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尔木呷，二十九岁，四川凉山人，彝族，家在美姑县的大山里。我要讲的，是我前年春天到成都打工的那段日子——我背着铺盖卷，跑了七个工地，七个工地，都没要我。这段日子，让我哭过，也让我后来想明白了很多东西。今天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一是给我们彝族在外打工的兄弟们看，二是给工地上那些不要我们的包工头们看，三是给所有不了解我们的人看。看完你们会发现，这个问题问错了。真正的问题不是“工地为啥不用彝族”，而是——我们和我们之间，隔着的到底是什么。
先讲我自己。我读过中专，学的是建筑施工，会普通话，会看图纸，考了焊工证。我们凉山这些年在山里修路修房，我跟工程队干过，砌墙、绑钢筋、放线，都拿得下。前年正月过完年，我背着铺盖卷下山，去成都投奔打工的机会。我的第一站，是一个城东的大工地，住宅楼，三十七层。
第一次被拒，是这个工地的带班的，一个中年人。我递上证件和焊工证，他扫了一眼，问：“彝族的？”我说是。他说：“哦，我们这儿不招。”我问为啥，他摆摆手：“不是针对你，是规矩，我们工地不要彝族的，你去别处问问。”
我站在工地门口，太阳很大。我那个年纪，二十二，脸皮薄，脸烧得厉害。我问他：“师傅，我一个字还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干不了？”
他倒是没赶我，想了想，说了几句实话。这几句话，我后来记了很久。他说：“小兄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是一片的工地都这么干。为啥？吃过亏。以前招过彝族的班组，说好的工期，人家火把节说走就走，一走半个月，工期全乱；吃饭不吃大锅饭，要单做；工地上几个人抱团，出了事跟带班的讲不通道理；还有的，工钱结了，喝一场酒就喝光了，转头又来要。我们包工头挣的是辛苦钱，赔不起。一来二去，大家图省事，就都不招了。”
我当时就跟他争：“师傅，那是一个人不好，你把一整个民族都挡了？”他说：“小伙子，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不是法官，我是包工头。我用谁，看的是‘稳’。你们凉山来的，我们摸不透，摸不透就不敢用。你去南边那个工地问问，那边有个彝族班组，干了好几年了。”
那是那一天里唯一的一线光。我去了南边那个工地，人家带班一听我是凉山美姑的，问的第一句是：“你会不会说‘吉克’家的规矩？”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那个工地用的是一个彝族包工队，队长姓吉克，队里全是他们家支的人，美姑、昭觉的都有。可是人家那个队是“整队”进场的，有自己管人、管饭、管纪律的头人，工地只要跟吉克队长一个人打交道。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支班子”，还是不要。
我又跑了五个工地。七个工地跑下来，我总结出了我们被拒的真正原因，不是肤色，不是民族，是下面这几道“看不见的门”。今天我一条一条拆开讲，因为每一道门，后来我都想办法过掉了，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道门的两边，都有责任：有他们的，也有我们的。
第一道门：语言和安全。工地上安全是天大的事，交底、开会、喊话、隐患整改，全靠语言。一个听不懂普通话的兄弟，站在三十层的外架上，一句安全交底没听懂，出事就是人命。很多工地不要彝族兄弟，根子上是怕这个。这一条，说实话，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占一半——我们出来打工的，很多人真的不会普通话。我中专学过，可我们村跟我一起出来的表弟，二十岁，普通话只会几句。这一半的责任，没有借口，得自己补。我后来在工地上，花了半年，逼着我表弟每天晚上学二十个字，教他认安全警示牌。去年，他能独立看交底单了。
第二道门：习俗和伙食。我们彝族吃饭，讲究多：不吃一些肉，做饭要单独的锅灶，火把节、彝历年要回家，这些，对工地来说是“额外成本”。我在第三个工地，管后勤的阿姨就跟我叹气：“小伙子，不是我们不给你单开灶，是前面开过，开的锅碗瓢盆，后来的汉族工人有意见，说凭什么。做饭的师傅烦，两头的工人都烦。”这一条，两边的责任各一半。我们的习俗，该尊重，法律和良心都站在我们这边；可是出来打工，我们也要学会“带着习俗跟人打交道”，提前讲清楚，自己多承担一点成本——我后来在南边那个吉克队里看到，他们队里自己请了一个本家的厨子，自己带锅碗，工地只提供场地和水电，谁都没意见。这道门，钥匙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
第三道门：家支和“抱团”。吉克队长跟我喝过一次酒，他跟我说了掏心窝的话：“木呷，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工地宁可要我们整队，不要你们散工吗？因为整队，出事有人兜，跑人有家支追，工期有队长顶。散工，出了事工地自己兜，跑了人没处追。你们一个人出来，又不愿意投靠队里——为什么不来投我？”我说我不好意思，觉得投靠同族班组，是走捷径。他把酒杯一顿：“糊涂！凉山人在外面，不抱团，谁给你兜底？你以为汉族的工地班组是怎么活下来的？全是一个村的、一个师傅带出来的，抱了几十年了！他们的‘抱团’叫‘班组’，我们的‘抱团’就叫‘家支’，一个道理，谁也别笑话谁。你单枪匹马，你就算本领再大，工地用你，就是用‘一个人’，用我们，是‘一个能自己管好的队伍’。”
这番话，是我打工路上听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我们彝族兄弟在外面，要么被“整队”用，要么就得学会组织自己：几个人搭伙，立规矩，选出管事的人，自己管吃住、管纪律、管工期——把家支的凝聚力，翻译成现代工地的“班组语言”。这样，我们不是被“挑剩的人”，我们是“自带管理的队伍”。
第四道门：工钱和酒。我必须诚实地说，这条门，我们自己撞坏的。以前有些老乡，工钱到手，一场酒喝掉一半，第二天不上工；有的家里有事，说走就走，工地上人手一下断了。这些事，一个工地传一个工地，最后传成了“彝族人不能要”。我在第七个工地，那个带班的跟我说了句扎心的话：“小兄弟，我们怕的不是彝族，我们怕的是‘管不住’。你们里面，能管住自己的人，我们抢着要；管不住的，一个老鼠坏一锅汤。”所以这条门，钥匙百分之百在我们自己手里：喝酒有度，工地上不喝酒，说定的工期不走人，这些不是丢掉我们彝族的规矩，是我们的规矩里本来就有——我们的祖辈，做起事来，比谁都守信。我们出来，得把祖辈的信用，也带出来。
第五道门，也是最后一道门：我们自己心里的那道。跑了七个工地被拒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是灰的。我在火车站广场的台阶上坐了一夜，想过回凉山，一辈子不出来了。天亮的时候，我想通了一件事：我这七趟，有一趟是带着“证明他们错了”的气去的，有一趟是等着人家“应该”要我，有一趟是嫌投靠同乡丢人。我把被拒全算在“他们瞧不起彝族”上，可是我自己，一份焊工证之外，没拿出一样东西证明我值得要。歧视是真实的，前三个工地那句“彝族的？不招”，就是歧视，这个我不替任何人洗；可是歧视的墙再高，也有门，门边上站着能开门的人，那个人先得是我自己。
转机在第二个月。吉克队长那个项目完工，他接了个新工地，缺焊工，托人带话找我。我去了。这个工地，是我打工两年最好的一个工地，不是因为工资最高，是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一个东西：工地不要的从来不是“彝族”，工地不要的是“麻烦”。我们把麻烦变成能力，门自然就开了。
我们那个班组，十二个彝族兄弟，一个本家厨子，一个会普通话的管事——我。我给队里立了几条规矩：第一，工期白纸黑字，火把节、彝历年提前跟包工头报备、倒排工期，人回去了，活不能断，我留守；第二，工地上滴酒不沾，想喝，回宿舍喝，月度兑现工钱的那天喝；第三，安全交底，我用彝语给兄弟们再讲一遍，考试不过的，我加班教；第四，伙食自己办，灶自己带，成本自己摊。三个月下来，我们那个班组，是这个工地的“标兵班组”，包工头逢人就夸。到了年底，旁边工地缺人，包工头直接来问我：“木呷，你那边还有没有你们那样的班组？给我介绍两个。”
你听听。同一个城市，七个月前，七个工地不要我；七个月后，人家反过来求我介绍。变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套办法”。
现在我带出来三个班组，六十多个兄弟，美姑的、昭觉的、布拖的都有。我们组的规矩里，有一条是我加的：每个组，必须教会两个兄弟考焊工证或电工证。我们凉山人不缺力气，缺的是把力气“翻译”成手艺的人。我表弟去年考下了电工证，他现在见人就说一句话，那是他自己悟出来的：“工地为啥不用彝族？工地不用的是啥子都不会、又啥子都不改的彝族。你要是又肯学、又守信、还带着一整个讲信用的班组去，工地抢着要。”
前年火把节，我回美姑，在火把场上，我把这两年的事，讲给村里准备出门打工的后生们听。我最后讲的一段话，今天也是这个故事的结尾：
“兄弟们，外面有没有歧视？有，我说了，有，我不装没看见。可是你们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歧视是他们的错，破局是我们的活。墙是人家砌的，可是门上的锁，一半在我们自己手里，学普通话，考手艺证，守工期的信用，管得住酒碗，抱成团讲规矩。这五样，你占齐了，锁就开了。第二句：我们彝族，千百年来在高山之上，靠的就是‘说一是一’四个字活下来的。老祖宗的信用，就是我们最好的介绍信。别让任何一个人，把我们跟‘不讲信用’那几个字，连在一起。”
火把节那天，火把映红了整面山坡。三十几个后生，第二年开春，跟着我的班组下了山。
如今在成都，我们几个彝族班组，注册了劳务公司，我叫它“火把劳务”。公司的规矩墙上，写着一行彝汉双语的字，是我们全公司的立身之本。这行字，也是我今天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话：
“火把照亮的是路，信用照亮的是人。”
工地的门，我们一扇一扇地，开着呢。
你若问我，工地到底为啥不要彝族？
我的答案是：过去，是因为双方隔着五道门，谁都没去开。
现在，我们开了。
门后面的路，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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