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日，延安窑洞前，毛泽东会见从西安赶来的陈嘉庚。此时的陈嘉庚，已经在重庆、成都走访了两个多月，带着南洋华侨对抗战前线的关切，也带着一路观察后的疑问。
这位南洋华侨领袖，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抗战爆发后，他组织华侨捐款捐物，支援国内抗战。1940年春，他亲自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希望看看捐出去的钱究竟用在了哪里，抗战军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3月26日，陈嘉庚一行五人抵达重庆。当地安排了规模颇大的欢迎场面，三十多个党政部门派人参与，接待经费也相当可观。场面很热闹，礼数很周全，可陈嘉庚看在眼里，却没有多少轻松。
他本来就是实业家，最清楚钱该花在什么地方。战事吃紧，前线缺少药品和粮食，后方却大张旗鼓地铺排宴席，这种反差很难让他安心。对陈嘉庚而言，所谓礼遇若脱离了抗战实际，便很容易变成浪费。
3月28日，他在重庆励志楼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到场时，传令兵高声通报，周围人员随即肃立，气氛十分紧张。陈嘉庚后来回忆，这种场面更像宫廷礼仪，不像一位抗战领袖接见来自民间的客人。
这并不意味着陈嘉庚否定重庆方面的一切。蒋介石曾询问他对重庆的观感，他提到城市建设颇有气象，但人力车、汽车卫生状况较差。有关方面很快下令整顿，车辆表面确实收拾得干净了，可车底和车翼的泥土仍然厚重。
陈嘉庚看了一阵，只说：“这只是治标，根子还没有动。”
有意思的是，重庆方面越是急于做出一副整齐模样，他越能察觉其中的刻意。禁办酒席、整顿茶楼饭馆、临时修饰街道，这些举动看似有效，却更像为了应付来访者，而不是长期治理。
他还听说，接待宴会所在的嘉陵宾馆与孔祥熙有关。官员涉足经营，已经触及陈嘉庚十分看重的原则。陈嘉庚熟悉东南亚社会的公共规则，在他看来，掌权者更应避嫌，不能一面掌握公权，一面从商业利益中获利。
5月5日，陈嘉庚离开重庆前往成都。途中，他看到汉昭烈帝陵附近正在修建规模庞大的墓葬，打听后得知，这是为刘湘修墓。地方财政尚不宽裕，民众负担却不断增加，这种景象让他更加失望。
重庆给他的印象，归根到底不是城市是否繁华，而是权力与民生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帷幕。表面上的热烈接待，掩盖不了百姓承受的压力，也无法回答抗战究竟为了谁。
5月30日，陈嘉庚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山路并不好走，物资也十分匮乏，可抵达之后，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秩序：没有铺张的仪仗，没有层层叠叠的禁令，普通工作人员和来访学生可以直接走进院子。
6月1日，毛泽东在窑洞中会见陈嘉庚。毛泽东因事务繁重，头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修剪，穿着也很朴素。南洋来的学生不时进来，有人站在门口听，有人坐下交谈，谈话并没有被人为隔开。
当天的饭菜十分简单。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有土豆、豆腐和农家饭。陈嘉庚原本以为会有一只鸡，可鸡是邻居老大娘临时送来的，那只鸡平日还能下蛋，她家孩子生病，也一直舍不得宰杀。
饭菜刚端上来，毛泽东便面露歉意，说：“我的津贴有限，实在买不起肉，这只鸡是老大娘送来的。”
为了照顾陈嘉庚的饮食习惯，窑洞里还特意焖了一锅白米饭。在物资紧缺的延安，这已经不是普通饭食。陈嘉庚一路上吃过不少更丰盛的饭菜，却偏偏在这顿饭前感到踏实，因为主人没有拿公家的困难装点自己的体面。
随后几天，两人多次交谈。每当谈到南洋华侨和抗战募捐，旁边总有人来听，勤务人员也能坐在一旁。一次位置不够，一名迟到的勤务兵坐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没有斥责，只是向里挪了挪，给他腾出位置。
细节很小，分量却不轻。陈嘉庚观察的从来不是一顿饭，而是权力人物如何对待百姓，干部如何面对困难，组织能否把自身置于普通人之中。延安的窑洞没有重庆的排场，却让他看到了抗战队伍应有的样子。
离开延安后，陈嘉庚作出了明确判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他的判断里，这句话并非因为饭菜简朴，也不只是因为毛泽东平易近人，而是因为他从那些细枝末节中，看到了一个政党与民众共同承担困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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