。你走了，我想着，他过两天就回来了。过两天没回来，我想着，过两个月就回来了。过两个月没回来，我想着，过年他该回来了。过年没回来。第二年没回来。第三年没回来。"
她的声音还是平平的，但手在抖。
"我嫁人的时候，想着，他该知道了。他知道了会来。他没来。我男人走的时候，我想着，他该知道了。他知道了会来。他没来。我妈走的时候，我一个人跪在灵前，我想着，他该知道了。他知道了会来。他没来。"
她看着我。
"直到去年，你打了那个电话。我才确定，你还记得我。"
我站起来。
"秀芝——"
"你别过来。"
我停住了。
她擦了擦眼睛。
"我四十九了。我代课二十七年了，明年转正。我儿子在县里当老师，娶了媳妇，生了闺女。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不需要谁来填什么洞。"
"我知道。"
"那你来干啥？"
"我想跟你道个歉。认真的，当面的，不是电话里那种。"
她看着我。
"道歉我收到了。"
"还有呢？"
"没有还有了。"
我站在堂屋里，看着她。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她身上。她站在光里，皱纹清晰可见，头发白了一半，但站得很直。
像一棵枣树。
"秀芝。"
"嗯。"
"我能常来看看你吗？"
她沉默了很久。
"你爱来不来。"
二十二
从那以后，我常去柳河村。
不是天天去，但一个月总要去个两三次。有时候带点东西，水果、牛奶、给她孙子买的玩具。她不拒绝，也不热情，就那样收着。
有时候去了，她在上课。我就坐在枣树底下等。透过窗户，能看见她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写字。她写字的时候很认真，一笔一划，像在刻碑。
孩子们喊她"赵老师"。声音脆生生的，像刚掰下来的玉米。
有时候她没课，我们就坐在枣树底下说话。说啥都行。说天气，说麦子，说她孙子又考了双百，说我闺女在省城买了房。
不提从前。
但有些东西，不提也在。
比如她给我倒水的时候，碗还是粗瓷的，水面上飘着两片茶叶。
比如我走的时候，她站在院门口，看着我上车，不挥手，就那么站着。
比如有一年六月，麦子黄了，我去看她。她不在家，在麦田里割麦子。我走过去，她看见我，点了点头，继续割。
我弯腰捡起一把镰刀。
"你又来割麦子？"她问。
"嗯。"
"你手上有泡了可别怪我。"
"不怪你。"
我们并排割着。太阳很毒，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杀得睁不开。镰刀一拉一拉，麦秆倒下去，发出干燥的"嚓嚓"声。
"你割得比八二年强了。"她说。
"是吗？"
"麦茬还是留得太高。"
我笑了。
她没笑，但嘴角弯了一下。
二十三
二〇一五年，我五十九。
秀芝转正了。代课三十年，终于成了正式教师。她拿着红本本回来，在枣树底下坐了很久。
"我爹要是活着，该高兴了。"她说。
"他高兴。"
"你咋知道？"
"他遗像上的表情变了。"
她白了我一眼。
那年冬天，她孙子来她这儿过寒假。小家伙六岁了，虎头虎脑的，喊她"奶奶"。我去了，带了个小汽车。小家伙高兴得不行，在院里跑来跑去。
"你这爷爷是谁啊？"他问。
秀芝愣了一下。
"是——你建国爷爷。"
小家伙喊了一声"建国爷爷"，脆生生的。
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
"好孩子。"
二十四
二〇一八年，我六十二。
退休了。把公司交给了闺女和她对象管，我拿着退休金，过着清闲日子。
秀芝六十了，也退休了。退休教师，工资不低。她没搬走，还住在柳河村那三间瓦房里。砖墙，铁门，院里一棵老枣树。
我们坐在枣树底下，晒太阳。
"你当年要是没退婚，"她说，"咱俩的孩子该多大了？"
"该三十五六了。"
"说不定也结婚了，也生孩子了。"
"说不定。"
"你想过没有？"
"想过。"
"后悔吗？"
"后悔。"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也后悔。"
我转头看她。
"我后悔等了你两年。"她说，"那两年，我本可以早点开始新的生活。但我就在那儿等着，像棵死了一样的枣树，不发芽，不开花。"
"秀芝——"
"但我更后悔的是，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没问你要那个答案。"
"什么答案？"
"你为啥退婚。我忍了三十年没问。直到去年我才问。你猜你说了啥？你说你年轻，心野。就这？就这？"
她看着我。
"李建国，你当年要是跟我说实话，说我配不上你，说我是个农村姑娘，说我没文化，说我土——你说出来，我至少能恨你。恨你，我就能放下。但你不说。你只说'算了罢'。三个字。我恨谁去？"
我低下头。
"我恨了你三十年。"她说。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她站起来，走到枣树底下，摸着树干上的裂纹，"我恨你，但我放不下。我嫁了人，生了孩子，守了寡，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我身边没有人。我妈走了，我男人走了，我儿子长大了飞走了。我一个人守着这三间房，这棵枣树，这所学校。"
她转过身。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晚上坐在炕上，听着风刮过枣树叶子的声音，想的都是八二年六月那天，你说'我退婚'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秀芝——"
"你那个表情，像被人拿刀捅了一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想退。但你退了。你宁可自己难受，也要退。为啥？因为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你觉得你值得更好的。"
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李建国，你错了。不是我配不上你。是你配不上我。"
我坐在石墩上，仰头看着她。
阳光从枣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
"你说得对。"我说。
"那你还来干啥？"
"来赎罪。"
"赎什么罪？"
"赎我年轻时候的罪。"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叹了口气。
"你六十二了，我六十了。你赎不赎的，还有几年？"
"有几年算几年。"
她转身往堂屋走。
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明天来吃饺子。"
"啥馅的？"
"韭菜鸡蛋。"
二十五
二〇二二年，我六十六。
疫情来了又走了。世界变了好多，但我俩没变。还是一个月见个两三次，还是坐在枣树底下说话，还是她给我倒白开水，碗还是粗瓷的，水面上飘着两片茶叶。
她的头发全白了，剪得更短了，贴着头皮。脸上皱纹深得像核桃皮。但眼睛还是亮的。
我的腿脚不行了，走路要拄拐。耳朵也背了，她说话我有时候听不清，让她再说一遍。她就不耐烦，说你这老东西耳朵咋这么背。
我说你声音太小。
她说我声音还小？我喊的嗓子都哑了。
我们就这么拌嘴。
她孙子上了初中，周末有时候来。小家伙长高了，不像小时候那么虎头虎脑了，变得斯文了，像他爸。见了我还喊"建国爷爷"，但声音变粗了。
秀芝的退休金涨了，日子过得宽裕。她把堂屋翻修了，换了铝合金窗户，装了空调。但枣树没动，石桌石墩没动，那张她爹的遗像没动。
她说不动。
我说不动好。
那年六月，麦子又黄了。
我让闺女开车送我去柳河村。闺女问我去看谁，我说去看个老朋友。她没多问，但眼神里有点明白。
到了村口，老槐树还在。树皮更皲裂了，像老人的脸。
我拄着拐，走到她家。铁门开着，枣树底下坐着一个人。
是她。
她坐在石墩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着。阳光从枣树叶子里漏下来，落在她身上。
"来了？"她没抬头。
"来了。"
"腿咋样？"
"还行。"
"坐吧。"
我坐在另一个石墩上。
"麦子黄了。"她说。
"嗯，黄了。"
"今年收成好。"
"嗯。"
沉默了一会儿。
"你今年八十二岁了。"她说。
"我六十六。"
"我说的是麦子。八二年那年的麦子，今年正好四十年了。"
我愣了一下。
四十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去退婚。她低头割麦子，说"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四十年了。
"建国。"
"嗯。"
"你后悔吗？"
我看着她。阳光里，她的白发像枣树上的花，细细碎碎的。
"后悔。"我说，"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退婚。"
"那是啥？"
"是退了之后，没早点回来。"
她没说话。
"我应该八九年就回来。那时候你男人刚走，你一个人带孩子，最难的时候。我应该回来。"
"回来干啥？你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但我至少可以——"
"可以啥？当个好人？"
她看着我。
"李建国，你听好了。我这辈子，没指望你当好人。我等了你两年，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恨了你三十年，也不是因为你不是好人。你就是你。你年轻时候混蛋，老了还是混蛋。但你是我的混蛋。"
她把蒲扇放下。
"你别后悔了。后悔没用。日子过到头了，回头看，哪一步都是对的，哪一步也都是错的。你退婚，对。你回来，也对。你退了不回来，也对。你退了又回来，也对。都是命。"
她站起来。
"吃西瓜吧。"
她去灶房拿了一个西瓜。沙瓤的，红得发黑。
切开，放在盘子里，端过来。
我拿起一块，咬了一口。
甜的。
眼泪掉在西瓜上。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我说。
她坐在对面，也拿起一块西瓜。
"不走了。"她说。
"不走了。"
"说好了？"
"说好了。"
枣树上的叶子哗哗响。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熟透了的麦香味儿。
四十年了。
那年的六月，麦子黄了。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去退婚。
她低头割麦子。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我没接住。
四十年后，我终于接住了。
尾声
二〇二三年，我六十七。
秀芝六十一。
她的枣树今年结了很多枣，密密麻麻的，把枝丫都压弯了。
我拄着拐，坐在枣树底下，看着她站在梯子上打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细白的手腕——不，不白了，是褐色的，有老年斑，但手腕还是细的。
枣子噼里啪啦地掉下来，砸在石桌上，砸在地上，有的弹起来，滚到我脚边。
我弯腰捡起一颗，擦了擦，放进嘴里。
脆的。甜的。
她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身上的枣叶。
"甜不甜？"
"甜。"
"我种的。"
"我知道。"
她坐在石墩上，拿起一颗枣，咬了一口。
"建国。"
"嗯。"
"你当年要是没退婚，咱俩现在在干啥？"
"在县城住着，带孙子。"
"我可不想带孙子。我想在村里待着，种枣树，教孩子们写字。"
"那我也留在村里。"
"你不是嫌农村吗？"
"不嫌了。"
"为啥？"
"因为你在。"
她看了我一眼。
阳光从枣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她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睛还是亮的。
跟当年一样亮。
她把枣核吐在手心里，站起来。
"走吧，回家吃饭。"
"吃啥？"
"擀面条。"
"行。"
我们一前一后往堂屋走。她走在前面，我拄着拐走在后面。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枣树上的叶子哗哗响。
麦田在远处，绿油油的。
还没黄。
但总会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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