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还能走动,就想来看看老朋友们。” 2026年10月18日,93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袁霞出现在北京一场重阳节敬老活动的现场。与她一同登台的,还有赵汝平、贺小书、黄会林、张勇手、李明启等几位年逾九旬的老艺术家。
当这些满头银发的身影站到台前时,全场用长时间的掌声向他们致意。
袁霞晚年一直居住在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
2026年6月,她曾与97岁的田华一同前往干休所内探望98岁的老友师伟,三位老同事的一张合影在影迷中流传甚广。
老影迷听到“袁霞”两个字,脑子里多半会蹦出一串角色:《激战前夜》(1957)里机灵勇敢的周洁,《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里跟李侠生死与共的何兰芬,《奇袭》(1960)里硬气的女游击队长朴金玉,《苦菜花》(1965)里热情又顽强的星梅,还有《花枝俏》(1980)里那个慈祥善良的母亲。
她前前后后拍了十几部电影,演了三十多个舞台剧,人物一个是一个,性格分明,观众看着就信。
1978年7月,她因扮演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何兰芬,在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拿下最佳女演员奖。
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在银幕上稳稳当当的老八一厂的演员,人生路其实拐了好几个大弯。
袁霞1933年2月出生在山东黄县,祖上逃荒去了东北,到父辈手里才慢慢有了自家店铺。日子不算富裕,但能过。
她上小学时迷上看电影,家里给的零花钱几乎都送进了电影院。
看着看着,她心里冒出个疙瘩:怎么好多事都让这几个人赶上了?又是谁偷偷给他们照下来的?
后来才知道这些电影的故事是编的,里面的人物也都是人演的,这些人就是演员。从而她对演员非常崇拜。
“演员真能,演啥象啥,让人哭又让人笑。”她在心底深处埋下了想当一个演员的愿望。
为配合当时的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各剧团都演出《白毛女》、《血泪仇》。这可把袁霞给迷住了。
剧团到哪儿演出,她就和同学们跑到哪儿去看。有时要走几十里远的路,也不觉得累。
后来,她们学校和村里联合排演《白毛女》,她是最忠实的观众,每天晚上坐在排戏的房子角里看呀,看呀,看到半夜。
看完后回到家里就学,开始学唱段,后来边唱边演,再后来竟然可以把整合戏都学演下来了,而且演得那么有感情,伯母、婶婶看了都夸她唱得好、演得象。
等她稍许长大一些后,她也开始在剧中担任角色了。
参加了京剧《打渔杀家》的演出,饰桂英、歌剧《两种锣声》中饰小姑娘、《血泪仇》中饰儿媳妇、《改邪归正》中饰二流子妻……不仅在本村演,而且也到外村演出。
大家都夸奖她演得好。在赞扬声中,她长大想当一名演员的愿望愈加强烈了。
每天的天刚亮,她就起床到野外练声,练台词。演戏要讲普通话,这对满口山东方言的袁霞,可是个大难关!
大哥哥大姐姐们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念,当时她学得很好,但是过后一张嘴,家乡话又出来了。
怎么办呢?她便在每个容易读错的字上标上拼音。这样一来效果很好。她的进步很快,几个月后终于能讲满口的普通话了。
这个电影院每天还要审查片子,这对袁霞来讲,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要一有空就去看电影,她被电影深深地迷住了。
“什么时候能当一名电影演员呢?”她想。
1951年夏天,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问世时,她去空勤组体验生活。
袁霞每天坚持记观察笔记,认真听课,琢磨操纵要领。在带飞中,教员发现她掌握驾驶要领快,便动员她改行当飞行员。
邹乐圆是贵州人,儒雅、多才多艺,后来任空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两个人从同事变成夫妻,婚礼没有大操大办,连像样的蜜月都谈不上。
环境变了,但她对艺术事业的热情丝毫无减。
每看完一个电影或一场戏回来,她总要模仿几段剧中人物的表演。
学得很象,逗得同事们捧腹大笑。一位处长对她说:“我怎么看你都是个演员,我看你还是去演戏吧!”
处长哪里知道,袁霞为重返舞台,做过多少次美梦?梦中醒来又淌过多少辛酸的眼泪呢?
1956年春天,就在袁霞日思夜盼拍摄生活的时候,好友曲云(1928-2020)跑来告诉她:八一厂刚组建的演员剧团正在公开招考。
这时的她的产假尚未结束,她一听又惊又喜,两人凑了几个小节目就赶去应考,竟一路顺利过关。
她以出色的表演成绩,跨进了电影演员剧团的门坎。
恰逢厂里正筹拍一部以福建前线反特斗争为背景的故事片《激战前夜》,王冰(1930-2012)、冯毅夫(1919-1991)两位导演决定由她担纲女一号,出演公安人员周洁。
之后,她在《长空比翼》(1958)、《县委书记》(1958)、《江山多娇》(1959)、《鄂尔多斯风暴》(1962)等片中受到重用,并在这些电影中担任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1958年,八一厂重点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她被导演王苹(1916-1990)力保饰演女主人公何兰芬。
还有,这个角色戏很重,从青年演到中年,身份还一变再变:缫丝厂女工、湘绣商太太、杂货店老板娘、无线电工的妻子。
对于首次饰演这个幕后英雄的她来说,压力大得压人。于是,她下缫丝厂体验生活,参观关押革命烈士的地下监狱。
那地方阴暗潮湿,人只能爬着走,地上还留着烈士的头发,一具具刑具看得人头皮发麻。
听了李白烈士的爱人裘慧英讲李白的事迹,她心里爱和恨一起翻涌,也更明白演好何兰芬的分量。
尤其听了革命烈士李白的爱人裘慧英介绍李白的英雄事迹时,使她进一步认识到演好何兰芬的重大意义。
为了集中精力进行创作,她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回了老家。
在拍摄的日月夜夜里,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她善于领会王苹导演的意图,她与导演王苹配合默契,一点就透。
如其中一场戏,听李侠说组织上已同意他们的意见,让他们留下继续做地下工作时,她高兴地把孩子往床上一放,欣喜地问:“真的?”导演摇摇头说:“过了。”
她认真一想,确实过了,如果放在天真、幼稚的缫丝厂女工身上可以,而当时何兰芬是经过几年地下工作磨练的人了,应该老练、稳重些。
于是就改为欣喜中略带含蓄地问道:“真的?”并亲呢地搂住孩子幸福地笑了,这样就把经历了地下工作磨练的革命者的欣喜之情,与一个孩子的妈妈的细腻感情很好地揉到一块了。
要想把戏表演得恰如其分,就必须把握住人物的身分。袁霞在这个戏中对各种身分掌握得都很准确,恰到好处。
袁霞对每一个镜头都反复琢磨,有的动作则反复练习。如被推出狱门外的镜头,虽然只是被推倒然后爬起来走出镜头这样简短的戏,她为了摔得真实而自然,练了一遍又一遍,膝盖都磕破了。
“十年”运动开始后,影片停拍,她无戏可演,便要求随爱人一起下到内蒙草原上的一支炮兵部队。一边锻炼自己,一边积累生活经验。
1971年秋,为支援老挝抗美救国斗争,她随中国筑路工程队赴老挝修筑公路。
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自已动手种菜,备柴,每天用竹叶煮水喝。
她教当地小学生们唱中国歇,跳中国舞,有时还帮当地人民做中国式衬衣。
1977年,由于部队改建,袁霞又一次脱下军装,到住宅公司器材处当工人。
工作性质变了,干体力劳动行吗?
经过艰苦工作和战争环境磨炼的袁霞,不管干什么工作,不干则已,干则要干得出色。
上班的第二天,她就和工人同志们一起进货码料。工人同志们的实干精神鼓舞着她,她下决心很快成为合格的工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她并不感到工作多么疲劳了。
每当下班扛着工具往回走时,心里总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但是,年龄不饶人,她的体质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码木板,她胃痛难忍。好强的袁霞硬挺着,一直坚持到下班。后经检查,患的是急性胃炎。
袁霞听了称赞,心里却酸酸的。
1978年7月,袁霞正在办公室写材料,忽然听见走廊里嚷:“袁师傅得奖了!”“最佳女演员!”她头都没抬,心想哪有这事。
后来同事举着报纸冲进来,说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永不消逝的电波》女主角获最佳女演员奖。
她半信半疑接过报纸,心直抖:是真的,自己真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同事们挤进办公室起哄让她请客,还逗她“袁师傅请客!”。
她没笑,心里想的是:自己的艺术生命不是早就结束了吗?这么多年生活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来,她爱笑的眼睛湿了。
1978年12月,袁霞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如果1956年春天考进八一厂是一次回来,那1978年重返八一厂是她第二次回来,这是胸中那股“锲而不舍”支撑着她一直向前走。
归队后,她先演话剧《救救她》里的方媛,为了这个人物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研读资料、揣摩动作。
后来她又接到《花枝俏》里母亲的角色。戏不多,但有分量、有深度。这个母亲代表老一代革命者对下一代的苦心期望,疼儿子但不溺爱。
儿子开小差跑回家,她和丈夫一起严肃批评教育;自卫反击战打响,她毅然送儿子上前线。噩耗传来,她没被悲痛压倒,儿子的英勇给了她安慰和力量。这是个英雄母亲。
一开始袁霞没信心:离开银幕久了,业务生疏,演母亲又是头一回,过去她多演姑娘、媳妇和劳动妇女,这回却是个参加过抗美援越的老干部、知识分子。
身份拿轻了不像母亲,气质不对又容易演成家庭妇女,戏里还没有她工作的镜头。
她一方面从记忆里找模特儿,想起早年去医院体验生活时那些一丝不苟、和蔼可亲的医生;一方面认真做案头工作,反复读剧本,和导演研究角色基调、性格特征,挖掘内心动作,对每个镜头的心理和外部动作都仔细分析设计。
慢慢地,母亲的形象在她脑子里活了,她相信自己就是戏里的母亲,镜头前也能比较自在地生活在角色里。
十多年艰苦生活的锤炼,让她的思想更成熟,表演也更老练。
观众在《花枝俏》里看到的,是一个慈祥、善良、坚强的母亲,戏有层次、有深度,看着亲切。
1988年11月袁霞离休了,但她却离而不休,一方面仍继续拍戏,离休38年来拍摄影、视、剧40部。
另一方面她到总政老干部学院学习国画和书法。如今,丈夫走了,画还在画,日子过得清淡而稳当。
袁霞这一路,弯弯绕绕,坎坎坷坷,可她的艺术成果一直亮着。
她不像那种开得张扬的花,倒像山谷里的兰花,颜色不艳,香气不冲,可清清爽爽,越品越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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