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月13日,江苏常州青果巷,周有光出生在一个已经衰落的旧式家庭。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后来会走过一个多世纪,并在语言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名字。
周家的家道变化,早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开始。曾祖父曾经营棉纺、织布和当铺,家境一度殷实。咸丰年间,常州战事波及家族,财产散尽,家门由盛转衰。周有光从小便明白,世上的富贵并不牢靠,真正能伴随人的,往往是学识和性情。
母亲给他的影响更深。她受过旧式教育,话不多,却常提醒孩子:“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句话并不玄妙,却陪伴周有光走过了许多难关。后来他遭遇挫折,常以“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自勉,正是把母亲的教诲变成了自己的处世准则。
年轻时的周有光并不顺遂。他患过肺结核,也长期失眠,情绪一度低落。家人还曾请人推算命运,得到的说法是他和张允和都难过35岁这一关。两人听后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周有光后来回忆,命运可以听,却不能全盘交出去。
真正改变他求学道路的,是一笔来之不易的学费。1923年,17岁的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费不低,三姐的同事朱毓君得知情况后,说服母亲变卖嫁妆,帮助这个年轻人进入大学。这样的机会,周有光自然格外珍惜。
他主修经济学,同时接触语言学。经济学让他观察社会运行,语言学则训练他思考文字、声音与沟通。两门学问看似相距很远,后来却分别成为他人生前后两个重要阶段的支点。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和市民掀起反帝爱国斗争。圣约翰大学校方限制学生参加活动,周有光与许多中国师生选择离校。此后,他们参与创建光华大学。对周有光而言,这不只是一次转学,更是一次价值选择:个人前途重要,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同样不能放下。
他的婚姻也经受过时代风雨。张允和出身合肥张家,与周有光早年相识。抗日战争时期,周有光因工作奔波,张允和承担起照料家庭的重任。战乱中,住所频繁变换,家人四处避难,生活被压缩到几只箱子和一张张临时铺位之间。
那段日子并不浪漫,甚至十分残酷。疾病、饥饿和流离随时可能闯进家门。张允和却没有被困境击垮,周有光也没有因此把人生看成一场徒劳。夫妻二人都懂得,抱怨不能解决问题,能做的只有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家人尽力护住。
周有光晚年常说,长寿没有神秘秘方,关键在于生活规律和心态平稳。他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简单,少吃油腻,也不迷信补品。鸡蛋、青菜、牛奶、豆腐,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分量不过多,种类不贪杂,节日里也不轻易放纵。
这套习惯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而是从生活教训中慢慢形成。医生曾提醒他,很多人不是吃得不够,而是吃得太乱。周有光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几十年如一日地控制饮食。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坚持读书写作,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固定节拍。
有意思的是,周有光并没有把长寿理解成单纯的身体保养。他更看重精神上的松弛,不让别人的错误长期占据自己的情绪。有人问他怎样面对坎坷,他回答:“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80岁以后,他把余生称作“重新开始”。这不是忘掉过去,而是不给过去继续加码。经济学研究告一段落后,他投入汉语拼音和语言文字工作,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年纪越大,写作和思考反而越勤,许多文章都是在晚年完成的。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在北京逝世。按周岁计算,他刚过111岁;民间所说的112岁,是按虚岁计算。这个细节看似简单,却也像他一生的作风:面对事情,既保留宽厚,也尽量讲清事实。刻在他生活里的,不是某种奇异秘诀,而是一日三餐、读书写字,以及遇事不乱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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