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1915年3月弗伦奇对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一次访谈。他当时说：“弹药是一切进展的前提”（The New York Times, 23 March 1915）。在1915年春季的多次公开表态中，弗伦奇反复强调弹药短缺是西线僵局的根源，并警告“战争的延长完全取决于人员和弹药的供应”（The New York Times, 1915）。
约翰·登顿·平克斯通·弗伦奇，1852年9月28日生于肯特郡，1925年5月22日去世。他是骑兵出身，在南非战争中因解围金伯利而成为帝国最著名的军人之一。1912年出任帝国总参谋长，1913年晋升陆军元帅。1914年7月30日，他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指挥这支规模不大的职业军队开赴法国。
弗伦奇并非这个职位的天然后选。1914年3月，他因库拉事件被迫辞去总参谋长职务，起因是他书面承诺不会用军队胁迫阿尔斯特新教徒接受地方自治，这一承诺在政治上引发了严重危机。战争爆发后，基奇纳仍选择了他，部分原因是他在骑兵和远征作战中的声望，部分原因是他在军中资历最高。
基奇纳给他的指令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与法军合作，但不得危及英国远征军。1914-1918在线百科全书的传记作者尼古拉斯·劳埃德指出，这一“有些自相矛盾的指令”要求的是外交手腕、得体和一种不为琐事动摇的气质，而弗伦奇恰恰缺乏这些品质。他的个人勇气无可置疑，但他“情绪化，有时小气且高度紧张”。
1914年8月的蒙斯战役是弗伦奇与德军首次交手。英军以两个军的兵力面对德军第一集团军的压倒性优势，弗伦奇下令撤退。他在1915年的一次访谈中将这次撤退描述为“战略撤退”，并称“我们的小规模正规军”的“顽强坚韧”使其得以在“压倒性劣势”下保全。撤退本身在军事上是必要的，但弗伦奇与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里安在勒卡托的冲突由此开始。
8月26日，史密斯-多里安在勒卡托自行决定进行一场后卫战斗，并未完全遵照弗伦奇的命令。这场战斗本身在战术上是合理的，它迟滞了德军的追击，为撤退争取了时间。但弗伦奇将此视为不服从和“不忠诚”，此后在整个1914至1915年间与史密斯-多里安持续冲突，劳埃德评价这种冲突“令人沮丧地缺乏职业精神”。
马恩河战役是弗伦奇指挥记录中最具争议的节点。霞飞在回忆录中记载，1914年9月5日，即战役开始前一天，他驱车前往英军司令部，向弗伦奇展示了他的计划，“以英国的荣誉相吁请”。弗伦奇“伸出手说：‘我将尽一切可能。’”但霞飞同时指出，弗伦奇此前一直在考虑继续撤退，需要“法国政府”介入，通过基奇纳向弗伦奇下达留在战线上的指令。
弗伦奇在《1914》一书中为自己的角色辩护：“我为英国陆军声言，我们执行了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在巨大抵抗面前对各条河流一线的快速渡越，以及我们出敌不意地出现在对抗法国第五和第六集团军的敌军撤退路线上，实际上对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他也承认，“在某些方面，这一点会被激烈争议”。
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从1914年10月19日持续至11月22日，几乎摧毁了英国远征军。弗伦奇命令部队发动进攻，英军与同样展开攻势的德军正面相撞。战役结束时，这支“可怜的小陆军”已经不复存在。弗伦奇在战后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支小规模职业军队在蒙斯、马恩河和伊普尔的表现之上，但指挥这些战斗的代价是他的部队被消耗殆尽。
1915年4月至5月的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史密斯-多里安再次质疑弗伦奇的命令，反对进行反复而无成效的反击，并要求撤退。弗伦奇认为他“不断拆台”，史密斯-多里安于5月6日辞职。这一冲突的实质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它反映的是弗伦奇在消耗战中缺乏清晰的战术框架，而他的下属指挥官开始在血的教训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1915年9月的洛斯战役是弗伦奇指挥生涯的终点。战役的作战指挥官是黑格，黑格坚信应该“全力”进攻以寻求突破，并主张在突击前使用氯气。弗伦奇倾向于一场“更为有限和成比例的攻势”，但他“要么不愿、要么无法坚持这一点”，让一场关于攻势范围和目标的严重分歧在自己与黑格之间公开化。
弗伦奇保留了总预备队——第十一军的两个师——作为控制日益独立的黑格的杠杆。但当总预备队未能在需要时介入时，责任落在了弗伦奇身上。百度百科的条目概括为“因在战斗中不当使用预备队被解职”。1915年12月15日，黑格接替了他的职务，弗伦奇回国出任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
“弹药，弹药，除了弹药什么都没有”这句名言，在今天读来更像是一种诊断而非抱怨。弗伦奇正确地识别出西线战争已经变成一场工业能力的较量，英国陆军的弹药产能远不足以支撑一场消耗战。但他未能将这一诊断转化为有效的战术或战略。他抱怨弹药短缺，却在洛斯战役中未能集中使用他手中有限的资源；他强调战争将是长期的，却在指挥中反复表现出对保存部队的过度关注和对进攻机会的消极态度。
弗伦奇离任时发布的告别命令写道：“我怀着最坚定的信念，相信他们辉煌而英勇的努力所迎来的光荣结局并不遥远”（The New York Times, 1915）。这句话与他在1915年3月宣称的“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对胜利充满信心”形成了呼应，也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对照：弗伦奇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但他的判断在1914至1915年的实际战局中反复被证明与战场的真实节奏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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