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那张表的时候，我二十四岁，退伍回来快两年，在城南的国营红旗机械厂当钳工。

那年秋天雨特别多。十月的一个下午，我骑车去市邮政局给老家的母亲汇钱。汇款单填到一半，外头的雨就砸下来了，打在雨棚上砰砰响。我只好捏着笔，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雨小。

台阶角上有一张纸，半边被雨泼透了，边角卷起来贴着地砖。我本来不想弯腰，可那上面"招工"两个字印得又粗又黑，在我眼皮底下晃。我把它拾起来，抖了两下水。

是一张油印的表格。抬头一行字："市经济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招工登记表"。下面一栏一栏列着：姓名、年龄、籍贯、婚否、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有无海外亲友、身体健康状况。待遇那栏是手写的：月薪一百八十元，另有出差补贴，提供住宿。

一百八十元。我们厂里那个月的工资还没发，车间门口的黑板报上写着通知，说请大家体谅，先发半个月的生活费。我把表格折了两折，塞进工装上衣的口袋。

回厂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那张纸。不是因为它开价高。是"社会关系"和"有无海外亲友"这两栏。招个跑腿的办事员，问这些做什么。

晚上宿舍熄了灯，我坐在床边，就着一支手电把表格重新摊开。翻到背面，我看见了一行字，字很小，钢笔写的，笔画硬得像用尺子比着刻出来的：

如果你对这张表有疑问，后天下午三点，到这个地址来一趟。一个人来。 光明路七十三号，二楼。 别告诉别人。

我把那条纸夹进一本《机械制图》里，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照旧上班，摇着车床，铁屑一卷一卷地往下掉，心里却一直悬着，像吊了块生了锈的铁。第三天中午，我跟车间主任请了半天假，说牙疼得厉害，要去医院拔。

光明路在老城区，是条窄街，两边是灰扑扑的骑楼，卖锡箔纸和香烛的小铺子一家挨一家。七十三号是一栋三层的旧楼，外墙刷过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市轻工业局第二物资仓库"。

我在楼下站了两分钟。要是骗子，最多骗我点钱；要是正经单位，我这半天假也不算白请。我上了楼。

二楼是间大屋子，靠墙摆着一排铁皮柜，空气里有一股旧报纸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窗边坐着一个人，背对着光，低着头看报纸，看不见脸。屋子中间有张木桌，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蓝色中山装，头发很短，眼睛不大，可看人的时候，眼睛是不动的。

"坐。"他说，"我姓周。"

我拉开椅子坐下。他没问我叫什么，也没让我拿那张表出来。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差不多半分钟，才开口。

"从你厂里骑到这儿，路上过了几个红绿灯？"

我愣了一下。我想了想，说："四个。"

"第三个路口，拐角上有什么？"

"有个修车的摊子，一个老头，补胎的。"

"楼下门房里坐着的那个人，穿什么鞋？"

我后背一下子就有点发紧。我上楼的时候，门房里确实坐了个人，在低头纳鞋底。我回忆了一下，说："布鞋，黑面白底，鞋帮上有个补丁。"

老周点点头，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他问我当过几年兵，在哪个部队，退伍以后干过什么，家里有几口人，父母在不在，有没有亲戚在港在台在外面。我一五一十地答。问到一半，他忽然说："你在厂里，去年是不是管过一件闲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去年冬天的事。厂里进了批新设备，工艺卡片放在车间办公室。有天夜里我加班，回来拿工具，看见一个人蹲在办公室窗底下，借着路灯的光，拿着个小本子抄什么。我喊了一声，那人撒腿就跑，跑到围墙根翻墙出去了。第二天我报了保卫科，保卫科的同志来看了看，记了笔录，让我别声张，说会处理。后来就没了下文。

我点点头，说："有这回事。"

老周把缸子放下，说："那张表，不是有人丢的。是我们放在那儿的。"

屋子里静了。窗边那个看报纸的人翻了一页纸，声音很轻。

"放在那儿三天。"老周说，"你是第七个捡到的人。前六个，有的看了一眼就扔了，有的揣兜里再没拿出来，只有一个打了电话来问，问完也没来。"

"那你们……"我的嗓子有点干，"你们是什么单位？"

老周看着我，把话说得很慢："国家安全局。市国家安全局。"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遇上骗子了。可骗子不会先问你三个红绿灯，也不会记得门房里那双补了补丁的布鞋。第二反应是，我是不是碰上了拍电影的。

"你先别急着答应，也别急着走。"老周说，"我把话说在前头。"

他伸出一根手指，一条一条地数给我听。

"第一，这活儿不能跟家里说。爹娘不能说，媳妇不能说，将来有了孩子也不能说。你对外就说在物资公司上班，管仓库，跑采购。"

"第二，这活儿不出名。案子破了，功劳记在别人头上；出了岔子，你一个人扛。你这辈子别指望升官发财，也别指望谁给你送锦旗。"

"第三，"他顿了一下，"有危险。真出事的时候，不一定有人能替你挡。"

他数完，往椅子背上一靠，说："你现在可以站起来走。出了这个门，今天的事你就当没发生过，我们也不会再来找你。要是想干，下周一早上八点，还到这儿来。"

我坐在那儿，手上的汗把裤腿攥出了一道印子。我想起厂里那块黑板，想起欠了半个月的工资，又想起去年冬天那个翻墙出去的人影，想起保卫科记完笔录就没了下文的那本册子。我说："我要是来了，干什么？"

"先学着看人，学着记路，学着让别人记不住你。"老周说，"别的以后再说。"

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把街上湿漉漉的地面照得发亮。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很远，才想起来我今天是请了假来看牙的。我在街边买了一斤橘子，提着回了厂，逢人就说牙拔了，医生不让说话。

第三个星期一，我把那张表交了上去，正式借调。介绍信上盖的是市经济技术咨询服务公司的章，职别那栏写着"办事员"。

头一年，我干的全是"笨活"。

跟着老周在街上走，一天走上十几里。他让我记路：哪条巷子通哪条街，哪个院子有两个门，哪家铺子几点开门几点收摊。回来他随手一指地图，我要是答不上来，第二天再走一遍。

有时候是蹲守。冬天夜里，我缩在邮局对面一家铺子的门洞里，脚冻得没了知觉，就看着路口那盏路灯下进出的人。一晚上不干什么，就是记：几点几分，谁进去了，几点几分，谁出来了，穿的什么，拎的什么。天快亮的时候，我把记的东西用铅笔头写在一张烟盒纸上，折起来，交给来接我的人。

老周教过我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他说："这一行，最要紧的不是本事大，是沉得住气。眼睛要比嘴勤，耳朵要比眼睛勤。"

那阵子我学会了闭嘴。回厂里办档案的时候，原来的工友问我调哪儿去了，我说跑采购，成天在外头颠。他们信了，还说我会来事儿。老周给我定的规矩，我一样一样照着做：不抽烟，不喝酒，不在一个地方站太久，不留自己的相片，不跟人打听跟自己无关的事。

真正让我明白这一行是什么的，是第二年的春天。

那年三月，市电子元件厂的事情出来了。

那家厂前年引进了条新生产线，做的是一种新型元件，据说是部里排得上号的项目。去年秋天，一家挂着"港资"牌子的公司找上门来，说要合资，说是看中了这家厂的产能。谈了大半年，钱一笔没进来多少，人倒是派来了一个，姓傅，名片上印着"董事、技术代表"，四十来岁，穿西装，讲一口夹生的普通话。

老周把我叫去，跟我说这三条线：一条是那个傅某，来得太勤，走得太多；一条是厂里分管技术的副总工程师，陆工，最近半年不对头——迷上了打牌，输了不少，家里为这个闹过两回；还有一条，是傅某身边总有一个女人跟着，管文件，管行程，管他不见客的时候见谁。

"我要你去那儿。"老周说，"招工，进供销科。你就说从深圳回来的，在外头跑了几年供销，想回老家安生。"

"我干什么？"

"看陆工。"老周说，"先跟他做朋友。剩下的，等你看明白了再说。"

我进厂那天，把头发剪短了，换了双皮鞋，拎了个旧皮箱。供销科的人都好相处，中午在食堂排队，三两句话就混熟了。我说我在深圳那边的电子厂干过，后来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才回来的。没人多问。

陆工是那种不怎么说话的人。中午别人在食堂里打牌，他一个人端着饭盒，坐在窗边吃，吃完就去车间。一开始他没搭理我。后来有一回，厂里的广播站坏了，请了几个师傅都没修好，我在旁边插了句嘴，说那台机器的变压器怕是有问题。陆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懂这个？"

"在深圳，修过一阵子收音机。"我说。

就这么搭上了话。他喜欢下象棋，中午吃完就找人杀两盘。我棋臭，可有耐性，输了也不恼，他就愿意跟我下。下了小半年，他跟我讲他家里的事：老婆嫌他不顾家，儿子在读中专，他自己这些年跟项目跟得累。有一回喝了点酒，他拍了桌子，说"人这辈子图什么"。

我心里记着老周的话——眼睛要比嘴勤。我什么也不说，就给他倒酒。

铺开看清楚，是在五月。

五月里有两个晚上，陆工都留到很晚。厂的资料室在二楼走廊尽头，晚上只有一盏灯。我从值班室出来倒水，看见二楼那盏灯亮着，走过来又走过去，天亮前才灭。第二天他上班，眼皮是肿的，烟抽得比平时凶。

又有一回，我在厂门口的巷子里，看见傅某身边那个女人。她没进厂，就在巷口站着，拎着一个布袋子。过了十几分钟，陆工从厂里出来，跟她说了几句话，把一样东西放进那个布袋子里。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谁也不看谁。

我把这些攒起来，一条一条报上去。老周只回我一句：接着看，别动。

六月的一个晚上，我值夜班。十一点多，陆工又进了资料室。我装作去上厕所，在走廊尽头站住了。隔着那扇门，我听见复印机"嗡"地响起来，一页又一页。那种声音我太熟悉了，在厂里听了两年。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我不是没想过推门进去，也不是没想过记住他手里那些纸的样子。可老周说过，抓住一个人不难，难的是知道这条线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转身回了值班室，把时间、灯亮灯灭、复印机响的每一段，都写在了烟盒纸上。

三天后的后半夜，行动了。

那天夜里，我在厂区外一条巷子的拐角上，看见陆工把一只牛皮纸袋交给了那个女人。我跟着他们，一直跟到城外的一家招待所。剩下的不用我管了——那晚的事，我是第二天早上守在路边，看着一辆又一辆车进出，才慢慢拼出来的。

后来我知道，傅某那边不止一个人。那条线从这家厂牵到外头，牵了两年多。收网的时候，抓的不只是陆工，还有傅某和他那一摊子人、那家公司、那条从香港绕出去的路。

陆工被带走那天，我在厂里。他经过供销科门口，看见了我，站了一下。他的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恨，也不是怕，是那种终于不用再撑着的空。

他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也没说。

那年冬天，局里给我报了三等功。奖章装在个小木盒里，我拿回来，没敢挂在墙上，塞进了抽屉最底下。母亲来城里看我，问我吃饭的地方稳不稳当，我说稳当，在物资公司管仓库。她信了，临走还叮嘱我好好干、听领导的话。

老周那年退了。他退休前把我叫到那间老屋子里，屋子还是老样子，铁皮柜还是那排，窗边还是有人看报纸。他给我泡了杯茶，说："往后你带人。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明白。"

"这一行，最大的功劳，是没人知道你干过什么。"他说，"你干成了，街上照样是那样的街，厂里照样是那样的厂，人家该上班上班，该接孩子接孩子，什么也不会变。这就是我们要的。"

我说我懂了。

再往后，我在这条线上待了很多年。我换过好几个身份，进过好几家厂子，也送走过好几个同事。有些人走了就再没消息，档案上一个字也没有。每年清明，我会一个人去城郊那片坡地上站一会儿，那儿没碑，我就站着，抽完一根烟再走。

那栋老楼我后来又去过一次。绿漆全掉了，木牌也不见了。再后来那片地拆了，起了个商场，卖衣服和手机。我路过的时候，会想起那个下着雨的下午，台阶上那张被水泡皱的表格，还有那行钢笔小字——别告诉别人。

那是我二十四岁那年，捡到的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