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七月,公元961年的夏天,开封城里有一场酒。

喝酒的人是赵匡胤,刚当皇帝一年多。陪他喝的是当年一块打天下的几个老兄弟: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

喝到一半,赵匡胤把左右都支开,叹了口气。

他说了一句什么,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了下来。大意是:我要是没有你们,坐不到这个位子上。可做天子也太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活,我这一年多,晚上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他们问:为什么?

赵匡胤说:这个位子,谁不想要呢。

几个人吓坏了,磕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你们当然没有异心,可你们手下那些人呢?哪天他们也想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推得掉吗?

这句话一出,事情就明白了。

第二天,几个人一起上表,说自己有病,请求解除兵权。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这个故事流传了一千年,几乎成了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段美谈:一场酒,几句话,兵权就收回来了,没有流血,没有杀功臣。

可这个故事,经不起细看。

那顿酒到底怎么喝的,史料里其实只有一句话

先说一个事实:"杯酒释兵权"这五个字,北宋的史料里没有。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了这件事,用的说法是"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说的是晚上一起喝了酒。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了,细节更全,写的是"太祖与守信等饮,酒酣"。

可"杯酒释兵权"这个连用的说法,是后来人总结出来的。宋代人自己,多数只叫"释兵权"或者"罢宿将"。

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这场酒到底谈了什么条件。

《涑水记闻》记得比《长编》细。它说,石守信等人第二天请辞之后,赵匡胤一一答应了,然后:

> "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散官,是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就第,是回家。赏赉甚厚,这四个字是关键。

厚到什么程度?

《长编》记了赵匡胤在酒桌上说的一段话,这段才是真话:

> "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人生短得像从门缝里看马跑过去,不如多攒点钱,多置点田宅留给子孙,养些歌儿舞女过完后半辈子。咱们君臣之间不互相猜疑,不也挺好?

这段话,是这场交易的全部内容。

赵匡胤用钱、用田、用女人,把兵权买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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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杯酒,前后收了三次

很多人以为收了这一次就完事了。

没有。

赵匡胤收兵权,前后干了三回,跨度十七年。

第一次,建隆二年(961年),收的是禁军宿将的兵权。

石守信本来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自己当年就是从这个位子上起兵的。这一回收完之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干脆撤了,不再设。

第二次,开宝二年(969年),收的是藩镇的兵权。

这一回用的招更绝。赵匡胤把各地的节度使召到京城,在御花园里招待他们射箭,然后故技重施:你们都是老臣了,守着那么远的地方,太辛苦,不如来京城住着,我给你们修宅子。

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当场就明白了,说臣本来没什么功劳,愿意交出兵权。另几个没听懂的,赵匡胤也没跟他们纠缠,直接说了句"卿等固欲如是",你们既然如此坚持(要留),那就别怪我。第二天,全罢。

第三次,不是一次性的,是贯穿整个在位期间的制度安排。

这一层比前两次重要得多。

收回来的兵权,变成了三套锁

赵匡胤真正的本事,不在于收,而在于他设计了一套让兵权再也聚不起来的结构。

这套结构有三层。

第一层,把调兵权和带兵权分开。

宋代的中央军事机构是枢密院,掌调兵,但手里没有兵。禁军的管理归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兵,但没有调兵的权力。

要出兵,得枢密院下令,三衙派兵。两边谁也单独干不了事。

第二层,把兵和将分开。

这就是"更戍法"。禁军定期换防,三年一轮,从京城调到边关,从边关调到内地。换防时兵走将不走,将留在原地,兵到新地方。

这样一来,将领永远带不出一支"自己的兵"。

这套换防怎么排的?宋代把禁军分成两拨,一半驻京城,一半驻外地,叫做"内外相制"。

京城的兵常年维持在一半左右,为的是压住外地;外地的兵加起来也不少于京城,为的是让京城不敢乱来。两边数量差不多,谁也吃不下谁。

换防的周期是三年。三年一到,这支兵从河北调到河南,从河南调到陕西,将领留在原地不动,新来的将领带着另一批兵。

《宋史·兵志》里有一句评价,说得相当刻薄又准确:"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没有固定的兵。

这套办法确实防住了兵变。可它也造成了一个后果:一支军队的协同能力,需要长时间磨。三年一换,磨不起来。

宋夏战争里,宋军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将领不认识手下的都头,都头不认识手下的兵,打起来各打各的。

第三层,把武人的地位压下去。

这一层不是制度,是风气。

赵匡胤立了一块碑,后人叫"誓碑",藏在太庙。碑上有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块碑的真伪学界有争议,但宋代三百年确实没杀过言事官,这一点是真的。

与此同时,他大量用文人。枢密院长官,从五代时的武将,变成了一大批进士出身的文臣。地方的知州,也换成了文官。

这三层加起来,效果是空前的:宋朝三百年,没有出过一次武将拥兵自重的事。

这在五代十国之后,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要知道,五代五十三年,换了八个姓,十四个皇帝,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兵变。赵匡胤自己就是兵变上台的。

有多频繁?数一数就够了。后唐庄宗李存勖被兵变杀死,明宗李嗣源是兵变上台的;后唐末帝李从珂是被兵变推上去的;后晋出帝被契丹掳走;后汉隐帝被郭威的兵变推翻;后周太祖郭威本人就是被士兵把黄旗披在身上拥立的。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用的就是郭威那一套:军队走到半路,将士哗变,把黄袍披在领兵的大将身上,然后回师京城。

同一个剧本,五十三年里演了至少五次。到他自己这里,是第六次。

这就是为什么他睡不着。不是多疑,是那个年代真的这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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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这套锁也锁住了宋朝自己

可任何设计都有代价。

第一笔代价,是军队的战斗力。

更戍法让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打仗的时候,将领认不全自己的兵,兵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个问题在宋夏战争里暴露得最彻底。

好水川一战,宋军一万多人全军覆没。战后有人分析,说宋军的问题不在兵不勇,在"兵将不相习"。

第二笔代价,是钱。

兵权收回来,兵还得养。而且因为不信任武将,宋朝的办法是多养兵。

从宋初的二十万,到仁宗庆历年间的一百二十五万,兵额翻了六倍。军费占了财政的六分之五。

第三笔代价,也是最深的一笔,是国策。

"守内虚外"这四个字,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对内防得死,对外就硬不起来。

燕云十六州收不回来,西夏打不下来,最后连汴京都丢了。

赵匡胤当年防的是"黄袍加身"那件事重演,他防成了。可他也把宋朝的骨头一起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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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顿酒到底算不算"和平解决"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算,但要加一个前提:它是用钱买的,不是用道理说服的。

石守信他们交出兵权,换来了什么?

赵匡胤把妹妹嫁给了高怀德,把女儿嫁给了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吉,把另一个女儿嫁给了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美。

四桩婚事,把这几个老兄弟变成了皇亲。

此外还有田宅、金银、名誉职位。

具体给了多少?《宋史·石守信传》里有记载。石守信交出兵权后,先后做过天平军节度使、中书令,封卫国公。他信奉佛教,在洛阳、开封一带建了不少寺院,花钱如流水。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积财巨万"。这个"巨万"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知州的月俸大约三十贯,一万贯就是一个知州二十多年的工资。

石守信活到五十七岁,善终,追封威武郡王。

高怀德做到武胜军节度使、冀国公,也是善终。王审琦做到忠武军节度使,病死任上,追封琅琊郡王。张令铎做到镇宁军节度使,也算善终。

四个人,一个没杀,全部封王封公。 这个价码,比刘邦和朱元璋开出的价码高得多,可信誉也好得多。

这个价码不低。

而且要注意一点:赵匡胤没有杀一个功臣。这一点在开国皇帝里是罕见的。刘邦杀了韩信、彭越、英布,朱元璋杀了几万人,赵匡胤一个没杀。

所以这件事,从功臣的角度看,是善终;从皇帝的角度看,是花钱买平安;从国家的角度看,是换了三百年的稳定,也换了三百年的积弱。

三个人看三样,都对。

参考资料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卷十,中华书局2004年版

2.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宋史·石守信传》《宋史·高怀德传》,元脱脱等撰

4. 《宋史·兵志》,元脱脱等撰

5. 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