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美国总统尼克松结束讲话，章含之站在他的身旁担任翻译。尼克松忽然转过身，对这位中国女翻译说了一句赞扬的话。章含之没有马上翻译，反而红着脸低下了头，周恩来见状，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礼貌性会面。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长期隔绝后的重大转折。现场每句话都要准确传达，稍有迟疑，便可能影响气氛。偏偏尼克松的称赞来得突然，打乱了章含之原本严谨的节奏。
尼克松说的是：“你的翻译非常好。”随后，他又称赞章含之的表达清楚、用词准确。章含之没有想到，美国总统会在公开场合直接夸奖自己，一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唐闻生赶紧接过话头，把这层意思翻译给在场人员，替她解了围。
周恩来听完，抬头大笑。这个笑，并不是取笑章含之，而是对她工作的肯定。外交场合讲究分寸，可过于紧绷也容易让交流失去自然。尼克松的玩笑和章含之的腼腆，恰好让严肃的会场出现了片刻轻松。
章含之能够站在这样的场合，并非偶然。她出生后不久被章士钊收养，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少年时期，她一度迷恋话剧，甚至想成为演员。章士钊却认为，女儿应当把功夫放在读书上。这个选择，后来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1949年前后，章士钊参与北平和谈，并决定举家迁往北京。上海长大的章含之，对这座北方城市并不适应。冬天寒冷，街面冷清，生活习惯也完全不同。可她没有停留在眷恋之中，很快投入新的学习环境。
1953年高中毕业时，章含之原本考虑报考清华大学建筑、水利等专业，也考虑北京大学中文和新闻专业。学校却建议她学习外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社会上对外语学习存在复杂情绪，她自己也并不情愿。
回家后，她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章士钊没有再替她作决定，只说：“外语也是一门学问，天地很宽。”这句话看似平常，却让章含之逐渐明白，语言并不只是谋生手段，也可以成为沟通国家与国家的桥梁。
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后，章含之苦读英语。1956年，章士钊曾向周恩来提起女儿，希望她毕业后能留在北京。章含之得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应当靠本事选择去向。她甚至对父母说，毕业后不一定留在北京。
这场争执没有改变她的性格，反而说明她十分在意独立。她不愿靠家庭关系获得机会，更希望用实际能力证明自己。后来，她凭借英语和文学方面的基础，逐渐成为学校里的骨干教师。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岁生日，章士钊带女儿参加家宴。席间，毛泽东注意到章含之，询问她教什么课程，是否喜欢文学。得知她长期教授英语后，毛泽东提出请她讲英语。
从1963年元旦后开始，章含之陆续为毛泽东讲授英语。毛泽东称她为“章老师”，对词义、语法和外国文学都很有兴趣。多年以后，毛泽东又建议她到外交部门工作，并说中国需要能说、能写、有勇气的女外交工作者。
1971年7月，中美双方宣布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为迎接美国代表团，翻译和礼宾准备随即展开。1972年1月，美国先遣人员抵达北京，章含之承担了重要翻译任务，在一次次会谈和接待中积累了经验。
有一次，美方人员在上海参加宴会时没有及时回敬祝酒，接待人员颇为不满。后来章含之向对方解释了中国宴会中的礼节，也说明北京方面已经注意到这一误会。她没有把责任推给任何一方，而是把事情讲清楚，避免了气氛继续僵化。
尼克松访华期间，章含之参与接待、会谈及翻译工作。她面对的是总统、国务卿和众多外交官，既要准确传达语言，也要听懂话语背后的分寸。翻译不是简单替换词语，尤其在重大外交场合，一个语气、一处停顿，都可能产生不同效果。
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在有关讲话中谈到，中美两国虽然相隔遥远，但通过这次访问，彼此距离已经缩短。章含之翻译时一度把一万七千英里说成了七千英里，周恩来立即提醒她数字有误。
章含之很快改正。尼克松却顺势笑道：“那样更好，中美两国的距离不是更近了吗？”周恩来听到这句话，又笑了起来。此前尼克松对章含之说“翻译得非常好”，她已经羞得低头；此时面对两位领导人的调侃，更是难掩笑意。
会场里的笑声很短，分量却不轻。它来自一次准确翻译后的认可，也来自紧张外交进程中难得的松弛。章含之没有因为那次失误停住脚步，尼克松也用一句机智的话，把可能尴尬的瞬间变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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