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礼炮声刚刚停歇，毛泽东没有立刻返回休息，而是询问支前模范代表是否已经到齐。人群中，一位穿着朴素、神情拘谨的河北妇女，正站在队伍里。她叫戎冠秀。
毛泽东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戎冠秀用带着乡音的语调回答：“主席好，我叫戎冠秀。”毛泽东听后说道：“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
一个普通农妇，为什么会被毛泽东记住？答案并不在一场会议里，而在太行山的村庄、伤员藏身的山洞，以及无数个为八路军赶制军鞋的夜晚。
1896年9月29日，戎冠秀出生在河北平山县胡塔沟村。她家境贫寒，十五岁时按父母之命出嫁，与李有共同靠种地谋生。那时的农村妇女，很少有机会走出家庭，更谈不上参与政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平山县很快受到战火影响。戎冠秀一家辗转躲进下盘松村，生活更加艰苦。一次冬天，家中粮食即将断绝，一名八路军战士送来一瓢黑豆。东西不多，却让她的三个孩子熬过了寒冬。
这件小事改变了她对八路军的认识。她后来常说，正是那一瓢黑豆，让她明白子弟兵不是高高在上的队伍，而是与百姓同甘共苦的人。
随着抗日根据地建设展开，农会、妇救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戎冠秀开始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替部队筹粮、做鞋、传递消息。她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一股认准了就不回头的劲头。
1938年2月，戎冠秀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担任妇救会主任，动员妇女赶制军鞋。白天忙农活，夜里纳鞋底，蚊虫叮咬也顾不上。她对乡亲们说：“战士们穿着鞋才能走山路，鞋底一定要结实。”
征兵工作推进时，不少乡亲舍不得让家中男丁参军，这种顾虑完全可以理解。农家一个壮劳力，往往就是全家的生计。戎冠秀没有只劝别人，便在征兵会上表态，要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去参军。
她的行动比多少劝说都有效。乡亲们看到这位母亲敢于把亲生儿子送上战场，许多家庭逐渐打消顾虑。下盘松村的参军人数增加，妇女支前也开展得更加扎实。
戎冠秀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她救护伤员的经历。1942年日军大扫荡期间，一名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摸进村庄。戎冠秀发现后，先带他寻找隐蔽处，后来又冒险把他转移到山洞。
洞口离地面很高，伤员无法攀爬。枪声越来越近，她蹲下身子，让战士踩着自己的肩膀，硬是把人托进洞里。安置好伤员后，她又出去观察敌情，确认安全才返回。
伤员后来被送到她家中养伤。她把自己的床让出来，喂水、换药、寻找食物，细心照料这名年轻战士。临别时，战士喊了她一声“妈妈”。戎冠秀当时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姓名。
一年多后，两人在晋察冀边区的表彰活动中再次相遇。那名战士已经成为连长，并被评为战斗英雄。戎冠秀这才知道，他叫邓仕均。一个称呼，连接起的不是私人亲情，而是根据地军民之间的信任。
“戎妈妈”的名字由此传开。1948年4月，中共中央在河北阜平城南庄期间，聂荣臻向毛泽东介绍过这位支前模范。毛泽东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也记住了它背后的群众基础。
1949年9月，戎冠秀作为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成立。典礼结束后，毛泽东专程来到支前模范代表中间，与大家逐一握手。
当毛泽东说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时，戎冠秀流下了眼泪。对她而言，这份称呼不是荣誉装饰，而是多年支前、救护和动员工作的认可。
回到平山县后，她仍旧下地劳动，生活没有因为受到接见而改变。她不把功劳挂在嘴边，也没有脱离土地。村民眼中的戎冠秀，依然是那个做事麻利、说话直爽的农村妇女。
1951年，她的三儿子李兰金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面对阵亡通知书，戎冠秀承受着母亲难以承受的痛苦，却安慰家人说，孩子是为国家牺牲的。她把个人悲痛压在心底，继续关心部队和烈属。
1978年8月，她的大孙子李耿成参军。村口那棵白杨树，是三十五年前儿子离家时她亲手栽下的。树已长大，家族中又有人穿上军装。戎冠秀一家三代与人民军队的联系，也在这一刻留下了清晰印记。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聂荣臻委托秘书发去唁电，称她所代表的军民鱼水深情，曾鼓舞晋察冀边区人民和子弟兵，并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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