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特,一九七一年初春。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的办公室里,一张大书桌靠窗摆着。桌面上摊着几本书,书脊有法文的,有阿拉伯文的,旁边压着一摞手写的笔记。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纸页上切出一道道细长的光。
张伟烈坐在桌前,翻一页书,用铅笔在页边写几个字。
他一九一一年生在广东饶平,这年六十岁。到摩洛哥已经好几个月了,国书还没递上去。
不是他不想递,是对方拖着。那几年中摩关系正处在一个不冷不热的阶段,使馆里有些人做事的方式让摩洛哥当局不太舒服,关系就僵住了。他在国内等签证等了三个月,到任之后等递交国书又等了三个月。没有国书,他就不能以正式大使的身份开展活动,每天能做的事就是读书,把摩洛哥的历史、地理、部落结构、王室谱系翻来覆去地看。
一个外交官被晾在使馆里读书,听起来清闲。但他读得很认真。
一九七一年七月上旬,请柬送到了使馆。摩洛哥外交部发来的,烫金纸,写着七月十日中午在斯基拉特宫举行宴会,庆祝哈桑二世四十二岁生日。按照外交惯例,这种场合没有理由不去。张伟烈让翻译聂兵杰回了话,确认出席。
七月十日早上,他换好西装,带着聂兵杰上了车。从拉巴特往北开,沿着大西洋海岸走了一段,拐进一条松树夹道的岔路。斯基拉特宫就在路尽头,白色宫墙,背后是沙滩和礁石,前面是修剪整齐的草坪。
到了宫里,张伟烈先按礼节去拜见哈桑二世,递上贺礼,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出来,走到宫前草坪的宴会区。
长条桌铺着白布,银器摆得整整齐齐,乐队在帐篷角落演奏阿拉伯乐曲。穿西装的和穿军装的男人三三两两站着,端着杯子聊天。比利时大使杜普雷特也在,张伟烈跟他寒暄了几句,在他旁边找了个位置。聂兵杰坐在侧后方。
中午的阳光晒得草坪发烫。侍者端着盘子在桌子之间穿梭,杯子里倒着薄荷茶和果汁。一切看起来跟任何一场王室宴会没有区别。
第一声响动从东门方向传来。
闷闷的,像远处有人在放鞭炮。草坪上的人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说话。第二声,第三声,然后是密集的连发,脆的,急促的,中间夹着机枪那种沉闷的“突突”声。
张伟烈蹲了下去。
这个动作几乎是在枪声变密的同时完成的,快得连他自己都没有来得及想。后来他在回忆里说,那是新四军时期留下的东西,耳朵比脑子先分辨出声音的性质,身体比耳朵先做出反应。
他一把拽住聂兵杰,贴着地面往长桌底下钻。桌面是实木的,厚,桌腿粗,桌布垂下来把底下遮得严严实实。
比利时大使杜普雷特没有来得及蹲下。子弹从东门方向平射过来,打中了他的胸部。他倒在张伟烈刚才站的位置旁边,血溅到张伟烈的袖口和裤腿上。沙特大使也倒下了。
张伟烈趴在桌底,压着嗓子让聂兵杰别抬头。他耳朵没停,在数枪声的方向。东门是主要火力点,机枪架在门口,平射整个草坪。西边观海长廊方向也有枪声,那边本来是通海滩的。南北是高墙。
叛军把能想到的出口全封了。
他在桌底趴了将近半个小时。枪声从密集变稀疏,叛军的脚步声开始在草坪和走廊里来回移动。有人从桌子旁边走过去,没有弯腰看桌底。
张伟烈撩开一点桌布往外看了一眼。大厅里一片狼藉,碎玻璃、翻倒的椅子、洒了一地的食物和血。叛军士兵穿着迷彩服,端着枪在走动。
他做了一个判断:桌底藏不了一整场政变。等叛军控制住局面开始清理现场,趴在这里就是等死。
他的目光落在侧墙上一扇窄门上。那是传菜用的通道,位置偏,门关不严,底下有一道缝能看到外面的光。他之前几次到王宫赴宴时走过附近,留意过这扇门,知道它的锁是松的。
一个外交官在和平时期记住一扇坏掉的门,听起来像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癖好。但在那天中午,那扇门是整面墙上唯一没有被火力覆盖的开口。
他碰了碰聂兵杰,示意方向。两个人贴着墙根往侧门挪,地上全是碎玻璃和黏腻的血,膝盖和手掌每挪一步都在打滑。侧门果然虚掩着,他们侧身挤进去,钻进了窄长的通道。
通道里空无一人,枪声闷在墙壁后面。他们顺着通道往后院跑,翻过矮墙,摔进海边的礁石堆里。
但这并没有结束。他们在礁石后面蹲着的时候,海滩方向也出现了军人,南北两边形成夹击。张伟烈和小聂被迫趴在沙滩上,不敢动。后来叛军把他们从海滩上驱赶回宫里大厅。
大厅里的局面已经变了。
政变的首领是王家军官学校校长迈德布赫将军。他带着一千多名士官生冲进宫里,国王卫队没有抵抗——哈桑二世本人下令放下了武器。迈德布赫站在国王的位置上,宣布废黜哈桑二世,命令手下把国王的重臣和亲信就地处决。王家军副参谋长、宪兵司令、伞兵司令在厅里被当场枪杀。
如果事情沿着这条线走下去,摩洛哥在那天中午就会换一个政权。
但迈德布赫犯了一个错。他派亲信阿巴布带着大部队离开斯基拉特宫,去拉巴特占领王军司令部、电台和机场。这个部署在军事逻辑上没有错,政变要成功,必须控制首都的通讯和指挥节点。但它留下了一个后果:宫里的叛军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然后发生了那件被哈桑二世后来反复讲述的事。迈德布赫站在高处发命令的时候,手下一名士官的枪走了火,子弹打中了他,当场毙命。
关于这一枪,不同来源的说法有出入。官方版本是意外走火,也有记载认为迈德布赫是被同伙的人射杀的。但确定的是,政变的现场指挥在关键时刻消失了。群龙无首的士官生开始动摇,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清楚自己在执行什么任务,枪声一响、长官毙命,组织度很快就散了。
哈桑二世被关在附近一间房子里。他利用混乱,让看守他的人相信继续参与政变没有出路,同时向忠于王室的部队传递了反击的信号。忠于国王的部队向斯基拉特宫靠拢,叛军士官生被包围后大多放下了武器。
张伟烈在礁石后面等到局势明朗,才设法回到了大使馆。
回到馆里,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处理身上的血迹和伤口,而是设法向国内报告斯基拉特宫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从拉巴特向北京传递一条完整的情况报告需要经过多道中转,但这条信息必须尽快发出去。他的报告成了北京判断摩洛哥局势的第一手依据。
斯基拉特宫的伤亡数字在不同来源中并不统一。BBC在事发三天后的报道中给出的数字是九十二人死亡,包括比利时大使杜普雷特,一百三十三人受伤,国王的弟弟穆莱·阿卜杜拉也在伤者之列。另一些汇总数据把叛军死亡和宾客死亡分开计算,总数接近两百人。死者名单里有摩洛哥的游览大臣、最高法院院长、首相办公室主任,以及至少一位外国大使。
哈桑二世的清算来得极快。政变失败后不到七十二小时,十名被认定为政变领导者的军官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枪决。行刑地点在拉巴特一座军营的院子里,在场的军官向尸体吐了唾沫。
但这场政变真正改变的东西,不在那些被枪决的人身上。
哈桑二世在自己生日宴会上被自己的军官学校士官生包围,卫队被缴械,重臣被当场处死。这件事不可能不在一个国王的心里留下痕迹。政变之后,他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把军权交到了他认为最可靠的人手里——内政大臣乌夫基尔。一年后,乌夫基尔策划了第二次政变,目标是在空中击落国王的专机。哈桑二世再次幸存。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摩洛哥在两年之内经历了两次军事政变,每一次都差一点改写这个国家的走向。
张伟烈在礁石后面蹲着的时候,不知道这些后续。他只知道枪声从哪个方向来,哪扇门还开着,身边的翻译脸色发白,需要有人告诉他下一步往哪走。
他后来继续在摩洛哥待了几年,转任驻蒙古大使、驻泰国大使,一九八四年离休,二〇〇六年在北京去世,九十五岁。
在外交部的档案里,斯基拉特宫那件事被记录为“在驻在国突发政治事件中安全脱险”。没有更多的形容。
但他的亲属后来整理口述时问过他,一生中遇到最危险的一次是什么。他沉静了大约十分钟,然后说是摩洛哥国王宴会上的那场政变。
他之前在伊拉克当大使,任期内遇过二十六次政变。在抗日敌后从事活动时被俘过,经组织营救脱身。在广西剿匪时几次遭遇土匪袭击。这些经历加在一起,都没有压过斯基拉特宫那个中午。
一个打过十几年仗的人做出这种判断,说明那天宴会上发生的事,危险的程度不在于“响了枪”。危险在于枪响之后,所有的出口都被算准了,所有的退路都在对方的火力计划里。唯一活下来的办法,是在枪声还没停的时候,想起一扇和平时期留意过的、锁坏掉的传菜门。
那扇门在宴会厅侧墙上,窄,偏,平时没有人走。张伟烈在之前的宴会上走过它旁边,注意到它关不严。这个细节在和平时期毫无用处,在七月十日的斯基拉特宫,它是整面墙上唯一的缝隙。
新四军那几年留给他的,大概就是这种习惯:走到一个地方,先看出口。不是刻意看,是眼睛自己会扫过去。和平年代用不上,但用上的那一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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