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福建省苏区，刘畴西、谭震林等人接到中革军委部署，原闽西军区改称福建军区。名称看似只是调整，背后却是中央苏区军事体系的一次重新整合：部队、地方武装和各县游击力量，需要在统一指挥下承担保卫苏区、筹集粮秣和配合作战等任务。
这支军区的首任司令员是刘畴西，政治委员为谭震林，政治部主任李明光，参谋长杨海如，古柏、周子昆担任军区总指挥。几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是战场型将领，有的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也有人熟悉机关和群众组织。福建军区的特点，正是军事斗争与地方建设紧紧交织。
古柏在其中颇为特殊。他是江西寻乌人，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曾任寻乌县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并长期协助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寻乌调查》的形成，便与他的工作密切相关。
古柏还担任过红军第11军军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等职。由于拥护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和调查研究的主张，他在后来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中央红军长征后，古柏留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牺牲，年仅29岁。
福建军区成立之初，下辖独立第7、第8、第9、第10师，并设立两个指挥分部。独立第7师师长张瑞标，第8师师长韩伟、政治委员郭滴人，第9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张梁，第10师师长张荣发、政治委员张平凯。
杭永武泉指挥分部由郭清义负责，汀连宁清指挥分部则由杨遇易任总指挥。这样的设置，既照顾了闽西各地的地理联系，也便于把分散在县区的武装力量调动起来。
张瑞标出身农民，1929年参加红军，早年担任宁化县宁西游击队队长，后来做过红34师副师长。他熟悉当地道路和群众情况，部队在闽西行动时，常常依靠这种优势突破封锁。
有一次，红一方面军进入闽西作战，张瑞标带领敢死队攻打武平、宁化等地。战斗并不轻松，但他敢于靠前指挥，逐渐成为地方武装中的骨干。1934年7月，他在围歼钟绍奎部的战斗中中弹牺牲，年仅27岁。
第9师师长陈树湘后来也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广为人知的将领。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后负伤被俘，拒绝投降，壮烈牺牲。福建军区当年的编制虽然短暂，却汇集了许多后来在红军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
张平凯是其中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人。他是湖南平江人，1927年入党，参加过湘鄂赣和闽西苏区的创建，后来又在晋察冀、东北等地工作，担任过冀察热辽军区武装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
1955年授衔时，张平凯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山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90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与许多牺牲在战争年代的战友相比，他完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几个阶段。
福建军区各军分区的组建时间，是1933年6月。第1军分区司令员吴梦云，第2军分区司令员李韶九、政治委员张淡，第3军分区负责人霍步青，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伍修权。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军分区负责人不一定都来自单一的军事系统。霍步青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担任过政治宣传工作，也曾负责地下交通。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刘安恭等人前往苏区时，霍步青曾参与相关联络工作。
顾顺章叛变后，霍步青的身份暴露，中央遂于1931年将他调入苏区。到福建后，他不仅参与军事工作，还发动群众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为前线提供粮食和物资。遗憾的是，长期劳累加上疾病侵袭，1933年9月13日，他在福建宁化病逝，年仅31岁。
伍修权当时担任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将领。谭震林则在福建军区担任政治委员，后长期负责华东地区军政工作。韩伟、张平凯等人也在此后走上不同岗位，军区的组织经验由此延伸到更广的战场。
“地方上的队伍，能不能拧成一股绳？”这是当时摆在军区面前的实际问题。军区领导要处理的，不只是攻守进退，还包括兵员补充、伤员安置、粮食筹集和群众动员。正因为如此，福建军区既是作战机构，也是苏区地方政权的重要支撑。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福建各地的斗争环境迅速恶化。到1935年3月，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1935年4月，留守中央局作出决定，福建军区建制被撤销，部分人员转入地方游击战争。
从1933年成立到1935年撤销，这个军区存在时间并不长。它的负责人中，有人在战斗中牺牲，有人因疾病早逝，也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承担军政工作。名单背后，是一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维持根据地运转的组织网络，也是福建苏区武装斗争留下的一段重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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