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不是旁人眼里的聪明人。二十出头去长沙府赶考，连着好几次都栽在考场里，一同读书的同窗，有的年纪比他小，早早拿了功名，私下里都悄悄议论，说这个曾家老大性子木讷，反应慢，怕是一辈子就困在乡下读书，难有出头之日。
那时候他心气高，听了闲话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自己缺个提携一把的贵人，盼着哪天能遇上赏识自己的先生，或是有权势的乡绅，拉他一把，前路就能一下子敞亮起来。
他那时候读书有股死磕的蛮劲，却不懂收性子。跟人相处，眼里容不下半点不妥，看见同窗偷懒耍滑，他要当面指出来；亲戚邻里说话不合道理，他也忍不住争辩，非要分出个对错。家里长辈劝他，做人别这么硬，他听不进去，觉得自己守的是正道，不肯迁就。
到了长沙城里读书，这份直性子更是给他惹了不少麻烦，朋友渐渐跟他疏远，有人背后说他狂妄刻薄，他自己满心委屈，明明没坏心思，怎么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道光十二年那次秀才考试，主考官当众批他的文章文理不通，字迹粗疏，卷子直接贴在告示边上示众。这一下，整个长沙府的读书人几乎都知道了他。他站在告示跟前，盯着自己写的文字，耳朵里全是周遭的窃窃私语，脸上烧得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路走回租住的小屋，他把笔墨摔在桌上，闷头躺了两天，越想越不甘心，还是归结成一句话，自己命不好，没有贵人相助。
也就是在这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他慢慢一点点变了，不是忽然碰上什么高官贵人，而是在一次次摔跟头里，悄悄磨出了三样本事，往后人生的运势，就是从这里慢慢转过来的。
最先学会的，是不再急着辩解，先认自己的错。
从前的曾国藩，但凡有人说他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反驳，找理由证明自己没错。考卷被当众斥责之后，他起初也怨考官苛刻，觉得考官看不懂自己文章里的深意。可冷静几天，他把卷子重新铺在桌上，一字一句慢慢读，才看明白，文章确实章法散乱，说理生硬，只顾着堆砌词句，没有顺下来的逻辑。
那天晚上，他安安静静坐了很久，没有再抱怨考官不公，也没有怨运气差，拿起笔，把考官批出来的问题一条条记在本子上。
同住的书生见他这样，还劝他不必当真，考官本就挑剔。他只是摇摇头，没再多说。往后读书写文章，写完不再觉得自己写得无可挑剔，放一放，隔上半天再回看，专门挑里面的毛病。和人争执过后，夜里躺在床上，不再反复回想对方哪里不对，而是静下心琢磨，刚刚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语气太冲，是不是不该揪着小事不肯松口。
有一回，同乡的学子约着一起去拜访一位有名的先生，众人闲谈，说起地方上一件纠纷，曾国藩照旧直来直去，几句话说得对方下不来台，宴席气氛一下子僵住。回来的路上，旁人都觉得是那人见识浅薄，他却在油灯底下写日记，老老实实写下，今日言语逞快，伤人面子，就算道理在我这边，也是修养不足。
从那以后，他给自己立了规矩，但凡火气往上涌的时候，先闭口，缓一缓再开口，不抢着争输赢。
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日子不顺的时候，总觉得是别人为难自己，是世道亏待自己，所有问题都向外找缘由，很少回头看看自己身上的漏洞。曾国藩从前也是这般，总等着有人懂他、扶他，等到他愿意低下头，看见自己的短处，不再忙着向外争辩，向内修整自己的时候，脚下的路，才不再处处是坎。他的文章，也是在一次次自省打磨里，慢慢规整通透，第二年再进场应试，稳稳考中秀才。
中了秀才，前路稍稍松动，可麻烦没有断。后来到京城做官，初入官场的他，依旧带着一身棱角。京城的官员，大多懂得圆滑周旋，遇事留三分余地，他偏不，看见官场积弊，就上书直言，言辞锋利，接连得罪不少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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