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北京机场，周恩来、彭真以及各界人士，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结束了十六年的漂泊。他曾是桂系首领、中华民国副总统，后来一度代理总统。此时的他，却以普通归国人士的身份走下舷梯。

机场上的欢迎规格并不寻常。周恩来亲自到场，还安排李宗仁与溥仪见面。一个曾被称作“末代总统”，一个曾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两人的相逢，不只是个人重聚，更折射出新中国处理历史人物的方式。

李宗仁没有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关键并不在于一时冲动。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接连失利，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试图谋求和谈。

名义上，他坐上了最高位置，实际上却很难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南京政府内部，军政大权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清楚，自己这个代总统既要承担败局责任，又没有真正的指挥权。

解放军渡江以后，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寻找退路。李宗仁却没有立即去台湾。他与蒋介石共事、争斗多年，深知对方用人有明显的亲疏之别。自己手握桂系旧部，又曾长期与蒋介石抗衡，到了台湾未必能够安稳度日。

有人劝他尽快赴台，他只淡淡说：“去了那里，未必还有自主之日。”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却准确反映了他的顾虑。1949年11月，李宗仁以治病为由离开南宁，经香港转赴美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海外生活。

白崇禧后来去了台湾，李宗仁则留在美国。两位桂系人物走上不同道路，也使彼此关系逐渐变得复杂。李宗仁在海外并未完全放弃政治活动，还试图推动所谓“第三势力”，希望在国共之外寻找出路，但现实很快证明，这条道路难以真正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

真正改变李宗仁判断的，并不是某一次谈话，而是新中国展现出的处理旧政权人员的方式。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宗仁开始重新观察大陆。他注意到，新政权并没有把所有旧军政人物一概处置，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公开表达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这一信号传到海外后，李宗仁受到触动。他随后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意见，主张减少外部干涉，反对美国继续介入中国内政。

周恩来没有急于公开接触，而是通过李克农等人，与李宗仁的好友程思远保持联系。双方都明白，李宗仁的身份特殊，牵涉美国、台湾以及海峡两岸关系，任何一步走得过急，都可能让事情陷入被动。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战犯获得释放，名单中既有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也有溥仪。溥仪曾在日本扶植下担任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被苏军俘获，后被移交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竟然通过改造获得了重新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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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李宗仁的冲击很大。他托人购读溥仪的自传，仔细了解溥仪获释后的生活。李宗仁曾对身边人说：“连溥仪都能重新做人，我还有什么可怕的？”这句话虽带有个人判断，却道出了他心理上的重要转折。

溥仪获释后，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工作，后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从旧皇帝变成普通公民，身份的巨大变化，使李宗仁看到了一个事实：回到大陆，并不意味着必然遭到清算，关键还要看本人选择什么态度。

1964年，李宗仁公开发表意见，主张美国改善同新中国的关系。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白崇禧也曾写信批评他。李宗仁认为，白崇禧的态度受到了台湾方面影响，于是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

此时，毛泽东还托人转告李宗仁，大意是大陆欢迎他回来，来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合适，也可以再作安排。话说得很直白，却给了李宗仁最需要的安全感。对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又熟悉政治斗争的人来说，能否保留退路，往往比口号更有分量。

为了避免途中受阻，李宗仁处理了美国的房产和私人事务，没有直接从美国前往香港，而是先绕道欧洲，再经瑞士飞往香港，随后回到北京。这个过程看似只是路线安排，实际却包含了对台湾和美国方面反应的谨慎防范。

抵达北京后，周恩来把溥仪介绍给李宗仁。两人握手交谈，一个经历过皇朝覆亡，一个见证了旧政权败退海外。周恩来在场安排会面，既照顾了李宗仁的身份，也让这次归国有了特殊的历史意味。

归国后的李宗仁参观北京等地，对国家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并表示愿意为国家统一贡献力量。遗憾的是，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按旧式虚岁计算为78岁。 അദ്ദേ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