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一场极不寻常的报告。报告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指标上，而是集中批评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大规模镇压。这场讲话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气候。

赫鲁晓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家。他出身工人，长期在乌克兰任职，深知普通人住在拥挤合住房、地下室和简陋工棚里的滋味。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逐步掌握最高权力，推动大规模住宅建设。

那种五层高、结构简单的住宅，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隔音并不好，面积也不算宽敞，质量更谈不上精细，可它让大量苏联家庭第一次拥有了独立住房。对经历过战乱和贫困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十分实际。赫鲁晓夫在住房问题上的成绩，连后来俄罗斯的政治人物也多有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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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扩大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1956年，苏联开始建立覆盖更广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义务教育也得到进一步推广。普通劳动者能够领取养老金，孩子能够较稳定地接受学校教育，这些政策未必轰轰烈烈，却直接影响着千万人的生活。

真正引发震动的，还是那场“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揭露了大清洗、个人崇拜和政治迫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大量案件得到重新审查，一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平反。苏联社会由此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气氛，文学、艺术和学术讨论也比过去活跃。

但问题也由此而来。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往往从纠正错误滑向全面否定。他没有充分区分斯大林时期的不同阶段，也没有把工业化、卫国战争胜利与政治镇压放在同一套历史尺度中分析。这样的处理，使许多苏联人产生了困惑：既然过去的领袖几乎一无是处，那么国家此前建立的制度和功业又该怎样解释？

农业改革更能体现赫鲁晓夫的性格。他调整农产品收购政策，提高部分收购价格，降低集体农庄的交售压力，还允许农民把多余产品拿到集市出售。这些措施一度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大规模垦荒也曾取得成效，苏联粮食产量在1950年代中期明显增长。

可惜，赫鲁晓夫容易把阶段性成果当成普遍规律。玉米运动就是典型例子。苏联许多地区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并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玉米，但行政命令却把玉米推广到相当范围。土地条件、气候差异和管理水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到了执政后期，农业问题逐渐暴露，粮食供应压力重新上升。

经济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他提出赶超美国、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目标本身并非没有道理，问题在于不少指标过高，执行过程又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1957年，苏联撤销部分部委，设立地区经济委员会，试图削弱中央部门的官僚作风。改革打破了旧格局，却没有建立成熟的新机制，地方与中央之间反而出现新的摩擦。

赫鲁晓夫的政治宽松同样有限。斯大林时代那种高度恐惧的政治环境有所缓解，但权力仍然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赫鲁晓夫批评个人崇拜，却没有完全摆脱个人决断的习惯。农业、军队、工业和外交等重要问题，常常带有“拍板式”决策的痕迹。

对外政策的矛盾更加突出。他提出“和平共处”，希望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战争，却在东欧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坚持苏联的主导地位。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苏联最终出兵镇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一度把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随后又在压力下撤走导弹，国内威望受到损害。

中苏关系的恶化，则成为他政治遗产中最受争议的一部分。两国在国家安全、发展道路、国际战略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分歧，到了1950年代后期不断扩大。1959年，苏联方面中止了部分涉及国防科技的合作；1960年夏，苏联撤回在华专家，许多合作项目被迫调整。

专家撤离并不是矛盾的唯一原因，却成为关系破裂的标志性事件。对于刚刚建立工业基础的新中国而言，苏联援助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突然中断带来的压力十分明显。赫鲁晓夫后来仍曾向中国提供过粮食方面的帮助，但这并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社会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始终不是单一的。一方面，他改善住房，扩大教育和养老，纠正部分冤案，也让苏联从极端紧张的政治状态中松动下来；另一方面，他在否定斯大林、农业改革、经济决策和外交处理上都留下明显失误。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休假期间被召回莫斯科，随后被解除党和国家最高职务。推动他下台的，正是党内长期积累的不满：改革缺乏稳定设计，政策反复变化，对外关系屡遭挫折，而与中国关系的破裂，又使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处境更加复杂。

赫鲁晓夫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型，却在苏联历史上撬开了一道缝隙。他的功绩与过错，往往同时存在；而中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对立，正是这位领导人最难回避、也最需要放回时代背景中审视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