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江西吉安东固与兴国交界的方石岭，红四军军长站在山口，盯着雾气中的一条窄路。这里最宽处不过4米，却即将成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关键战场。山外，是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第52师；山上，红军已经悄悄占据了制高点。
方石岭并非寻常山口。主峰海拔约1050米，峰峦连绵，溪谷深切，唯一通行的古道蜿蜒穿过隘口。隘口两侧山势陡峭，东侧还有瀑布和深潭。这样的地形，平日难行，战时却最适合伏击。
第52师由师长韩德勤指挥，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兵力在万人左右。第三次“围剿”开始后，这支部队从兴国方向推进，沿途不断搜索红军主力。可红军早已转移，国民党军走了近一个月，既没有找到目标，粮秣和体力也消耗得厉害。
掉队的士兵越来越多，病员无人照料，队伍中甚至出现了私自离开的情况。韩德勤担心遭到袭击，曾提前派出一个排到方石岭隘口警戒。偏偏在红军即将抵达的清晨，大雾遮住了山路，警戒部队见四下无动静，便撤回去吃早饭。
就在这短短的空当里，红军赶到隘口。
红军迅速控制两侧山头，把机枪集中起来，封锁唯一通道。有人后来回忆，山口像突然合上的铁门，原本可以通过的道路，顷刻间变成了无法穿越的火网。
一个多小时后，第52师大队人马进入峡谷。队伍拥挤在狭窄道路上，前后相接，转身都困难。枪声骤然响起，手榴弹从山腰落下，红军的火力从两侧压来，密集的队列顿时混乱。
“不要停，往前冲！”军官们不断催促。
可是，前方隘口被封，左右又是峭壁。士兵们被迫向东侧峡谷逃散，那里有一道落差六十多米的瀑布，谷底河水湍急，稍有失足便难以生还。有人坠崖，有人跌入深潭，更多人因无路可走，只得放下武器。
这场战斗持续数小时。第52师遭到重创，五千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步枪、机枪、弹药和骡马等大批物资，方石岭由此成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著名战例。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没有把俘虏一概关押，而是实行自愿去留。愿意参加红军的，可以留下；想回家的，则发给路费。这种处理方式，既是对俘虏政策的执行，也在瓦解对方军队时起到了作用。
被俘人员中，有一位团长刘嘉树。他是湖南益阳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在军校系统担任教官。后来担任红军干部的萧克，早年就接受过他的训练。刘嘉树还曾给萧克书籍，并帮他办理返乡乘车证明。
因此，萧克得知老师被俘后，专门前去探望。师生再次见面，一个身在红军阵营，一个刚刚成为俘虏，身份已经完全不同。萧克为他松绑，并说明红军的安排：“愿意留下，就留下；想回去，也不为难。”
刘嘉树没有选择参加红军。刘畴西、左权等人都曾劝他留下，肖劲光还建议他担任教官。以他的资历，确实能够在红军中发挥作用。但他仍然决定离开，领取了两块银圆作为盘缠，于1932年返回南昌。
回去之后，刘嘉树并未就此退出军界。他重新进入原有体系，先后升任旅长、副军长、军长，并担任过集团军代司令、兵团司令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将。那次被俘经历，没有立刻阻断他的仕途，反而被他藏进了履历深处。
历史的转折并没有停止。解放战争期间，刘嘉树再次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后来被送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昔日统率部队的中将，最终成为管理所中的一名战犯。1972年3月3日，他在抚顺病逝。
同一场战斗中，刘嘉树手下还有一名普通士兵，名叫曾国华。这个广东五华人早年参加粤军，后来随部队编入第52师。多年军旅生活让他看清，自己不过是被推到前线的普通士兵。方石岭被俘后，他没有领取路费回乡，而是主动选择留下。
曾国华进入红军后，从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连战士做起。起点不高，却打仗勇敢，执行任务坚决，很快加入组织并升任连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担任渡河突击队队长，带领二十多名队员伪装接近黄河东岸。
船靠岸后，曾国华率先跳下船，带队冲击敌军阵地，夺取重要碉堡。凭借这次行动，他由连长升任红五团副团长。几年之内，一个普通俘虏完成了从战士到团级干部的跨越。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役中，曾国华任八路军营长，负责截断日军退路。他指挥部队占领高地，堵住公路，炸毁多辆汽车，并带队同日军展开近距离战斗。此战后，他所在部队因作战顽强受到表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国华继续担任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参谋长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方石岭的两名俘虏，后来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带着两块银圆离开，最终在多年后成为阶下囚；一个放弃回乡机会留在红军，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开国将领。战场上的身份可以在一日之间改变，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那一刻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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