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杭州西湖边，92岁的王映霞坐在轮椅上，由女儿缓缓推过苏堤。白发覆肩，身形已不再年轻，可她的目光依旧清醒，眉眼间仍留着当年“杭州第一美人”的风采。
游人并不知道，这位老人曾与郁达夫共度婚姻，也曾因这段婚姻承受名誉受损、家庭破裂，甚至在多年以后，仍被前夫的身世牵连。她的一生，像是被两个男人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段。
王映霞自幼由外祖父王二楠抚养，并改随“王”姓。王二楠喜爱诗文，在杭州颇有名望。1928年，20岁的王映霞结识了32岁的郁达夫。那时的郁达夫已有妻子孙荃，也有子女，婚姻关系并未解除。
按常理说，这样的身份足以让一个年轻女子止步。然而郁达夫擅长写信，也懂得怎样击中一个姑娘对人生的想象。他反复谈论婚姻、自由与女性命运，试图让王映霞相信，跟随自己并不是走进家庭，而是成为“自由的女王”。
这番话对王映霞产生了影响。她原本只想找一个家境殷实的丈夫，安安稳稳过日子。郁达夫的出现，却把她带入了诗文、名声和情感纠葛交织的世界。外祖父欣赏郁达夫的才华，也默许了这门婚事。
婚后，王映霞先后为郁达夫生下三个儿子。1933年，郁达夫在杭州营造“风雨茅庐”，一家人的生活似乎有了固定的落脚处。王映霞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缝补洗涤样样亲力亲为。她曾说，家中每月有两百块大洋，日子过得并不差。
可物质上的安稳，无法填补名分上的缺憾。郁达夫始终没有与孙荃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王映霞虽然生育三个孩子，在名义上却仍被视作妾室。她曾催促郁达夫解决此事，遗憾的是，承诺迟迟没有兑现。
两人的裂痕，还来自郁达夫对私人生活的书写。订婚期间，他把两人相处的细节写进日记，并发表出去。王映霞受到传统家庭观念影响，无法接受夫妻间的私事被公开。她一度想退婚，郁达夫写信解释，才暂时平息了风波。
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分居之后。郁达夫到福州任职，王映霞留在后方照料孩子。距离拉开后，猜疑开始滋长。1938年，郁达夫回到家中，没有立即见到王映霞，又看到与许绍棣有关的信件，便认定妻子另有感情。
他没有等事实澄清，就在汉口《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言辞中暗示王映霞与他人离去，还提及衣物、现款和契据。这则启事传开后，王映霞受到极大打击。她没有私奔，许绍棣也并非与她同处一地，但当时通讯不便，误会一旦公开，便很难收回。
更让她难堪的是，郁达夫在她留下的衣物上写下“下堂妾室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等字样。王映霞认为，夫妻之间再有争执，也不该把私事变成公开羞辱。郁达夫后来刊发《毁家诗纪》，又登报道歉，承认此前的指责出于误会，但裂缝已经扩大。
1940年，两人正式离婚。郁达夫后来写诗挽回，王映霞却没有回头。她远赴印度尼西亚任教，试图换一个环境重新生活。回国后，她先后做过保育员、秘书和文书工作，从长期操持家庭的女子，逐渐变成能够独立谋生的职业女性。
1942年，王映霞与钟贤道结婚。钟贤道当时在重庆华中航运局任职，婚礼规模很大，但真正改变她生活的，并不是婚礼的排场，而是婚后的日常。
钟贤道给她正式的夫妻名分，也给她充分信任。他给妻子买衣服，总挑最好的，自己却常用廉价旧物。王映霞后来明白，真正的关怀并不在几句动听的话里，而在生病时的照料、困顿时的守候，以及从不轻易猜疑的分寸感。
1952年，王映霞因早年在重庆外交部门工作、曾加入国民党而被拘留。钟贤道多次设法送去物品，打听消息。她获释回家后，他又陪她外出散心。那段经历让王映霞更清楚地感到，婚姻不是才情展示，而是两个人共同承担生活。
她与钟贤道相伴38年，育有一子一女。1980年，钟贤道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2岁。此后，王映霞独居上海，仍保持规律作息，自己整理房屋，甚至买回旧橱柜重新喷漆。
然而，前一段婚姻并未真正离她远去。特殊历史时期，郁达夫被批判为“黄色作家”，作为他的前妻，王映霞也受到牵连。她被批斗、游街，被安排从事清扫、油漆等粗重劳动。面对询问，她只说：“我和他当年是夫妻关系。”
子女担心她承受不住，她却回答：“放心，我会活到老不死。”这句话并非轻松玩笑，而是一个受尽羞辱后仍不肯放弃生活的人，对命运作出的硬朗回应。
晚年，王映霞很少再指责郁达夫。她认为，郁达夫让世人认识了自己，钟贤道则让她真正拥有了安稳的后半生。2000年，她在西湖边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临终前，她嘱咐女儿，将自己葬在钟贤道身旁，因为“他没有我陪着会寂寞”。于是，这对相伴38年的夫妻，最终长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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