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一场对谈中透露，他有一个坚持多年的原则：不拍孩子哭。
“不是拍不了，也不是难拍，是我不拍，”他在对谈活动上这样说。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理想的状态是观众看完电影后，记住的是那个孩子的笑容和眼泪。这场活动由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主办，电影节此前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向他颁发了电影荣誉奖，该奖项设立于2014年，是电影节的最高荣誉，用于表彰对亚洲电影的持久贡献。对谈由电影节主席、导演巫俊锋主持。
是枝裕和表示，自己与儿童演员合作的方法这些年变得更灵活。在《小偷家族》以及他在海外拍摄的《真相》《掮客》中，他都不给孩子剧本，而是根据试镜时遇到的孩子的性格和词汇量重写台词，让孩子只说自己能笃定说出口的话，然后在片场把台词递给他们，或者描述一个情境让他们自由发挥。到了《怪物》，他给了小演员剧本，判断依据是题材风险足够高，让孩子与角色保持距离更安全。他说，现在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判断，一部电影一部电影地决定。
有两位导演塑造了他的这套方法。侯孝贤会在孩子玩耍的戏里一起参与，等摄影机开转后就悄悄退出去，让孩子们继续玩下去——是枝裕和如今也用这一招。从肯·洛奇那里，他学到的是关于判断的一课。在洛奇的《小孩与鹰》里，男孩发现自己养的鸟被哥哥弄死后扔进了垃圾桶，那个小演员的反应完全不像在表演。大约20年前，是枝裕和在拍《无人知晓》、正为类似问题纠结时见到了洛奇，洛奇告诉他，自己只是让那个男孩去找那只不见了的鸟。被问到如何权衡其中的伦理问题时，洛奇说他知道有风险，但相信自己与男孩的关系能够修复任何伤害。是枝裕和说，这一课的要义是洛奇在拍摄过程中逐镜权衡。
“我牢牢记住一点：用那种方式判断事情——上次拍摄管用，这次也管用；对上一个孩子有效的方法，对这一个也有效——这是导演儿童戏时最危险的事，”他说。他从不冲孩子发火，不催他们，也不对他们撒谎。“理想的状态是，孩子一天结束时说：‘今天拍摄很开心，我期待明天。’”他补充说，有些孩子就是不听，那他就把这一点变成角色。在《如父如子》试镜时，有个男孩回答每个问题——包括名字和来自哪里——都只说“为什么？”工作人员认为没法沟通，是枝裕和却被这个孩子吸引，写了一个对一切都回答“为什么”的角色。
是枝裕和称自己是侯孝贤的粉丝，而非受其影响的人，但这位台湾导演同样改变了他处理一场戏的方式。侯孝贤读了是枝裕和1995年的处女作《幻之光》的剧本——该片在威尼斯获得金奥赛拉奖——并给他介绍了一位作曲家，于是是枝裕和把成片给侯孝贤看。他说，侯孝贤批评得很严厉。“我很受打击。但他说的绝对正确。”是枝裕和说，自己当时画了一份细致的蓝图，剧组也以专业的工作把它实现出来，但他在片场没有更新计划。侯孝贤问他，是不是每个场景都画了分镜、并完全照着拍。他确实是。
“一场戏从哪里拍——你走进那个空间，感受它，看光落在哪里，那才是你第一次决定演员怎么走位的时候，”是枝裕和回忆侯孝贤对他说的话，“演员的走位定了，你才决定机位。必须按这个顺序来。你知道的，你拍过纪录片。”“现在我真的很感激他对我说这些，但当时真的很受打击，”是枝裕和说，“我发誓再也不画分镜了。”
是枝裕和把2026年的两部作品《Sheep in the Box》和《Look Back》视为回归原点。《Sheep in the Box》在戛纳参赛，讲的是一对夫妇两年前失去了7岁的儿子，之后接纳了一个用儿子数据造出的人形机器人。尽管有AI元素，是枝裕和说，这部电影讲的是哀悼。“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好好向死者告别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最接近我在处女作里想做的事，”他说。《Look Back》改编自藤本树关于两个因热爱画漫画而结缘的女孩的漫画，在威尼斯参赛，并于10月29日在新加坡上映。他说，在这部片子里，他回到了早期作品的纪录片思维，把摄影机当作一只眼睛，只问该从哪里观看对象。“所以我觉得我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大概从明年开始，”他说。
是枝裕和说，他在长途航班上和在国外酒店的零碎时间里写得最好，这次从伦敦到泰国和新加坡的旅途中他一直在写。他希望最早明年这个时候、如果困难就再往后一年，能开拍一个项目。入行30年，越来越多的职业奖项让他不安。“我觉得我职业生涯还剩一半，可这感觉有点像有人在告诉我，该毕业了，”他说。
他对AI兴趣不大，尽管《Sheep in the Box》里有一个通过生成式AI“回来”的孩子。在一位制片人的建议下，他第一次让AI读了自己的剧本。“一开始它告诉我：‘这太棒了，戛纳电影节稳了。’”他说，在判断这个AI大概从未有过足以改变人生的观影体验后，他结束了这次尝试。是枝裕和说，他从不试图琢磨观众想要什么，并引用电视时代一位他敬重的前辈的话，那时收视率就是一切。“他对我说：‘如果你把他们当成观众，就谁也触不到。’”是枝裕和说，“他说，想象一个人的脸，为他而拍。”
被问到如果在另一个世界要选一道菜——呼应他1998年的《下一站，天国》——是枝裕和说，人死了大概什么都不会吃。但死前的最后一餐已经定好了：东京赤坂一家荞麦面店Sunaba的天妇罗荞麦面。当年他还是个几天没回家的年轻副导演，一位资深制片人带他去了那里。“我在那儿吃的荞麦面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现在依然是，”他说，“最后我想再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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