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武装的来路并不简单。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在大陆战场接连失利，部分部队从云南方向退入缅甸。李弥率领的第八军残部，也在其中。
李弥曾经是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将领。1948年，他出任第十三兵团司令，所辖部队包括第八军、第九军等嫡系力量。战场失利后，他本人退往台湾，原有部队却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缅甸东北部重新寻找生存空间。
当地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有限。残军与地方势力相互利用，又依靠鸦片贸易和武装活动获取钱粮，逐渐从一支败退部队变成了影响边境秩序的地方武装。
缅甸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多次清剿之后，残军虽有损失，却总能依靠地形退入深山。缅甸军队一旦追到边境附近，便必须考虑与中国发生误会，行动受到很大限制。
更麻烦的是，残军熟悉这一点。他们常常越过边界袭扰，发现形势不利便立即撤回。中国边防部队追到边界，只能停下脚步。毛泽东对此有过明确要求：追歼敌人不能越过国境，避免被人利用，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这条纪律，残军摸得很透。有时他们刚退过边界，便故意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整理装备。边防官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不能跨过界线开火。
1953年至1954年间，台湾方面在国际压力下安排撤走大批残军，但仍有人留在缅甸。名义上，这些人已经与台湾没有关系，实际上却保留着联系，并继续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活动。
有意思的是，残军撤退后并没有立刻消失。经过几年经营，他们重新扩充兵力，控制道路和村寨，甚至对缅甸东北部部分地区形成事实影响。到1960年，缅甸政府面对的已不是零散逃兵，而是一股拥有武器、地盘和补给渠道的武装力量。
这一年，中缅关系出现了关键变化。经过多年谈判，两国于1960年1月签订边界条约和友好互不侵犯条约，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取得重要进展。边界关系稳定下来，也为两国共同处理残军问题创造了条件。
缅甸方面于是向中国提出请求，希望中国派兵协助剿匪。这个请求十分特殊。两国刚刚解决边界问题，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划清范围，既要消灭残军，又不能让行动变成中国单方面进入缅甸。
中缅双方随后签订联合捕歼协议，划定了部队进入缅甸的区域和纵深。中国军队只能在指定界桩之间行动，进入缅甸境内的距离也受到限制。缅甸军队负责另一方向，双方各有任务，避免误伤和误判。
中方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负责协同，缅方则由山友将军负责指挥。丁荣昌长期负责边境事务，对这批残军的行动特点十分熟悉。他曾说过，敌人最擅长的不是硬拼，而是突然袭扰，见势不妙便撤。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对此战十分重视。作战区域气候炎热，山谷纵横，毒虫密集，运输和通信都很困难。部队向前推进时，车辆不能开灯，战士们挤在篷布遮盖的卡车里，尽量不发出声响。
途中，一辆车停下休息，排长反复提醒战士：“枪带好，别走远，回来别上错车。”话很朴素，却说明行军保密到了什么程度。夜色、山路和陌生地形，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暴露目标。
1960年11月21日傍晚，进攻命令下达。部队连夜徒步接近目标，部分战士在背包上做出简单标记，手臂上系白毛巾，用来辨认友军。没有复杂设备，靠的是纪律、经验和彼此之间的默契。
天亮前后，先头部队抵达残军据点附近。出人意料的是，寨内的残军毫无察觉，有人躺着抽水烟，有人在晒被子，还有人在空地上打球。哨兵虽然站着，却不时回头张望，显然没有想到真正的进攻已经到了眼前。
这场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并没有让解放军放松警惕。随着指挥员下令，各部队从多个方向压上去，联合剿匪作战正式展开。那个曾经把边境当成退路、把界线当成护身符的残军集团，终于失去了可以反复利用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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