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上海，陈毅病逝后，张茜面对丈夫留下的书稿和信件，迟迟没有动手整理。屋里很安静，桌上摆着未完成的诗稿，字迹有的刚劲，有的已经显得吃力。
她知道，这些纸页并不只是诗句，更藏着陈毅晚年没有完成的心愿。
整理枕边物品时，张茜发现了一封毛泽东写给陈毅的信。信中谈到诗歌修改，也谈到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毛泽东对其中一些字句作了推敲，还坦率写道，修改后的文字“还很不满意”。
这封信，陈毅一直放在枕头下面。病中翻看时，他常常露出笑容。张茜后来回忆，陈毅曾说：“主席看了我的诗，还给我提意见。”说这话时，他的精神明显好了许多。
对于一位长期在军政岗位上的将领来说，诗并非闲情逸致。陈毅早年便有写诗习惯，革命战争中，行军、转战、谈判，许多经历都被写进诗里。只是事务繁重，诗稿散落各处，始终没有系统整理成集。
张茜要做的，正是把这些散乱的文字重新找回来。
两人的缘分，也是在战火中开始的。1938年，张茜参加新四军，进入服务团和戏剧小组。她年轻，有文艺特长，常在演出中担任重要角色。陈毅当时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军务缠身，很少有机会观看演出。
一次偶然的观看，让他注意到舞台上的张茜。陈毅并没有立刻表白，而是借着检查工作、了解服务团情况，与她慢慢熟悉起来。张茜起初有所顾虑，毕竟陈毅身居要职，自己不愿因私人感情给对方带来议论。
陈毅没有急于逼迫，只是以一贯的坦率和耐心相处。后来，张茜逐渐明白了他的心意。战争年代的婚姻没有太多铺陈，更多是共同经历危险、共同承担责任。两人结为夫妻后，仍常因工作分隔两地。
通信，成了他们维系感情的重要方式。
陈毅写诗，也写信。张茜则把生活中的琐碎和牵挂告诉他。两人都明白，前方的战事随时可能改变一切，所以信中往往报喜不报忧，尽量不让对方分心。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承担的工作更加繁重，张茜也要照料家庭。表面上生活稳定了，陈毅多年征战留下的身体问题却逐渐显现。住院期间，他食欲下降，精神不济，诗稿整理也只能暂时搁置。
毛泽东的来信，使这件事重新有了方向。
张茜掀开枕头，重新读那封信。她明白，毛泽东并不是简单替陈毅改几个字，而是在提醒他：诗歌既要有思想，也要讲究语言和形式，不能只凭感情写成。陈毅对此十分重视，病情加重后，仍反复琢磨。
“就按主席说的办。”张茜含泪作出决定。
她没有文学整理的专业训练，只能从查找稿件开始。哪些诗写于战争年代，哪些诗作于外交工作期间，哪些又是晚年病中所作，她一点点辨认。有些稿件没有日期，便根据纸张、内容和通信情况相互参照。
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就向熟悉陈毅诗作的人请教。稿子不顺，就重新誊抄；字句有疑问，就反复核对。这个过程很慢，也很辛苦，却不能马虎。因为一旦整理失当，原诗的语气和历史背景都可能被削弱。
遗憾的是，陈毅去世后不久，张茜也被查出患有肺癌。病痛没有让她放下这项工作。身体还能支撑时，她仍奔走于各处寻找材料；后来手臂无力，便口述内容，请身边人代为记录。
她很清楚，自己未必等得到诗集出版，但仍希望把丈夫留下的文字完整保存下来。
张茜于1974年病逝，没能亲眼看到诗集问世。经过整理和审定，《陈毅诗词选集》后来出版，陈毅在革命战争、外交工作和晚年生活中的诗作，才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些诗句能够留存，并不只是因为陈毅曾经写下它们，也因为张茜在病中一次次翻阅、辨认和誊录。枕头下的那封信，最终变成了她坚持整理诗稿的实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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