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日，是为了纪念1945年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版图。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这一纪念日的法律地位。 我们在铭记历史的同时也要看到，台湾的“光复”尚未全部完成，它是一个从武力到和平的历史长周期。本文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再光复”的深层内核：这不是对1945年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要让台湾彻底摆脱外部势力干涉与“台独”分裂势力的裹挟，真正回到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国家主权与治权的完整统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台湾再光复”是从武力到和平的历史长周期概念
所谓“台湾再光复”，就是将近现代中国统一台湾分成两个阶段，是一种历史长周期的文明概念。第一阶段用了50年，是以军事力量恢复对台湾的主权，但从晚清到民国的生产力尚不足以支撑全维度光复台湾。第二阶段至今近80年，共和国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台湾再光复”的底气。
第一阶段抗战胜利、收复台湾，本是二战秩序的成果，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无条件投降等。但在上世纪国际冷战体系下，美国却借由《旧金山和约》炮制“台湾地位未定”，以便将台湾纳入其西太平洋围堵链，并在联合国中维持蒋介石政权的席位，实现“以台制华”的战略。
其后20年内，新生的共和国通过对美、印、苏等国的外部博弈与战略调整，得以重返联合国，并在法理上继承与维护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国际间最终确立“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否定“中华民国”政权的合法性。
尽管如此，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核心并未动摇，转而以《与台湾关系法》接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来填补它的战略断层。此外在生产力方面，改革开放才刚起步的中国大陆，也还无法动摇美、日、台地区三角分工所奠定的生产与贸易垄断优势。
从这样的视野来看，大陆对台推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超过40年，除了历史远见之外，也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求使然。
以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为标志，大陆对台政策从“武力解放”转向“和平统一”，具体表现是停止炮击金门。
和平与改革开放为大陆自身争取到巨大的发展机遇：比如经济建设、脱贫攻坚与基础建设，并营造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外，自主创造的军工与军力已达世界顶尖，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与美国分庭抗礼或略胜一筹，从而在两岸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台海战略主导权。
事后来看，和平战略其实是主动顺势而为。它既为大陆自身创造发展壮大的时空条件，同时也将美国队的大量资源与精力继续耗在台湾与岛链上。结果一方面是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不断变强，另一方面却是万里之遥的美国长臂日渐力不从心，这种不可逆的发展局面决定了台海统一的物理壁垒将日趋式微。
当然，国家统一的现代方法论，必然是内外双线。而且，不论内线还是外线工作，国家统一都不可能是简单的“武力/和平二分论”。“和平统一”并不等于否定非和平手段，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
何况，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超过40年，虽然在外线争取到“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副作用却是台湾的政治意向距离“一个中国”渐行渐远。2019年大陆提出“两制台湾方案”后，岛上蓝绿两党却分别在其“政策纲领”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订中加以回绝。
当前问题不在“两制”，而在“一国”
但是客观来看，“一国两制”的问题并不在现状的“两制”，而是在“一国”的现状怎么解释与落实？
由于日本侵华与国共内战，台湾既没参与民国的建立，也没参与共和国的成立，如果不给当代台湾民众充分认识与认同“一国”的机会，“两制”就无从软着陆。因为当前台湾所有的拒统叙事，都是靠“中华民国”这个被非法改造的历史符号兜底，所谓“台湾国”则只是未曾实现的政治诈骗而已。
上世纪的国共内战，其实是岛上民众已经失忆或不熟悉的“国内阶级斗争”，而不是被蓝绿白政客忽悠的“一中各表”或“各表中华”。共和国取代民国，就是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阶级解放，只是这个文明迭代的进程因为美国介入而在台湾停滞下来。
1979年以前，国共双方在台海军事对峙，“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是以不同的阶级主体来维护中国统一的法统。至于台湾归属中国，已经是二战秩序的文明定谳，只不过台湾人被内战与冷战构造剥夺了中国继承权和参与权。
两蒋在台湾的统治意味着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最后遗留；1990年代以后，新兴本土资产阶级的统治继承“反共亲美”的路线，使台湾成为依附型新殖民地。但台湾当局只是依附美国的买办割据政权，它从未构建“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中华民国”这个政治符号既是“台独”的掩体，也是“台独”的诅咒。
无论“中华民国台湾化”或者“台湾中华民国化”，后蒋台湾当局对岛内外自称“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而，“中华民国”其实从未真正“主权独立”过──它在1912-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权，1949年以后则是“中国内战遗留与依附性买办割据的政权残壳”。
在历史上，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未完成的国家，而是一个从未真正开始的国家，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必须超越的过渡形态。台湾再光复的任务，就是要终结这个旧形态，让台湾人民恢复完整中国主权、并回到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上。
但是，过去40多年间，“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偏向交流、经贸融合、同胞情感，而不是尖锐的法理斗争。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确是外交胜利，但不等于岛内人民认知胜利。国际社会虽然承认“一中原则”，但买办割据政权控制下的台湾民众仍然相信“中华民国还在”。
毕竟当代台湾人从出生开始，“中华民国”就意味着“身份证、健保卡、学校、选票、户籍、税单、警察、军队、护照、日常行政与生活秩序”，而不是抽象法统或民族认同。换句话说，“中华民国”意味着三、四个台湾人世代的生活功能。
所以，从和平统一战略的具体步骤来看，对“中华民国”的处理存在“闭一只眼”的战术模糊，有其现实合理性。
比如给旧政权系统和旧社会结构留一条过渡道路，以争取和平谈判的空间；再如两岸往来实务通过白手套机制相互承认现行制度的功能，至今申办台胞证还需要“台湾地区旅行证件（‘中华民国护照’）”，就是一个例子。就连最近台生收到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都还明载台湾地区的身份证件号码。
但“闭一只眼”的战术模糊也造成台湾人民感受到交流红利，却未必理解法理归属；感受到大陆市场，却没有同步被教育“中华民国残壳”为何无法永久存在。这种战术模糊在早期具有降火功效，可拖久了就被台湾政客反向利用，借壳上市，形成“只要不宣布台独就可以永远维持现状”的政治幻觉。
“智统”与“不统而统”都是“和平统一”的新时代诠释
既然战术模糊的边际效益保质期已过，且边际成本日渐堆高，就要从战术层面上改弦易辙，而不是在战略层面改成机会成本更高的“武力统一”。事实上，1970年代以前未实现“反攻大陆”或“解放台湾”，历史就通往“和平统一”的方向了，这种转变在民族复兴的高度上其实是不可逆的战略。
1970年代以前的台海两岸被国际冷战的铁幕包覆起来，中国在当时相对贫弱，国家的发展局限于巩固政权和保障生存等相对单一的目标，国际社会与中国自身的期望值本不算高。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武力统一”后发生经济受损、社会混乱的现象，也是相对较低的成本。
但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是各国领袖纷纷示好或求援的大国，在动见观瞻的条件下开展对台军事行动，必然引发前所未见的国际反弹。
而且“两制台湾方案”意味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制度衔接、民心归附等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精细的制度设计和长期的民心工程。如果做不到，就失去统一的号召力与正当性。这种高成本与高期望值的治理目标，远不是1970年代以前所能相比。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面临新质生产力、全球治理与科技革命等多重战略任务，若在这种条件下选择“武力统一”，就不得不将大量资源投入台海危机的处理中，从而延误或干扰其他更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也正是美日菲以及台湾地区当局不断升高挑衅力度和频率，以阻断中国大陆“和平统一”战略的原因。
换个说法来看，“和平统一”加上“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配套，其实是诱导外部势力将心力和资源局限在台海的战略方法，让外力始终处于“想打打不起来，想走又走不掉”的战略尴尬与消耗。
中国真正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复兴，是以“和平统一”来掩护自身发展壮大。在解放外力盘据东亚格局的同时，中方还尽可能避免外力找到干涉内政、阻挠复兴的借口，美国队知道这一点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武力统一”已不存在打不赢的问题，问题是出在打下一个民心不稳又需要长期重建的台湾，却付出外交、经济、社会和资源的风险等巨大成本，明显划不来。换句话说，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的结果，不是让武力变得更容易，而是让武力变得更昂贵、更不划算。
台湾问题的处理，是检验近现代中华民族从弱乱到复兴的规准，也是见证新中国具备全球顶级地缘政治实力的试金石。这包括军事威慑、经济磁吸、民生保障、文明吸引力、制度进步性、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等综合实力，是否能超越内部压力与外部势力的干扰，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从这样的视野来看，1970年代以前对“武力统一”的尝试无法实现，就不是单纯因为军事手段无效，而是说明现代中国的统一已经是内外双线与多维度问题的总和，是中国迈向生产力复兴在全球体系内牵动的连锁问题。
“和平统一”不是否定武力，而是超越武力──以中国复兴起来的生产力为底座，用制度、利益、民心和国际格局的综合力量，来完成一个单靠武力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作为这种匹配国家发展实力的复合式战略，“和平统一”是包含武力手段，而不是依赖武力手段。
这样看来，倪永杰与高志凯两位专家称道的“智统”，或者朱卫东教授提出的“不统而统”，都是“和平统一”的新时代诠释。
只不过，除了国家战略层面的理解，还须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深处是人民解放的历史性任务，而不只是统一方式的技术性选择。“和平统一”不仅是一场针对国内的新型阶级解放战争，同时也是一种存在40多年应对国际的反围堵兵法。
基于对上述“和平统一”的性质认识，再回头看今年6月达利欧（Ray Dalio）那篇宏文《朝贡体系：新世界秩序》，以及今年7月王建民/陈柯言提出锐利的《坚持和统，反对武统，就是不统》，可以见得在互为镜像的乐观与悲观视角背后，解开台湾问题深层枷锁的钥匙，或许就藏在两者都忽略的阶级盲区里。
剑指“和平统一”才是“两国论”的战略目标
需要明确的是：1990年代以后非法建构“两国论”固然是后蒋台湾新贵为了“独占台湾”所为，但更是美国剑指中方“和平统一”的战略目标所需。因为，单凭蓝绿新贵并没有能耐异化“中华民国”成为“台独”掩体，他们必须依附在美国对华战略的卵翼下生事。
1978年12月，大约在中美双方决定建交的同时，大陆也决定了对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但在一个拥有朝鲜战争记忆的帝国霸权看来，像民国那样依靠军事行动和美国协助来收复台湾只是“弱统一”，有利于美方势力持续存在台海；可新中国如果和平统一台湾就是性质不同的“强统一”了，美方将完全失去介入台海的条件和理由，从而瓦解第一岛链围堵中国的霸权根基。
所以在1979年元旦公布的《中美建交公报》上，美方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认识到（acknowledge）中方对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在文字上埋下《与台湾关系法》的伏笔。
军售台湾未必是希望台海发生武装冲突，因为在美方看来，台海两岸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对峙状态，才是它在东亚称霸牟利的核心地基。军售台湾除了肥大军火商之外，还有助于这种对峙状态的维持。只是对峙的理由呢？
内战终有结束的一天，美国自己最清楚这一点。那么，“两国”就是维持台海两岸对峙的最佳理由了，毕竟美方也只认识到（acknowledg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
退一步来说，万一台海对峙玩失手时，至少要确保发生武力冲突的“弱统一”概率尽可能高于和平解放的“强统一”，才能确保东亚盟友需要美国霸权的存在，也才能提供美方制约中国的理由和机会。那么看来，“两国”仍然是最佳的战略操作，所以特朗普二度访华前夕的“Lowy—RAND报告”，才刻意使用专属“两国”之间的“并吞（annexation）”叙事来达到恐吓效果。
但是，美国和台湾地区勾连“两国论”以瓦解“和平统一”的时间，为什么要迟延10年之后才启动？
在1980年代，美国的首要战略任务是“联中制苏”。美方甚至愿意为此在1982年签署《八一七公报》，明文承诺要逐步减少对台军售。既然极度有求于中国，美方就没理由在台海搞“两国论”了。
何况岛内方面，中国内战残余的蒋家政权仍掌控台湾，在李登辉对着蒋经国还只敢坐椅面前1/3的时代，两岸对峙的性质是国内纵向的阶级矛盾，不存在“横向两国论”的生存土壤。
直到1988年蒋经国离世，美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叙事成为“历史的终结”后，岛内后蒋政学媒才搭上顺风车，对内对外将自己包装成“民主自由的灯塔”，同时将中国大陆形塑为“威权专制”。
紧接着苏联瓦解后，美方瞬间失去主要对手，中国的战略缓冲价值归零，华盛顿的全球战略便反过来防范“次要敌人”。1992年，美国国防部出台《国防规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DPG），实际就是将中国列为下一个战略防范与打击对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公海银河号事件、1996年美国双航母介入台海军演、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以及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本质上都是美方针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所进行的底线测试和地缘施压。
同一时期，重新启动台湾这颗棋子来遏制中国大陆，就成为美方欲破解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战略刚需。所以后蒋蓝绿新贵才敢于放开手脚，非法使用7次“变宪”来横造“两国论”。
从1979年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来，大陆定下的“和平统一”大政方针就是华盛顿务求破解的战略目标。其上策是维持台海两岸分裂对峙；其次是引发两岸武力冲突，并从中制造介入制约、再次制裁与围堵中国的局面。
否则，中方一旦“和平统一”，必加速美国霸权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末日倒数。
有了这样的视野，就明白自1999年李登辉生成“两国论”算起，2002年陈水扁“一边一国”、2008年马英九“不统不独”、2021年蔡英文“互不隶属”与2024年赖清德继承“互不隶属”，本质上都是美国“联中制苏”战略缓冲期结束后，后蒋蓝绿新贵执行美方剑指“和平统一”的同一系列战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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