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点05分，我打了三十多个电话，太原分公司没一个人接。
我管了三年华北区市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北京这边有个急活，宣传物料全压在太原的仓库里，晚一天就要多付八千块钱的仓储费，下周二客户就来看现场了，时间卡得死死的。
我坐在工位上挨个拨号码，前台没人，库管没人，市场部的老周也没人。打到第37通的时候，我听见话筒里传出一片此起彼伏的鼾声。
我去了趟太原，才知道什么叫当地午休氛围有多浓。
我是江苏人，从小在苏州长大。我们那边的习惯是中午12点下班，12点半吃完饭，下午1点准时开工。这在我们那儿跟日出日落一样自然。
接到太原这个活的时候，领导还专门嘱咐我：“那边节奏跟咱们不一样，你去了多体谅。”
我想再不一样能不一样到哪儿去。
太原分公司的办公室在长风街一栋写字楼的12层，我是下午2点20到的。推开玻璃门，整个办公区安安静静。前台小姑娘趴在桌上睡，肩膀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往里走，市场部三张桌子横七竖八，老周仰在椅背上，嘴张着，一只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踢到了过道中间。技术部的小刘干脆用两把椅子拼了个午休床，整个人蜷在里面，胳膊挡着眼睛，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啃完的苹果。
我站在过道中间，低头看了眼手机。2点24分，星期四。
隔壁办公室的窗帘拉得严实，唯一的光源是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屏保。空调的压缩机嗡嗡响着，角落里有人打着节奏稳定的呼噜。我推了推老周的肩膀，他哼了一声，翻了个身，又睡过去。
我找了把空椅子坐下，掏出笔记本电脑，打字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响。
3点10分，老周醒了。他揉着眼睛看见我坐在对面，愣了好几秒，然后说了一句：“王总，你……没睡啊？”
我说我中午吃过饭了，直接过来的。
他点点头，把鞋穿好，又看了眼墙上的钟，自言自语说今天醒得早。我说下午还有一堆事要对接，老周说，没事，来得及，晚上我们加个班。
他说的“晚上”，我后来领教了，就是五点下班以后，从五点干到六点半，差不多相当于我们那边一个完整的下午班。
我在太原待了12天，每天都在跟这种节奏较劲。下午两点发过去的文件，最快也要四点才能收到回复。客户那边约好的三点会议，经常拖到三点四十人才齐。
工厂的现场照片，说好了第二天上午给，第二天中午还没落地。我跟我媳妇打电话说，这边像是把我扔进了一池子蜂蜜里，怎么使劲都抡不开。
媳妇在电话那头笑，说你要是实在受不了，就按你那套来。
我真的按我那套来了。第四天早上，我九点准时到分公司，拿着一个U盘，里面是我熬到凌晨一点改好的方案，当天下午要跟太原这边的合作方过一遍。结果我到了才知道，客户那边的人根本没来，改到了明天早上。
我坐在工位上，肩膀发酸，后槽牙紧了紧。老周端着一杯茶过来，灰白色的茶叶梗在杯里打着转。他看了我一眼，也没多劝，就撂下一句话：“王总，你天天这么绷着，不累啊？”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我跟几个同事在楼下的小馆子吃面。老周说这家店的刀削面是太原老字号，我们一人要了一碗面，点了两个凉菜。
面端上桌的时候，老板娘把第三碗面放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她整个人往柜台上一趴，就睡着了。
我抬头看了看店里。八张桌子，七个客人，连人带面一起一动不动。一个穿校服的初中生趴在桌上，校服袖子压着一本练习册，脸贴着桌沿，过了好一会儿才含糊地说了句梦话。门口趴着一条黄狗，四脚摊开，肚皮贴着地砖，呼吸平稳。
我把面吃完，起身去前台买单。老板娘醒了，正拿手背揉眼睛。她看了我一眼，满脸写着“你吃这么快”的疑惑。我的筷子刚放下一分钟都不到。
从面馆出来，我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对面街边的长椅上，一个穿着工装的大爷拄着安全帽打盹，安全帽歪在膝盖上，整个人弓成一只虾。
我掏出手机，又看了眼工作计划，今天下午两点到五点的空档，在太原这个地方，像是一段被谁从时间里抽掉了。
第8天，我回了趟家，参加儿子的小学家长会。儿子今年上二年级，班主任在讲台上讲了一节课的“学习习惯培养”，最后掏出一张午休时间表，说从下周开始，二年级中午12点10分必须入睡，1点50起床，这是学校统一要求的。
我坐在教室后排的塑料凳子上，捏着那张时间表。一个太原的朋友给我发微信，说你儿子在太原读书的话，中午固定两个小时午休，雷打不动，你回去可别提江苏那套，会遭人记恨的。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没回。
我媳妇在苏州那边的工作是广告行业的，每天中午只有45分钟吃饭，她说她的同事们把“午休”两个字从字典里删掉了。办公室的冰箱里塞满了冰美式，一杯下肚，下午的会还能顶两个钟头。
我给她打电话说太原这边的情况，她说，那我可活不了，我一点钟要是不续上那杯咖啡，下午人都是糊的。
我跟媳妇商量，要不先让我妈去太原帮衬一段时间，孩子中午能有人管。话还没说完，我媳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说：“王建国，你儿子中午12点不睡觉，你妈那边中午1点雷打不动要躺下，你想清楚，到底谁照顾谁。”
我在电话这头笑了笑，笑完觉得嘴里发苦。
第12天的下午，太原分公司的活儿终于干完了。合作方的总监姓刘，五十多岁，山西本地人。他跟我在楼下握手，说王总，辛苦了，改天请你吃个饭。
我说好。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问了一句：“王总，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儿挺懒的？”
我说没有，就是节奏不太一样。
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后来老周告诉我，刘总那天晚上回了家，跟他们一家人晚上8点半就关了电视。老周说，他就是这样，一辈子没加过几次班，但也没有哪次活儿真给耽误了。
我本来想反驳，但想想我在太原这12天，确实没有一天是按时下班的。他们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是下午6点陆陆续续走，我通常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总觉得手里还有事没忙完。
回北京的高铁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山西口音的大姐，40多岁，穿着起球的羊毛衫。她手机响了，她接起来，语气温柔，说：妈，我下午3点才起的，吃了碗面，正回太原呢。
我靠着车窗，看窗外的山梁一片一片往后退。我想起我爸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年轻时在山西出差，中午1点半去银行办对公业务，柜台里面没人，他等了四十分钟，里面的人揉着眼睛出来，问他要办什么业务。
我爸说，他当时想发火，可看着那个柜员稀松的头发和肿着的眼皮，火怎么也发不出来。
后来我妈进了单位，中午不睡觉就浑身难受。我也是。但我儿子在太原上了半年学，已经学会了中午趴桌子睡午觉。
我媳妇跟我说，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没有反驳她。但我坐在高铁上打开手机，看到太原分公司的群里，老周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站在办公室的窗边，外面是灰蒙蒙的天，他说：王总，下次来提前说，我中午不睡了，陪你吃面。
我看着那句“陪你吃面”，把手机搁了一会儿，又拿起来，回了一个字：行。
晚上8点40分，我到北京南站。站台上人来人往，所有人都走得很快。我扛着包挤进地铁，手机亮了一下，是老周发来的，一张图。
他家的饭桌上摆着四个碟子，两荤两素，配着一碗刀削面，他说：这顿我赢你。
我看了那张照片很久。北京地铁报站的声音响起来，我才把手机揣回兜里，有点饿，但没想到该吃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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