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把公社会计肚子搞大那年我二十四岁。
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大雪封了山，公社大院里的扫雪声格外刺耳。
我叫陈建国，公社农机站修理工。她叫林婉，公社财务科的会计。
林婉瘦，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棉袄。她话少，走路带风，算盘打得噼啪响。
那天傍晚，我修完拖拉机回来，浑身是油泥。我在院子里洗了手，看见林婉还没走。
她在财务科门口蹲着，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我叫了她一声。她没抬头，只是把那张纸往袖子里塞。
“林姐，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走？”
她站起来，理了理衣角，声音很轻：“家里点事。”
我没多想，转身进了屋。屋里烧着炉子，热乎。
第二天，林婉没来上工。
第三天也没来。
老会计老张跟我说，林婉病倒了，请了病假。
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那天晚上，我端了一碗红烧肉，趁夜敲开了她家的大门。
开门的是她妈。老太太脸色不好看，上下打量我。
“建国啊，婉婉不在家，去公社医院了。”
我愣在门口，心里咯噔一下。
老太太把我让进屋，坐在炕沿上叹气。
“建国，婉婉是个好姑娘。可你也知道，她家成分不好，父亲是右派，刚平反。”
我低头搓着手指，不敢接话。
老太太看着我的肚子，又看看我的脸。
“那个事……是你干的？”
我脸烫得厉害，点了点头。
老太太沉默了许久，从炕柜里拿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
“拿着。这是婉婉这个月的工资，还有一部分是家里的积蓄。你去省城医院，陪她看看。要是留得住，就留。留不住……就走吧。”
我拿着那叠票子，手都在抖。
“婶子，她咋不跟我说？”
“她不想连累你。”老太太眼圈红了，“她爸坐了二十年牢，她受了二十年委屈。好不容易遇到你，她怕毁了你的前程。”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我在供销社旁的客店住了一宿。
省城医院在城郊。
林婉住院第二天才见到我。她瘦了一圈，脸色惨白，躺在病床上，眼睛红红的。
我坐在床边的马扎上，不知道该说什么。
“建国，你怎么来了？”她声音沙哑。
“你妈让我来的。”我挠了挠头，“医生说……这孩子能留，但你得休息。”
林婉闭上了眼睛，眼泪从眼角流下来。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一惊，猛地站起来。
“为啥？”
“因为我养不起。”她睁开眼，看着我，“建国，我们是工人，你是修车工，我是会计。每个月工资本来就不高。我家里还有瘫痪的弟弟，妈还要干活。这孩子生下来，怎么活？”
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
“我不怕。以后我多喝两顿酒，戒了。你也不用加班，我多干点活。”
林婉摇摇头，抽回了手。
“建国，你太年轻了。现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成分不好，你妈那边肯定也不同意。这孩子要是生下来，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怎么上学？”
那半个月，我几乎天天往医院跑。
我给她带红薯，带鸡蛋，还偷偷买了些糖果。
林婉很冷淡，不跟我说话，也不看我。
她只是盯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柳树发呆。
有一次，护士长进来查房，看到我在给林婉削苹果。
“小伙子，病人需要安静。你回去歇着吧。”
我尴尬地笑了笑，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
林婉把苹果拿起来，咬了一口，又放下了。
“建国，回去吧。别让你妈知道了。”
我走到门口，停下脚步。
“林婉，你到底想咋？”
“我想通了。”她背对着我，声音坚定，“我要把孩子打掉。然后，我的调令下来了。我要回省城。”
我愣住了。
调令？
“啥调令？”
“省财务局缺人，点名要我去。说是因为我在公社业务能力强。”林婉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建国，我们要分开了。”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
雪又下了起来。
我走在回公社的大巴上，看着车窗外白茫茫的世界，心里空落落的。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
毕竟在那个年代，这种事见不得光。
一个月后，林婉出院了。
她收拾好行李，搬去了公社招待所。
我们见了最后一面。
那天是正月初五，迎财神的日子。街上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响。
林婉穿着那件藏青色棉袄，背着一个帆布包。
“建国，谢谢你。”她说。
“别谢我。”我盯着她的脸，想从她眼里找点别的什么，“你走了，就彻底没联系了？”
“省里那边……有安排。”她顿了顿，“听说，是给我配了对象。是个烈士遗孤，也是干部家庭。”
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哦。”我只说了一个字。
林婉低下头，叹了口气。
“建国，你是个好人。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
大巴车来了。
她站上了车。
车窗关上，我看着她模糊的背影，车开远了。
我没有追。
回到公社，日子还得过。
我继续修拖拉机，继续喝大酒，继续跟兄弟们吹牛。
只是，我不再提林婉的名字。
老张有时候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年秋天，公社里传出了消息。
林婉去了省城，工作很稳定。
再后来，听说她结婚了。
对象是个工程师，人很清瘦，戴眼镜。
再后来，听说他们有了孩子。
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正在修一台报废的收割机。
我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拧螺丝。
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
1980年，我结婚了。
对象是隔壁村的，叫秀兰。
秀兰是个实在人，不嫌我身上有油污，也不嫌我喝酒。
我们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陈安。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也有吵嘴的时候。
秀兰嫌我工资低，嫌我不顾家。
我嫌她唠叨，嫌她不懂我。
但日子总归是过下去了。
1985年，改革开放。
公社解体，农机站改制。
我下岗了。
那时候，我三十二岁。
我开始摆摊，卖零件，后来开了一家小五金店。
生意不好不坏，也就够温饱。
秀兰在那段时间里，脾气越来越暴躁。
有一次，因为我少赚了二十块钱，她当着客人的面骂我。
我站在柜台后面，听着周围的指指点点，心里突然想起了林婉。
我想，如果当时我和林婉在一起，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们可能会在某个胡同里吵架，可能会为了孩子的学费发愁，可能会在深夜里互相安慰。
但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麻木。
1990年，我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是个省城的大学。
秀兰高兴坏了，到处借钱，凑学费。
我送儿子去报到。
在去省城的大巴上，我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惆怅。
省城还是那个省城，街道宽了，楼高了。
但有些东西，好像变了。
儿子到了学校，安顿好，我准备回家。
在火车站，我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想去逛逛以前林婉住过的地方。
虽然那里早就改了名字，拆了重建。
但我还是走到了那个路口。
那里现在是一家大商场。
人群熙熙攘攘。
我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看着人来人往。
突然，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建国？”
我转过身。
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拄着拐杖。
我认出来了。
是林婉的妈妈。
她瘦了很多，背也驼了。
“婶子？”我愣在原地。
老太太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一丝苦涩的笑。
“是啊，建国。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我连忙上前，扶住她的胳膊。
“您咋来了？”
“婉婉病了。”老太太叹了口气，“在省医院。我想来看看她，顺便……看看你。”
我鼻子一酸。
“走，我带您去。”
我们去了省医院。
病房里，林婉躺在床上。
她老了。
头发花白，脸上满是皱纹。
但她还是认出了我。
她笑了笑，没说话。
老太太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
“建国，别难过。婉婉没事，就是身体老了，不得劲。”
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
“婶子，这些年……我过得还行。”
“我知道。”老太太转过头，看着我，“建国，你是个厚道的孩子。婉婉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摇摇头。
“婶子，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
“没过去。”老太太看着林婉，“婉婉这辈子，心里一直有个人。那个人，就是你。”
我沉默了。
林婉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平静，没有波澜。
“建国，别听你婶子瞎说。我这一生，除了工作，就是照顾家里。没有什么忘不了的人。”
我对她笑了笑，没接话。
“建国，你回去吧。”林婉说，“你还要回去照顾你媳妇和孩子。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我点点头。
“那您保重。”
我转身走出病房。
走廊里很安静。
我走到楼梯口，停下了脚步。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
门关着，透不进光。
我知道，我和林婉的故事，到底还是结束了。
不是被时间冲淡的，是被现实碾碎的。
我们在那个年纪，做出了各自的选择。
她选择了安稳，我选择了生活。
现在，我们都老了。
回到县城，我把这事跟秀兰说了。
秀兰正在择菜，听完后，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
“你说啥？那个林婉？”
“嗯。”
“她病了？”
“嗯，医生说……不太乐观。”
秀兰沉默了半天，突然骂了一句。
“真是造孽。当初咋不娶她？现在咋又扯上关系了？”
我没说话。
我只是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又好像在心里扎了根。
日子还得过。
第二天，我又去了省城。
这次，我没去医院。
我去了那个路口，那棵梧桐树旁边。
坐了很久。
直到天黑。
路灯亮了。
我起身，坐上了回家的车。
车上很挤。
我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夜景。
城市的灯光很亮，照得人眼睛疼。
我想起了1977年的那场大雪。
想起了林婉穿着藏青色棉袄的样子。
想起了那碗红烧肉。
想起了那个没留住的苹果。
人生就是这样。
有些事，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有些人，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回到家，秀兰已经做好了饭。
“洗手吃饭。”她说。
“嗯。”
我洗了手，坐在桌前。
米饭很香，菜很咸。
我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
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夜里，失眠。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想起林婉最后看我的那一眼。
没有恨，只有淡淡的遗憾。
而我们，都在这遗憾里，活到了今天。
故事讲到这里，也该结束了。
有些人，注定只能活在过去。
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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