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青山不负
一九五七年的南京，秋天来得格外迟。
院子里那棵老梧桐的叶子还绿着，只是边缘卷了一层焦黄，像被火苗舔过。许世友站在二楼窗口，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电报。电报不长，他看了三遍。第一遍是扫，第二遍是逐字读，第三遍他读出了声，声音压在喉咙里，闷闷的，像石头滚过砂石地。
“王诚汉同志调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他把电报折起来，又展开，又折起来。窗外的梧桐叶被风翻了个面，露出灰白的背面，哗啦啦响了一阵。
许世友转过身，对站在门口的秘书说：“给军委打电话。”
秘书没动，像是没听清。
“我说，给军委打电话。”许世友的声音大了一点，但不算吼。他平时说话就这个音量，像打铁时锤子落在砧子上，不花哨，一下是一下。“我找罗长子。就说我许世友要留人。”
秘书犹豫了一下：“司令员，电报已经发了……”
“发了就不能改了？”许世友把电报往桌上一拍，“王诚汉在六十军干了多少年了？从师长到副军长到军长，这个军他带得怎么样，我比你清楚。西藏那边要人，我不拦着。可你问过我没有？你问过王诚汉本人没有？”
秘书不敢再说话，转身去摇电话。
许世友重新坐回椅子上，摸出烟点上。他抽烟有个习惯，第一口总是吸得很深，像是要把什么压下去。烟雾从鼻孔里缓缓逸出来的时候，他眯着眼，目光落在桌角那副象棋上。红方的“帅”歪了，他伸手扶正，指尖在木头棋子儿上停了一停。
王诚汉这会儿在哪儿呢？
大概还在军部。许世友想。那个人，接到命令不会耽搁，但也不会慌慌张张收拾行李。他会先把工作理一遍，把该交代的交代清楚，把没做完的事列成单子。王诚汉就是这个脾气，闷，稳，不吭声。你交给他一个军，他给你带得妥妥帖帖；你把他从军长的位置上挪走，他也不会多说一个字。
许世友最烦的就是这种不吭声的人。也最舍不得。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军委办公厅。许世友没有寒暄，开口就是：“我是许世友。王诚汉调动的事，我想当面跟罗长子说。”
对方说了什么，许世友听着，眉头越拧越紧。末了他“嗯”了一声，把电话撂了。
秘书看他脸色不对，小心地问：“司令员，军委那边……”
“说已经定了，西藏那边催得急，中印边境形势紧，要一个能打的去。”许世友把烟屁股按灭在烟灰缸里，力气大了些，烟灰缸在桌面上蹭出半寸。“能打的。好像就他王诚汉能打似的。”
这话说得不讲道理，秘书心里明白，没敢接。
许世友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他的步子重，地板咚咚响。走到第三趟的时候，他停住了，对秘书说：“备车。我去找他。”
“找王军长？”
“嗯。他还没走呢吧？我跟他聊两句。”
车从军区大院出来，沿中山路往东。许世友坐在后座，没看窗外。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去年冬天的事。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南京下了场不小的雪。王诚汉从军里来军区开会，会开完了，别人都走了，王诚汉没走。许世友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他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个布包，脚上那双棉鞋湿了半截。
“你怎么还没走？”许世友问。
王诚汉把布包递过来，说：“司令员，这是军里农场收的花生，炒了点，你尝尝。”
许世友接过来，布包还带着体温。他当场就拆开吃了一颗，嘎嘣脆。王诚汉站在那儿看着他吃，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是嘴角微微往上提了一提，像是确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之后的那种踏实。
许世友当时想，这个人，跟了他这么多年，送包花生都跟交作战方案似的，站得笔直，话不多说一句。
后来许世友才知道，王诚汉那天在走廊里站了快四十分钟。他开完会就来了，听说许世友还在跟人谈话，就没敲门，一直等着。警卫员让他去值班室坐，他不肯，说“站着就行”。
那包花生，许世友吃了半个月。每回喝酒的时候捏几颗，跟来人说：“王诚汉送的。这个人，打仗是把好手，送花生也实在。”
现在这个人要被调走了。调去西藏。
西藏。许世友没去过西藏，但他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海拔高，氧气薄，走路快两步都喘。王诚汉腿上还有伤，直罗镇那一仗落下的，左腿比右腿细了一圈，走路看不大出来，但跑不了，跳不了。到了高原上，旧伤会不会发作？那边医疗条件怎么样？他心里没底。
车停在六十军军部门口的时候，许世友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下来。他整了整衣领，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皮带扎得紧。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整这些，又不是去检阅。
王诚汉果然在。办公室的门半开着，许世友推门进去，看见他正伏在桌上写字。桌上摊着一张大大的地图，西藏的，上面用红蓝铅笔画了不少圈圈杠杠。旁边摞着几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文件，还有半缸子凉透了的茶。
王诚汉抬头，看见是许世友，站起来了。他的动作不快，但利索，椅子往后一推，脚跟一靠，站得板板正正。
“司令员。”
“坐。”许世友自己先坐下了，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王诚汉也跟着坐下，腰杆挺着。
许世友看了他一会儿，没说话。王诚汉也不问。两个人就这么干坐着，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走针的声儿。
最后还是许世友先开口：“电报收到了？”
“收到了。”
“什么时候走？”
“下礼拜。把手头几件事交代完就走。”
许世友掏出烟，自己叼了一根，又把烟盒朝王诚汉推过去。王诚汉摆摆手，他不抽烟。许世友知道他不抽，每回都推，每回都摆。好像成了个仪式。
“西藏那边，你去过没有？”许世友吐了口烟。
“没有。看过些材料。”
“怕不怕？”
王诚汉想了想，说：“司令员，我是当兵的。”
许世友哼了一声。他就知道王诚汉会这么答。当兵的。当兵的三个字，把什么都说了，也把什么都挡回去了。怕不怕？当兵的不能说怕。愿不愿去？当兵的不能挑地方。高不高兴？当兵的没这一说。
“你那个腿，”许世友用夹烟的手指了指他，“到那边注意点。我听说高原上走路都费劲，你那条腿……”
“没事。”王诚汉说，“能走。”
“能走个屁。”许世友骂了一句，语气却是软的，“你在直罗镇差点把命丢了，当我不知道？动脉打穿了，卫生员拿绷带给你勒住，你咬着根木棍子动的手术。那根木棍后来让医院留下了，说给后来的伤员看，叫‘硬骨头’。你当我不知道？”
王诚汉没接话，只是嘴角动了动，还是那个样子。
许世友把烟吸到底，在鞋底上碾灭了，烟头往桌角的废纸篓里一弹。他身子往前倾了倾，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诚汉，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想让你走。”
王诚汉看着他。
“六十军是你带出来的，从太行山到朝鲜，一路打过来的。你把一个军带成什么样了，我心里有数。你走了，换个新人来，摸情况就得摸半年。这半年，部队训练怎么办？战备怎么办？”许世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我跟军委说了，我要留你。电话打了，话说了。人家告诉我，西藏那边急，要能打的。我说能打的就他一个？人家不接我这茬。”
王诚汉安静地听完，说：“司令员，军委的命令，我服从。”
“我知道你服从。你什么时候不服从过？”许世友的语气里忽然带了点烦躁，像是跟自己较劲，“可服从归服从，话得说清楚。你去西藏，是你的本事被人看上了，是好事。可我这边，少了一根顶梁柱。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一句话不说，我做不到。”
他说完这话，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了，别过头去，看着窗外。窗外那棵梧桐是军部院子里的，比军区那棵还老，树皮裂得深一道浅一道，像老人的手背。
王诚汉沉默了一阵。他给许世友倒了杯水，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司令员，”他说，“我给你讲个事。”
许世友没回头，但耳朵竖着。
“一九三一年，我十四岁，在河口独立团。那时候我娘来看我，我躲着没见。我怕她把我领回去，当不成红军。我远远地看着她站在镇口，等了大半天，最后走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一九四六年我才知道，她早没了，走了十年了。”
王诚汉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像在念一份战报。但许世友听出了底下压着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我要去朝鲜，走之前请了两天假，回了趟家，到我娘坟上跪了一回。我说，娘啊，儿回来迟了。”王诚汉停了一下，“就这一句话。别的话，说不出来。”
许世友慢慢转回头来，看着他。
“司令员，我十三岁离家，跟着队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组织让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是我不想家，是当兵的人，家在心里揣着，脚底下不能停。”王诚汉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西藏那边要人，我去。您留我，我心里记着。可我不能因为您留，就不走。您当年从胶东打到济南，从济南打到朝鲜，哪一回调令下来，您跟军委讨价还价过？”
许世友瞪了他一眼：“你倒教训起我来了。”
“不敢。”王诚汉说，嘴角那点微微的弧度又出来了，“我就是说个实在话。”
许世友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那笑来得突然，像阴了半天的天猛地裂开一道口子，阳光泼下来。
“行。你行。”许世友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力气不小，王诚汉身子晃了晃。“去就去。西藏那边要是待不惯，给我写信。我虽然管不了西藏，但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
王诚汉站起来，立正，敬了个礼。
许世友还了个礼。两个人的手都举得标准，纹丝不动，像两棵扎了根的树。
许世友走到门口，又停住了，没回头，说：“那包花生，还有没有？”
“有。今年新收的，我让人给您送点过去。”
“多送点。”许世友拉开门，秋风灌进来，带着梧桐叶的涩味，“你走了，我喝酒的时候，得有个念想。”
王诚汉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那个背影宽厚，肩微微往下塌，走路时左脚比右脚重一些。他站了很久，然后坐下来，把桌上的地图重新摊平，在西藏那个位置上，用红铅笔又描了一遍。
半个月后，王诚汉动身了。
许世友没去送。他那天有个会，走不开。但会开到一半，他忽然对旁边的人说：“王诚汉今天走。”
旁边的人愣了一下，说：“是，司令员。”
许世友没再说话，低头翻他的文件。翻了两页，又抬起头来，对秘书说：“你跑一趟。到车站看看，他要是还没上车，就跟他说一句——就说我说的，到了拉萨，先找医生看看腿。”
秘书去了。回来报告说，王军长已经上车了，那句话没赶上。
许世友“哦”了一声，把文件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没赶上就没赶上吧。”他说，“他懂。”
王诚汉到西藏后，写来过一封信。信不长，说身体还好，腿也没大碍，就是走路慢些。信的最后一句是：“花生今年又收了，等晒干了给您寄。”
许世友把那封信看了两遍，折好，夹进抽屉里那本象棋谱里。他没回信。他知道王诚汉不需要他回信。
第二年开春，许世友收到一个包裹，从西藏寄来的。打开，是一包花生，粒儿比往年小了些，但颗颗饱满。包裹里没有信，只在布包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字迹端正，一笔一划：
“司令员，高原上种的。尝尝。”
许世友捏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嚼。花生有点硬，不如南京的脆，但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像是晒了很多太阳，又吹了很多风。
他倒了杯酒，就着花生，喝了很久。
喝到微醺的时候，他对秘书说：“给王诚汉回个电报。就四个字——”
秘书拿出本子等着。
“花生好吃。”
秘书写了，抬头看他，等他往下说。
许世友摆摆手：“没了。就这四个字。”
秘书走了以后，许世友一个人坐在屋里，窗外梧桐又绿了。他忽然想起王诚汉站在走廊里等他那天的样子，棉鞋湿了半截，布包攥在手里，脸上的表情跟今天寄来的这包花生一样，不怎么说话，但什么都说了。
他把最后几颗花生倒在掌心里，一颗一颗地吃。吃完了，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对着空了的布包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好好的。”
后来王诚汉在西藏待了几年，又调到成都军区，从副司令员干到司令员。许世友在广州的时候，两个人见过一面。王诚汉的腿确实更明显了些，走路时左肩比右肩低，但精神头还在，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嘴角微微一提。
许世友问他：“西藏那几年，苦不苦？”
王诚汉说：“苦是苦。但花生种出来了。”
两个人都笑了。
很多年以后，许世友已经不在了。王诚汉在北京西山脚下的院子里，偶尔还会种点花生。有一回孙子问他，爷爷，你种这么多花生干什么，超市里买就是了。
王诚汉蹲在地头，把一粒花生种按进土里，拍了拍手上的泥，说：“你不懂。这花生，是给人留个念想。”
孙子不懂。但王诚汉觉得，有个人懂，就够了。
青山不负（第二章）
王诚汉到拉萨那天，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
飞机在当雄机场落地的时候，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三点刚过。可天光看着不对，太阳偏西得厉害，光线又白又薄，像是被什么东西滤过一遍，照在身上没有多少热气。他从舱门出来，脚一踩上地面，胸口先是一紧，紧得像有人从里面攥了一把，接着脑袋里嗡了一声，太阳穴突突跳。
他站着没动，缓了有半分钟。
来接他的是西藏军区的作战处长，姓陈，三十来岁，脸晒得黑红，嘴唇上有裂口，说话前先笑了一下，露出白牙：“王副司令，路上还顺当吧？”
“顺当。”王诚汉跟他握了手，握完了才发现自己的手有点凉，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
陈处长看他站得稳，脸色也还正常，就没多问，把他往车上引：“先回军区，司令员等着呢。”
车是台旧吉普，在路上颠了两个多钟头。路说不上是路，一段土一段石头，车轮碾过去，扬起的灰能从车后窗灌进来。王诚汉没关窗，就那么坐着，看外面的地。
西藏的地跟他想的不一样。他看过地图，知道这一片海拔高、山多。可真看见了，还是不一样。山都是光秃秃的，褐的、灰的、赭的，一层一层往上摞，摞到天边，山顶上顶着雪，雪线以下什么都长不出来。河谷里倒是有树，不多，稀稀拉拉几棵，枝干拧着劲儿往天上长，叶子小得像指甲盖。
车过雅鲁藏布江的时候，陈处长指着窗外说：“王副司令，那就是雅鲁藏布。”
王诚汉探头看了一眼。江水蓝得发黑，流得不急不慢，水面上一道一道的纹路，像是被风梳过。对岸的坡地上，远远有几个黑点在动，不知道是人还是牲口。
“这水，能喝吗？”王诚汉问。
陈处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能喝，凉。就是煮开了泡茶，八十度就开，沤不出茶味。”
王诚汉点点头，把这个记下了。
到军区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西藏天黑得晚，可一黑就黑透，没什么过渡。军区大院在拉萨西郊，一排平房，墙是石头垒的，屋顶压着土，看着笨重，但结实。院墙外头就是荒滩，风一起，沙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响。
司令员姓谭，是个老红军，比王诚汉大七八岁，早年也在四方面军待过，只是不在一个师，没见过面。这回一见，谭司令员迎出来，握住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说：“王诚汉同志，欢迎你来。你那个腿，我听说过，路上没犯吧？”
“没犯。”王诚汉说。
“那就好。这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风。”谭司令员哈哈一笑，把他让进屋里。
屋里生着炉子，牛粪火，烧得挺旺，就是味道冲，一股子说不上来的膻气。王诚汉没皱眉，坐下就谈工作。谭司令员也干脆，摊开地图，一条线一条线地给他讲：这里是中印边境东段，这里是西段，那边印军的据点怎么分布，咱们的哨所在什么位置，哪些地方能通人，哪些地方季节性封山。
王诚汉一边听一边拿铅笔画。他画得慢，但画得准，每一条山脊、每一条河谷都问得仔细：“这里能走一个连吗？”“冬天雪封到什么程度？”“从这儿到那儿，骡子走几天？”
谭司令员一一答了，末了说：“王副司令，我听说你在六十军带兵，抓训练有一套。这边条件比不得内地，可兵还是要练。你先摸摸情况，不急。”
“不急。”王诚汉应着，心里已经排开了。他有个毛病，到了一个新地方，先要把地形摸透，哪条路能进、哪条路能退，哪里能守、哪里能藏。这毛病是打仗打出来的，改不了。
那一夜他没睡好。
不是床的问题。床是木板搭的，铺了层羊毛毡，比行军时睡过的石头地强多了。也不是冷，屋里炉子烧着，军大衣压在被子上，暖和。就是喘不上气。躺下以后，胸口那个紧劲儿又回来了，吸一口气，觉得只吸进去半口，剩下半口堵在喉咙口。他翻了个身，侧着躺，好了一点。再翻回去，又堵。
他索性坐起来，披上大衣，摸到窗边。窗户上结了霜花，他用指甲刮开一小块，往外看。月亮很大，照得荒滩上一片灰白，远处的山像几头趴着的巨兽，脊背上驮着雪。风还在刮，一阵一阵的，刮到窗户上，霜花就簌簌往下掉渣。
他想起了许世友。
走之前那天，许世友拍他肩膀那一巴掌，力气真不小。他也知道许世友为什么要打那一巴掌。许世友这个人，心里有事嘴上说不出来，就动手，拍一下、擂一拳，那就算是把话说尽了。王诚汉当时站得直，没晃。其实他晃了一下，是忍住了。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卫生所的医生。
医生姓吴，山东人，说话带着胶东口音，一见他进来就站起来了：“王副司令，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这边有没有什么药，能让人晚上睡得踏实点。”王诚汉在椅子上坐下，把腿伸了伸。
吴医生给他听了心肺，又看了看他的腿。左腿小腿肚子上有一道疤，斜着，有寸把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深，是当年直罗镇留下的。吴医生按了按，问：“疼不疼？”
“不疼。阴天有点酸。”
“高原上气压低，旧伤有点反应是正常的。您别逞强，走慢点，爬坡的时候别一口气往上冲。”吴医生收回手，又说，“睡觉的事，我先不给您开药。您刚来，身体还没适应，过个三五天看看。要是还睡不着，再说。”
王诚汉点头，起身要走，吴医生又叫住他：“王副司令，您那个腿，平时走路注意着点。这边看着路平，其实一脚踩空就是沟。”
“知道了。”王诚汉说，“你们许司令员，托人给我带过话，也让我先找医生看看腿。你们倒是一个口气。”
吴医生一听“许司令员”三个字，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您是南京来的？许世友那个许司令员？”
“嗯。”
吴医生搓了搓手，好像有点激动：“我在胶东当过卫生员，见过许司令员一回，远看着。他那时候骂人，骂得可凶，但打完仗给伤号打洗脚水，全是他自己提壶倒。”
王诚汉没说话，嘴角动了动。心里想，这个许世友，走到哪儿都有人记着他的好。
到拉萨的头半个月，王诚汉没怎么开会，天天往外跑。
他让陈处长给他配了个通司，就是翻译，又带了两个警卫员，一个班战士，沿着几条主要的路走了一遍。最远的一趟，走了七天。白天赶路，晚上宿在兵站或者老乡的帐篷里。带的干粮是糌粑和压缩饼干，糌粑他吃不惯，一嘴下去满口是粉，得就着酥油茶往下咽。头两天他咽得直皱眉，第三天就习惯了。再往后，他发现自己还真有点喜欢那个味儿，说不上香，但扛饿，而且吃完了身上热乎。
第七天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哨所。哨所在半山腰上，海拔四千八，一共十一个人，排长姓李，陕西人，脸黑得跟炭似的，一笑就剩两排白牙。
李排长一见来了大首长，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把哨所里最好的东西都端出来了：一缸子酥油茶，半包水果糖，还有几个干硬的馒头，在炉子上烤了烤。
王诚汉接过来就吃，吃得挺香。他一边吃一边问：这边冬天雪多厚？风最大几级？柴火够不够？水从哪儿取？战士们的棉衣够不够厚？脚上有没有冻伤？
李排长一一答了。说到最后，李排长犹豫了一下，说：“首长，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我们这儿有个战士，叫小周，四川人，今年十九。来了快一年了，一直不太对劲。不怎么说话，夜里睡不着，有时候半夜坐起来，盯着墙看。我问他，他说没什么。可我看着，他瘦得厉害，脸也发白。前一阵子，他给家里写信，写了一宿，第二天眼睛都是肿的。我怕他……”
李排长没往下说。
王诚汉把缸子放下，说：“带我去看看。”
小周在哨所后面的伙房里劈柴。他人确实瘦，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抡斧头的时候胳膊上没什么劲，劈一下，木头只裂开一道缝。看见排长领着人过来，他放下斧头，站直了，有点慌。
王诚汉走过去，没问话，先弯腰把地上的斧头捡起来，掂了掂，说：“这斧头钝了。磨过没有？”
小周愣了一下：“报告首长，磨过。石头不好，磨不快。”
“石头磨不快，就用砂轮。没有砂轮，就用两块石头对着磨。我在你这时候，一把大刀能用三年，就是靠磨。”王诚汉把斧头递给他，“劈柴不是使蛮劲。你看，斧刃斜着进，顺着木头的纹路走，一下是一下。”
他说着，抬手做了个示范。他没真劈，就是比划了一下。小周看着他的手，眼神动了一下。
王诚汉直起腰，说：“你叫小周？四川哪儿的？”
“报告首长，达县的。”
“达县。”王诚汉点点头，“我去过。那地方出橘子。”
小周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亮：“首长去过我们那儿？”
“打过仗的时候路过。你们那儿的人，能吃苦。”王诚汉在柴垛上坐下来，也不嫌脏，“家里还有什么人？”
小周低下头，半天才说：“娘，还有一个妹妹。爹没了，早没了。”
“娘身体好不好？”
小周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手里攥着斧头柄，攥得指节发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上回信里说，娘咳嗽，咳了有半年了。我想……”
他没说想什么。
王诚汉也没追问。他坐在那儿，看着远处。从这个高度看出去，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天和地在一条线上碰头，什么遮挡都没有。风从山口里灌过来，把人的衣角吹得啪啪响。
“我十四岁离家，”王诚汉忽然开口，“走的时候我娘站在镇口，我没回头。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
小周抬起头来看他。
“当兵的人，家里的事，顾不上，这是实话。”王诚汉的声音很平，“可顾不上，不等于不惦记。你惦记你娘，这没错。但你要是把自己熬垮了，你娘那边指望谁？”
小周的眼圈红了。
“我跟你们排长说一声，给你几天假，下山去，到拉萨给家里发个电报。问问你娘的情况。能寄钱就寄点钱回去。”王诚汉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剩下的，你好好当兵。你把兵当好，就是给你娘争气。你娘要知道你在部队上立了功，比吃什么药都强。”
小周用力点头，点得下巴都快磕到胸口了。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憋出一句：“谢谢首长。”
王诚汉摆摆手，转身走了。
下山路上，陈处长跟他并排走，走了半天，忍不住说：“王副司令，您刚才那番话，比我做十回思想工作都管用。”
“管什么用。”王诚汉说，“他就是想家了。想家不是毛病，憋着不说才是毛病。你以后多留神，哪个兵不对劲，就找他说话。说话的时候别端着架子，你端着架子，他就不敢说真话。”
陈处长把这话记下了。
回到军区，当天晚上，王诚汉给许世友写了封信。
信写得不长。他本想说几句西藏的情况，写了两行，觉得说不清楚，划了。又想说腿没事，想了想，觉得这话说出来许世友也不信，也划了。最后他写了这么几行：
“司令员：我到拉萨了。地广人稀，风大，氧气薄。兵不错，能吃苦。我走了几个哨所，情况摸得差不多了。腿没大碍，走路慢些，不耽误事。这边的战士有个想家的毛病，我琢磨着得想个办法。您带兵多年，有没有什么法子，能让人不想家又想家？”
最后这句他自己看着都觉得别扭，想改，又觉得改了就没了意思。他把笔搁下，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添了个落款，封上了。
他知道许世友看了这信，多半要骂他一句“婆婆妈妈”。可他还是这么写了。有些话，跟别人说不着，跟许世友说得着。
信发出去半个月，回信来了。信封上的字是许世友的秘书写的，里头就一张纸，纸上就一行字，字大，墨浓，一看就是许世友自己写的：
“让他们给家里写信。一个月一封，你检查。”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想起来才添的：
“花生晒好了，过几天寄。”
王诚汉把这张纸看了两遍，折起来，揣进上衣口袋里。
第二天，他把陈处长叫来，说：“从下个月起，各连队统计一下，每个战士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不会写的，找人代写。写完了，连里统一收，统一寄。”
陈处长问：“首长，这是上面的要求？”
“不是。”王诚汉说，“是我琢磨出来的土办法。你试试看，管用不管用。”
一个月以后，好几个连队反映，战士们写完了信，晚上睡觉踏实多了。有个指导员说，他们连有个兵，以前总说自己不想家，写了三封信以后，主动找他谈心，说想娘了，说着说着还哭了。哭完了，第二天该干嘛干嘛，人反倒精神了。
王诚汉听完，没说什么。他回到屋里，坐到桌前，摊开信纸，给许世友写了一行字：
“法子管用。谢谢。”
想了想，又在底下添了一句：
“花生收到了。这回的比上回的脆。”
窗外，拉萨的冬天已经来了。风刮得比先前更凶，沙子打在玻璃上啪啪响。王诚汉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叫警卫员拿去寄了，然后重新坐回桌前，把那张西藏地图摊开来，接着画他的线。
灯是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一动也不动。
青山不负（第三章）
一九五八年春，拉萨的雪化了又下，下了又化。
三月底，军区开了一次作战会议，议题是边境东段的防务。印军那边动作频频，几个据点往前推了一截，有的越过了传统习惯线。会上气氛不轻松，谭司令员把地图往墙上一挂，手里的教鞭点了几个位置，说：“这几个点，得有人上去。不是派人去蹲一下，是要常驻。冬天也得在。”
在座的人都明白这话的分量。海拔四千五往上，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几度，风能把帐篷撕烂，氧气只有内地的一半。常驻，就是拿命在那儿守。
王诚汉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看了半天。他指着一个位置问：“这里，现在有人吗？”
“没有。路太远，补给线拉不进去。”
“路可以修。”王诚汉说，“骡马能走的路就行。先修路，再设点。”
谭司令员看了他一眼：“王副司令，你要亲自去？”
“我去看看。”
散会以后，好几个参谋劝他：那一片地形复杂，路不通，去了少说半个月。您这身体，刚适应没多久。王诚汉把这些话听完，就说了一句：“我不去看，凭什么让人家去？”
四月初，他带了一个勘察组出发了。一共九个人，两个参谋，一个通司，五个战士，外加十几匹骡子驮给养。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吴医生跑来，塞给他一小包药，说：“这是止疼片，腿疼的时候吃一片。这是红景天，泡水喝。还有，您记住了，走路不喘的时候就慢点走，喘了就停下来，别硬撑。”
王诚汉把药揣好，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勘察队沿河谷往东南走。头两天路还行，能走骡子，也能见到零星的村子和青稞地。第三天开始，路就没了。没有路，只有山坡、碎石、灌木丛。骡子走不了的地方，人就卸下东西，一件一件往上背。王诚汉也背，背的是自己的铺盖和干粮袋，参谋要替他背，他不让。
“我自己背得动。”
第四天，他们翻一个垭口。垭口不算高，可坡陡，碎石多，一脚踩上去直往下滑。王诚汉走在队伍中间，走到半坡的时候，左腿忽然一软，膝盖磕在石头上，人往前扑，幸亏前面的战士回身一把把他拽住了。
“首长！”那战士吓得脸都白了。
王诚汉撑着战士的胳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没事。脚底打滑。”
他嘴上说没事，可再往上走的时候，那条左腿明显使不上劲了，得靠手里的木棍撑一下。参谋看在眼里，急得不行，可谁也不敢再劝。跟王诚汉出来这几天，他们已经摸清了这个首长的脾气：劝一回，他答一声“知道了”；劝两回，他就不吭声了；劝第三回，他看你的眼神能让你把话咽回去。
上了垭口，风大得站不住人。王诚汉找了块背风的石头坐下来，把裤腿卷起来看膝盖。膝盖青了一大块，没破皮，但按上去疼。他从口袋里摸出吴医生给的止疼片，掰了半片吃了，剩下的半片又揣回去。
参谋凑过来：“首长，要不咱们往回走？”
“往回走干什么？”王诚汉把裤腿放下来，“前面还有三个点没看。这才到哪儿。”
他不光是看地形。一路上凡是碰到放牧的、走商道的，他都让人家停下来聊几句。问到的事琐碎得很：这条沟什么时候涨水？那个山口冬天封不封？哪片草场冬天下雪薄？他问得仔细，通司翻得口干舌燥，他自己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一条一条记下来。
有天傍晚宿营，大家围着火堆烤火，一个老牧民被请过来喝茶。老人六十多了，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说一口藏语，通司在旁边翻。老人说，往东走两天，有个地方叫措那，那儿的山梁上，早年立过界桩。界桩是木头的，风吹日晒这么多年，怕是朽了。
王诚汉听到这里，坐直了：“界桩的位置，您记得吗？”
老人比划了半天，说记得，年轻时候放羊常路过。
王诚汉当即决定改道。参谋小声说：“首长，措那不在原定路线上，绕过去得多走三四天，给养怕不够。”
“给养省着吃。界桩是大事。”王诚汉说，“咱们的人上去了，连个桩子都找不着，那叫什么守边？”
又走了两天半，找到了那地方。果然有根木桩，半截埋土里，半截露在外头，烂得只剩下手指头粗一根芯子，上头刻的字早就模糊了。王诚汉蹲下来，用手把桩子周围的土扒开，把木桩拔出来，用袖子擦干净。他找出一块干净布把木桩包起来，交给参谋：“带回去。这是证据。”
参谋接过去，包得严严实实。
从措那往回走的路上，队伍碰上了大雪。四月的雪，在内地叫“桃花雪”，到了这儿就是白毛风，雪粒横着抽，看不清三步以外的东西。他们在半山腰一个石窝子里窝了一夜，第二天雪停了才继续走。
王诚汉回到拉萨，已经是五月初了。前后走了三十一天。
他走进军区大院的时候，陈处长在门口接着，愣是没敢认。王诚汉瘦了一圈，脸黑得跟当地人差不了多少，嘴唇上两道口子，脖子上晒脱了一层皮。走路的时候左腿拖着，明显一瘸一拐。
“王副司令，您这可……”
“洗个澡，睡一觉，就好。”王诚汉摆摆手，径直往自己屋里走。
睡了一觉起来，他把勘察的结果写成了报告。报告不长，但每条都是实地看过的：哪几个点必须设哨，哪几条路需要修，每个点需要多少人、多少给养、多少骡马，冬天封山的时候怎么保障，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单写了一页纸，讲那个界桩的事，建议把旧木桩换成水泥的，刻上字，每个界桩的位置都要登记在册，定期巡查。
这份报告送到军区，又往上送了。谭司令员看完以后在报告上批了一句：“王副司令实地勘察，所言极是。照此办理。”
事儿定下来了，可王诚汉的腿，却真出了毛病。
五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发现左腿肚子肿了，按一下一个坑，半天不回弹。走起路来整条腿是木的，使不上劲。吴医生赶来一看，脸色就变了，说这不是扭伤，是高原上 circulatory 的毛病加上旧伤发作，得静养，不能再跑了。
王诚汉皱着眉：“静养几天？”
“少说半个月。”
“半个月？”王诚汉把裤腿放下来，“我这边的事……”
“您这边的事，离了您三天塌不了。”吴医生的山东脾气也上来了，说话硬邦邦的，“您要是再跑，这条腿出了问题，那可不是半个月的事。王副司令，您这个腿上的伤，当年是真要命。这回不是闹着玩的。”
王诚汉不吭声了。
他被按在屋里躺着，可人躺不住。第二天就让警卫员把地图和文件搬到床边，靠着枕头看。第三天听说有个连队的冬季保障方案还没定，又把连长叫到床边来谈。吴医生进来撞见一回，气得直跺脚，说要给谭司令员打报告。王诚汉这才消停了些，说：“行，我不叫人了。但文件得看。”
就这么躺了十天，腿肿消了些，他能够下地走路了，但走不快，得扶着墙。他心里急，嘴上不说。有一回傍晚，他扶着墙慢慢挪到院门口，坐在门槛上看西边的山。那山在夕阳底下变成一片金红，山顶的雪被照得发亮，像是烧起来了一样。他坐在那儿，看了很久。
警卫员在旁边站着，听他说了一句：“这地方，好看。”
可他知道，好看的背后是什么。他知道李排长在那个半山腰的哨所里守着，知道措那山梁上很快就要立起新的水泥桩，知道小周这个月又写了家信。
六月初，信来了。
是许世友的秘书寄的，信封厚厚的。拆开一看，里头有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照片是许世友站在南京军区大院那棵梧桐树下拍的，手里举着一包东西，远看像是个布包，包得鼓鼓囊囊。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花生又收了。你腿怎么样？”
信里写的倒不多。许世友问了几句边境上的事，又说自己在南京有些工作上的烦心事，没细讲。末尾他添了一句：“你那个让战士写信的法子，我跟几个军提了，都说好。老许脸上有光。等你回来，喝一杯。”
王诚汉把照片捏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照片上的许世友站得直，两只脚扎在马靴里，脸比去年好像胖了些，就是眉头总拧着，像是刚骂完人。
他把照片立在床头，然后拿起笔，回信。
这一回信写得痛快：
“司令员：腿有点小毛病，医生按着养了半个月，现在能走了，不耽误事。东段勘察完了，几个点定了，路开始修了。战士写信的事，各连反映都不错，有人哭着写完信，第二天训练更有劲了。花生留着，我回去了再吃。”
写完了，他看着最后一句，觉得不够，又添了一行：
“您那张照片，我摆在床头了。天天看着，省得您骂我不长进。”
信寄出去了。他不知道许世友看了会怎么想，大概又要骂一句“这小子”，然后把信往抽屉里一塞，转过身去脸上带笑。
王诚汉靠在床头，看着窗外。拉萨的六月，风还是大，但白天太阳晒着暖和。他摸了摸自己的左腿，肿消下去了，只剩脚脖子还有点粗。他试着活动了两下，觉得能行。
第二天早上，吴医生来查房，检查完了，说：“还行，再养几天。别急着跑。”
王诚汉点点头。等吴医生走了，他把警卫员叫来，说：“去把陈处长请来。我有事跟他商量。”
警卫员出去了。王诚汉坐在床上，把那张西藏地图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摊在被面上，手指顺着新标的几条线慢慢划过去。窗外传来说话声、马蹄声、远处修路的炮声，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他忽然想，等路修通了，得请许世友来看看。让老头子亲眼看看这地方，看看那些守在点上的人。
当然，得先把腿养好。
青山不负（第四章）
一九五九年秋，王诚汉在拉萨接到了调令。
调他去成都军区，还是副司令员。命令写得简短，理由两个字：需要。
他接到命令那天，正蹲在军区后面的菜地里拔萝卜。这片菜地是春天他让警卫班开的，开在院子最里头，背风向阳。头一茬种的白菜，冻死了一半；第二茬他换了萝卜，居然长得不错，个头不大，但瓷实，缨子绿油油的。他拔了一棵，在手里掂了掂，心想这地方种东西，只要根扎下去了，土再薄也能结果。
陈处长跑过来，把电报递给他。王诚汉看完，放在膝盖上，把萝卜上的泥掰了掰，掰得挺仔细。
“什么时候走？”他问。
“电报上没写。得等接任的人来。”
“那就等着。”王诚汉把萝卜揣进兜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这萝卜晚上炖了，叫炊事班切点腊肉搁里头。”
陈处长看他这样，想说什么，又没说。这几年跟下来，他摸透了：这位首长的情绪，不在脸上，都在手上的活儿里。心里事越大，手里的活越细。
晚上吃了萝卜炖腊肉，王诚汉才把消息在饭桌上说了。在座的几个参谋都停了筷子。有个年轻参谋嘴快：“副司令，您这一走，咱们这边的活儿……”
“活儿是部队的活儿，不是我王诚汉的活儿。”王诚汉夹了一筷子萝卜，“我走了，该修的继续修，该守的继续守。谁要是因为我走了就松劲，那说明我之前没把你们带好。”
话说得不重，可桌上没人再吭声。萝卜炖得烂，腊肉咸香，一屋子热气。
临走前，他做了三件事。
头一件，是把各点的防务又过了一遍。这回他没出去跑，腿不行了，跑不动。他让陈处长把各点的情况收上来，一条一条看，哪个点缺什么、哪个点人手不够，列成单子，交给接任的人。接任的是个从内地调来的老同志，姓方，身体好，能跑。王诚汉把单子递过去的时候说：“这几个点，冬天是坎儿。你盯着，别断了给养。”
方副司令接过单子，看了看，说：“老王，你这单子列得，比我见过的作战预案都细。”
“吃亏吃出来的。”王诚汉说。
第二件，是去了趟措那。新界桩已经立起来了，水泥浇筑的，上头刻着字，用红漆描过，立在原来的位置旁边。老木桩他让人带回来了，搁在军区档案室里，标签写得明明白白：旧界桩，一九五八年春勘察发现。他去看了新桩，在桩子旁边站了一会儿，又蹲下来把桩子根部的土培了培。风刮过来，带着雪线的凉气，吹得衣角猎猎响。他站起来，朝东边望了望。东边是山，山那边是内地。
第三件事，是写了一封信。写给谁，他不说，信封上也不写地址，只写了“北京”两个字。信不长，他自己封的口，交给机要室发了。发信的人问他急不急，他说不急，慢慢走。
一九五九年十月，王诚汉到了成都。
成都军区大院在城北，院子里树多，梧桐、银杏、香樟，一到秋天满地落叶，扫都扫不过来。王诚汉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窗户朝南，能看见院子里的银杏树。他第一天进去，把地图挂上，把桌上的东西摆好，然后坐在椅子上，试了试，觉得还行，就是少了点什么。
少了那个布包。南京那包花生，他走的时候没吃完，剩了半包，带到了拉萨，在拉萨吃完了。拉萨的花生是自己种的，收了也没多少，一部分寄给了许世友，剩下的吃了。现在到了成都，桌角空空荡荡的，不太习惯。
到成都半个月后，他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他认得，是许世友的秘书写的。拆开来，里头是许世友的亲笔，字大，一页纸只写了几行：
“诚汉同志：听说你到成都了。成都的天气好，不刮风，你那腿少受点罪。我在南京好，就是事情多，有些事干着来气。你要是得空，来南京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王诚汉把信看了，又看了看那几行字的笔画。他打仗出身，别的不懂，可从字上看人的心思，他懂。许世友这个字，写得比以往都沉，下笔重，收笔快，像是有话憋着，说了一半就收住了。“有些事干着来气”，这五个字底下有东西。
他回了一封信，说等这边安顿下来就去。信发走了，可“安顿下来”这个词，他一直没找准时候。成都军区的工作不轻，他分管训练和边防，事情一件接一件。转眼就过了一年。
这一年里，他跟许世友通了五六封信。许世友的信都不长，说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偶尔提一句身体。只有一回，信里多写了几句，说南京那边有几个干部，工作上的事有分歧，争得厉害，“我不怕争，就怕当面不说，背地里搞”。王诚汉看完，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知道许世友的性子，直来直去，遇上拐弯抹角的，最受不住。
他回信劝了一句：“当面说比背后说好。您把话摆到桌面上，谁对谁错，大家看得见。”这句话他写得很小心，斟酌了半天。
一九六一年开春，王诚汉去南京开会。会期三天，他把第三天下午的日程推了，去了军区大院。
许世友在办公室里等着。王诚汉推门进去，看见他坐在桌子后头，桌上摊着文件，烟灰缸里戳着好几个烟头。许世友抬头，打量了他两眼，说：“胖了点。成都的米养人。”
“是安逸。”王诚汉坐下，“您倒是瘦了。”
许世友哼了一声，没接这个茬。他把手头的文件往旁边一推，直截了当：“去年那些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一点。您信里说过。”
“说了一半。”许世友摸出烟点上，吸了一口，才慢慢把事讲了一遍。原来军区里有几个干部，对他的一些做法有意见，不当面提，却往上面写信反映。信里的说法有些出入，军委派人来查了一回。查清了，没什么问题，可这个过程让许世友憋了一肚子火。
“我许世友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要是做错了，你当面骂我，我认。背地里写黑信，算怎么回事？”许世友的声音往上提了提，但没吼，压着。
王诚汉听完，没急着接话。他给许世友倒了杯水，放在他手边。
“司令员，”他说，“我给您讲个我自己的事。”
许世友看着他。
“在西藏的时候，我提了个办法，让战士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有个连的指导员当面不说，背地里跟人说，这法子是瞎耽误工夫，还嫌我管得宽。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第一反应也是火。后来我想了想，他为什么不当面说？因为他觉得说了没用，说了还要得罪人。”
许世友没吭声。
“我把他叫来，没批评他，就问他，你觉得这法子哪儿不好？他说了三条。我听完，有两条是对的，我就改了。剩一条是误会，我跟他解释清楚了。打那以后，这个指导员成了最积极推行这法子的人。”王诚汉顿了顿，“司令员，写信的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坏心。有些是心里有话，没找着地方说。您把门开着，他们自然就进来了。”
许世友把烟按灭了，半天没说话。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王诚汉：“你这是在教我。”
“不敢。”王诚汉说，“我就是把我在西藏碰上的事跟您说说。西藏那地方，风大，人少，有话说不出，憋得慌。憋久了，人就容易走岔路。”
许世友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有点无奈：“行啊王诚汉，去了趟西藏，学会绕弯子了。”
“不是绕弯子。”王诚汉也笑了，“是那边的路太直了，反倒得学着拐一拐。”
两个人坐着，喝了一壶茶，又聊了别的事。聊着聊着，许世友的情绪缓过来了，说到高兴处还拍了两下桌子。临走的时候，许世友从柜子里翻出个布包，扔给王诚汉：“拿着。去年的花生，一直给你留着，差点放坏了。”
王诚汉接过来，捏了捏，说：“都软了。”
“软了也是花生。”许世友说，“你回去炒一炒，还能吃。”
王诚汉带着那包软花生回了成都。回到家，他把花生倒在簸箕里晾了晾，挑出好的，让炊事班炒了一盘。剩下的软了壳的，他把仁剥出来，搁在碗里，就着酒吃。吃起来不脆，但是香。
吃完了，他坐在灯下，把许世友那几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他想，老许这个人，一辈子硬，遇上事了不容易低头。可硬归硬，心里那点软处，得有人给递个话。
他又想起西藏。想起那个哨所，想起小周，想起李排长，想起措那山梁上的水泥桩子。那地方风大，人少，可该办的事一件一件都办了。他想，人和地方其实是一个道理：你敬它一分，它就还你一分。你拿它当回事，它就不会让你空着手走。
他提笔给许世友写了一封信，就一句话：
“花生吃了。软的也甜。”
写完了，他把信装好，放在桌上。明天一早寄出去。
青山不负（第五章）
一九六二年深秋，成都的银杏黄透了。
王诚汉是在一个下午接到电话的。电话是军区值班室转来的，说南京那边来了长途，许司令员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具体什么病，电话里没细说，只说“情况不太好，首长想见见老同志”。
王诚汉把电话听完，握着话筒站了几秒钟，然后说：“我知道了。给我订最快的票。”
放下电话，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他正在看的训练计划，红蓝铅笔搁在旁边。他把文件合上，把笔插回笔筒，起身去里屋拿大衣。警卫员跟上来问要不要带什么东西，他说：“带件换洗衣服就行。对了，把柜子里那个铁盒子带上。”
铁盒子不大，是装茶叶用的，里头装着几封信，几颗花生，还有一张照片——许世友站在梧桐树下，手里举着布包的那张。
飞机到南京是第二天中午。
王诚汉直接去了医院。病房在二楼尽头，门口站着两个警卫员。王诚汉报了名字，警卫员进去通报，很快就出来了，领他进去。
病房里很安静。许世友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瘦了不少，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头发也白了许多。看见王诚汉进来，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抬起一只手，动了动。
“来了。”声音不高，但还算稳。
王诚汉走到床边，把铁盒子放在床头柜上，拉过椅子坐下：“什么时候住的？”
“上礼拜。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浑身没劲，医生让躺着。”许世友说着要坐起来，王诚汉伸手按了按被角，他又躺回去了。
“医生怎么说的？”
“肝上有毛病。老毛病了，不碍事。”许世友摆摆手，像是不愿意多谈自己的身体，转口就问，“成都那边的事，放得下？”
“放得下。又不是离了我就转不了。”
“那就好。”许世友点点头，眼睛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才说，“叫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王诚汉没打断，等着。
“我这身体，自己知道。往后有些事，怕是顾不上那么多了。”许世友的语气很平，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我这一辈子，带兵打仗，脾气不好，得罪过不少人，也亏待过一些人。有些话该说的没来得及说，有些事该办的没办利索。”
王诚汉听着，心里沉了一下。他跟许世友这么多年，从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许世友这个人，一辈子硬气，从不认软，如今说这些，是真觉得来日无多了。
“司令员，”王诚汉说，“您先把病养好。别的都是后话。”
“后话也是话。”许世友转过头来看他，“有些话，趁我还能说，得说给你听。”
王诚汉就不劝了。他知道许世友的脾气，他要说，你拦不住。
许世友说的是早年间的事。说他在胶东那几年，有一回打了败仗，损失不小，上头要处分一个团长。那个团长确实有责任，但不全是他的错。许世友当时没替他说话，处分就下来了，那个团长后来被调走了，再没起来。许世友说：“那人叫……我记不清名字了，就记得是山东本地人，个子不高，打仗其实不孬。我当时要是说句话，他兴许不至于那样。”
王诚汉安静地听着。
“还有一回，有个参谋给我提意见，当着好多人面提的。我觉得下不来台，训了他一顿。后来想想，他说的没错，是我听不进去。”许世友停了停，“这个我记得名字，姓刘，后来调走了。你去打听打听，要是还在，替我说一声，当年是我不对。”
王诚汉点头：“我去打听。”
“还有就是……”许世友的声音低了些，“当年从南京调你去西藏，我拦了一下，没拦住。那会儿我是真不想让你走。后来你去了，干得不错。我心里是高兴的。就是那封信里，我从来没跟你明说过。”
王诚汉听到这里，喉咙有点紧。他想起那些年两人通的那些信，想起许世友问他的腿，想起那包从南京寄到拉萨的花生，想起照片背面那行字。这些他都知道，可如今听许世友自己说出来，还是不一样。
“司令员，”王诚汉说，“您不说，我也知道。”
“知道归知道，说出来是说出来。”许世友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不像平时那么凶，倒有点松，“我这个人，一辈子嘴上硬，心里的事说不出口。年轻时候觉得说这些婆婆妈妈的没意思，现在躺在这儿，反倒觉得，说了心里踏实。”
王诚汉没接话。他从铁盒子里把那张照片拿出来，放在许世友手边：“您看这个。我在拉萨那几年，天天摆在床头。您骂我，我听着。”
许世友拿起照片看了看，笑了：“这照片拍得不好，我那时候瘦。”
“看着壮实。”王诚汉说。
两个人都笑了一会儿。笑完了，许世友把照片放回去，说：“你在成都，把那边的事办好。西藏那边的点，前些日子听说都立稳了？那个措那的界桩……”
“立稳了。新桩子水泥的，红字描的。老木桩子在档案室。”
“好。”许世友说了一个字，闭上眼睛，像累了。
王诚汉坐了一会儿，见他睡过去了，才轻手轻脚地起身。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许世友躺在床上，被子随着呼吸轻轻起伏，脸朝着窗户那边，午后的阳光落在他的眉骨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清清楚楚。
王诚汉在医院陪了三天。
三天里，许世友精神好的时候就跟他说话，精神不好的时候就躺着，有时候一躺就是半天。王诚汉不催他，也不问东问西，就坐在旁边，有时候翻翻带来的文件，有时候就干坐着。护士进来换药，他搭把手，扶着许世友侧翻身。
第三天下午，许世友睡着了。王诚汉从病房出来，在走廊上碰见了许世友的夫人。她端着一个保温桶，见了他，点了点头，说：“王副司令，这两天辛苦你了。他这人，心里有事憋着，见了老战友能说说话，精神好多了。”
王诚汉说：“应该的。”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医生说，他这个病，得慢慢调养。可他这人，你也知道，躺不住。回头能下地了，怕是又要折腾。”
王诚汉说：“您多看着点。他要不听，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好好养。”
她笑了笑，进了病房。
王诚汉从医院出来，在南京的街上走了一段。南京的秋天比成都凉，梧桐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他走得很慢，左腿拖着，走几步歇一歇。走到一个路口，他停下来，看着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
许世友说的那些话，还在他脑子里转。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团长，一个姓刘的参谋。他打算回去就打听，能查到的就替许世友把话递过去。
走了几步，他又想起一件事。许世友问西藏的界桩，问那些点“立稳了”没有。其实他刚才答得不全。那些点不只是立稳了，还多了。去年又新设了几处，路也修好了，骡马能上去了。小周去年提了排长，李排长调去了军分区，前几天来信说一切都好。这些他都想问许世友说，可当时看许世友累了，就没往下说。
他想着，等许世友身体好些，再写信细说。
回到成都以后，王诚汉办了两件事。
头一件，托人打听那两个干部的下落。查了几个月，那个姓刘的参谋查到了，在山东一个县里工作，已经退了。王诚汉给他写了封信，信里把事情说清楚了，说许世友当年训了他，后来觉得不对，让替他道个歉。信寄出去了，过了两个月，回了信。那姓刘的在信里说，当年的事早忘了，不值一提，还说许司令打仗厉害，跟他学了不少，一直记得他的好。王诚汉把这封信收好，打算下次见许世友的时候给他看。
第二件，是给许世友写了封长信。信里没说别的，把西藏那边的事细细写了一遍：哪个点又加了几个人，哪条路修到了什么地方，小周提了排长，那个哨所换了新炉子，冬天暖和多了。还写了自己在成都种的花生，说今年收成不错，炒了给南京寄些去。信的最后，他写了一句：
“您那些话，我记着了。那两个干部，刘参谋找着了，另一个人还在打听。您先把身体养好，等能下地了，把西藏的事一件一件说给您听。”
信寄出去了。他知道许世友看了以后，多半不会回信说什么软话，但会催秘书回一封，信里大概还是那几句：“知道了。花生别寄太多。”
果然，一个月以后回信来了，就几行字，跟王诚汉料的一模一样。信里多了一句：姓刘的参谋那边，回信到了给我看看。
王诚汉把回信夹进铁盒子里，跟那张照片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坐在灯下，想起许世友在病房里说的那句话：“我这一辈子，嘴上硬，心里的事说不出口。”他想，许世友能说出这话，是真把他当自己人了。
窗外的银杏叶子又落了一地。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凉意。王诚汉把窗户关严了，坐回桌前，拿起笔，开始写下一封信的草稿。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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