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山西平顺县川底村，赵树理端着饭碗坐在农民中间，听他们谈并社、扩社，也听谁家牲口出了毛病、谁家夫妻闹了别扭。对作家来说，这些并不是闲谈，而是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
川底村并非赵树理第一次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黄河日报》编辑部在这里工作，与郭玉恩、李顺达等当地农民相识。多年以后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他发现山村还是那几道山梁，乡土饭依旧是那个味道，可村民说话的口气变了，生产的劲头也变了。
这种变化，正是《三里湾》的出发点。赵树理没有把农业合作化写成一纸文件，也没有只写会议上的口号，而是把它放进农具、土地、牲口、婚姻和家庭矛盾之中，让一场制度变化落到普通人的日子里。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少年时期，他接触上党梆子和民间曲艺，后来又在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这些经历，使他既熟悉乡村语言，也懂得怎样把民间叙事转化为文学表达。
1927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29年又因“共产党嫌疑人”被捕，1930年5月获释。此后多年，他做过教员、差役，也替人刻讲义、批改作业。生活的坎坷，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社会阶层。
赵树理真正形成创作风格，靠的不是书斋里的推演，而是长期调查和基层生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根据地从事宣传、编辑和文化工作，逐渐明确了一个方向：作品要让农民看得懂，也要写出农民心里的难处。
1943年，他根据山西辽县农村调查中的真实案件，写成《小二黑结婚》，随后又创作《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它们受到欢迎，并不只是因为故事通俗，更因为人物说的是乡村里的话，矛盾也是农民每天可能遇到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面对的是另一种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改变了土地关系，但如何组织生产、如何提高效率、怎样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仍是摆在基层干部和农民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个转变不能只靠报纸上的几句话说明白，必须到生活里去观察。
1951年春，赵树理来到长治专区，参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动员和建社工作。3月，他进入川底村。一个月后，川底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赵树理看到的，不只是社员报名入社的场面，还有分配办法、劳动积极性、农具使用以及邻里关系等一连串细节。
到了1952年，他再次来到川底村，参加合作社扩建，并在秋冬间住了三个多月。他和农民一起劳动，参与修补房屋、改进农具，也帮助调解家务纠纷。饭场是他常去的地方，村民吃饭聊天，他便坐在旁边听。许多后来写进小说的性格和冲突，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有意思的是，赵树理并没有急着动笔。1951年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建社过程，却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生活面貌。直到更深入地接触生产、分配、并社和扩社，他才认为材料真正成熟。作家需要的不只是“听说”，还要知道一项政策落到村里后，会怎样改变每个人的盘算。
1953年冬，他开始创作《三里湾》。小说围绕秋收、扩社、整社和开渠展开，写旗杆院周围几户农民的生活，也写两对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表面看，故事里有家庭争执、婚姻选择和邻里口角；往深处看，却是不同思想观念在农村转型期的碰撞。
赵树理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农业合作社要不要扩大，对有疑虑的人应当怎样说服。这个问题没有被他处理成简单的好人坏人对立，而是放进人物各自的生活处境里。有的人担心吃亏，有的人舍不得土地，有的人看重集体力量，也有人只想借改革谋取私利。
写作过程中，他原计划把小说分成“一夜、一天、一月、一冬”四部分，后来因对最后一部分的生活准备不足，放弃了“一冬”。这个取舍很能说明他的写作态度：宁可少写，也不愿用没有充分生活依据的内容填满篇幅。
1955年1月，《三里湾》开始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同年5月出版单行本。小说很快引起广泛反响，随后被改编为话剧、评剧、花鼓戏、粤剧和连环画。195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彩色故事片《花好月圆》上映，郭维担任编剧并导演。
作品的传播并不意味着争议消失。有人认为小说对农村阶级斗争写得不够，电影又因较多表现家庭和感情生活而受到批评。后来，影片遭到禁映，赵树理本人也在特殊年代受到冲击。1970年9月23日，他在太原去世，终年64岁。
《三里湾》的写作前后，连接着赵树理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乡村教育、革命工作、基层调查，以及对民间语言的长期积累。它写的是一个山村，却把合作化进程中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思想变化，压缩进了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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