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乌蒙山区，面对国民党军约20万兵力的重重围困，实施了一场以运动战为核心的战略性机动突围作战。通过石阡运筹、野马川决策、三进奎香、哲庄坝伏击与静默穿插等一系列战略性机动，以最小代价实现战略意图，创造了长征史上绝境突围、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被军史学家誉为“运动战巅峰”“长征中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
毕节撤退，危机四伏
乌蒙山横亘黔滇川交界，千峰壁立，山路险绝，民间素有“上了乌蒙山，如进鬼门关”的说法。
1936年初，寒冬尚未褪去，黔西北的毕节城已被沉重的战争阴霾笼罩。红二、红六军团挺进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扩充力量，一旦站稳脚跟，势必与陕北红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导致国民党“剿共”布局陷入两线难顾之境。蒋介石把剿灭红二、红六军团列为战略重中之重，亲临贵阳，纠集国民党中央军6个纵队及滇军、川军、黔军等共计120多个团、约20万兵力，重兵围堵，分进合击，图谋将红军扼杀在乌蒙山地区。
敌军来势汹汹，步步紧逼。顾祝同按照蒋介石意图确定了三步阴险战略：第一步压缩包围圈，将红军逼入乌蒙山腹地，使其失去机动空间与群众依托；第二步实施消耗作战，不与红军主力决战，而以连续追击、袭扰堵截拖垮红军；第三步择机聚而歼之，待红军饥寒交迫、疲惫动摇时，再发起总攻清剿。
顾祝同亲自指挥，令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等纵队全速推进，孙渡率领滇军扼守滇黔要道，封堵红军西进之路。各路敌军呈合围之势不断收紧，毕节外围防线接连被突破，形势急转直下。
2月27日，面对敌军重兵压境、四面合围的险峻态势，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果断决策，放弃毕节，向乌蒙山区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原计划向安顺方向转移，开辟新根据地，可敌军依据情报提前抢占毕威大道等关键节点，截断红军南下之路。此时若强行南下，红军将陷入重兵伏击，面临灭顶之灾。关键时刻，贺龙决意向险而生，掉头向西，进入乌蒙山区。
蒋介石闻知红军进入乌蒙山后欣喜若狂，亲自督战，调集中央军、湘军、滇军、黔军组成五路追剿纵队，实施“围、追、堵、截”一体部署，构筑多层封锁线，封死乌蒙山进出通道，企图将红军困死、饿死、冻死在乌蒙深山。
野马川定策，千里大回旋
1936年3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抵达赫章县野马川，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召开了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野马川会议。
赫章野马川会议会址
指挥部内气氛凝重。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摊开敌情简报介绍，目前敌集五个纵队、上百个团，四面锁困。东北两面重兵密集，硬冲即是死路。上策不拼硬仗，应以赫章、威宁、镇雄为轴心往复回旋，拖疲追兵，打乱其合围节奏。
贺龙分析敌我态势：敌军虽兵力雄厚、装备精良，但派系林立、各怀鬼胎，指挥不统一，且长途追击已疲惫不堪；红军虽人数少、装备差，但将士意志坚定、团结一心，精于山地作战，乌蒙山看似绝境，却也可成为周旋歼敌的天然战场。就此，果断提出：放弃原定的南下计划，不与敌硬拼，利用乌蒙山复杂地形，采取“盘旋打圈、机动歼敌”战术，与敌在乌蒙山千里回旋，牵着敌人鼻子走，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从敌军接合部跳出包围圈，向滇东方向转移。
任弼时在会上明确：此战核心不在决战，而在运动中求生，坚决贯彻贺龙决心、坚定突围的信心；关向应强调：不可拼消耗、打死仗，越是危急，越要强化政治工作，凝聚全军意志；萧克主张：牵着敌人转圈，待其混乱再寻机突围；王震提出，敌人合围越紧，我军机动越要灵活，从缝隙中破围而出。
经充分讨论，会议敲定核心战略：以赫章为中心，在赫章、威宁、镇雄、昭通、彝良一带的乌蒙山区展开千里回旋，不与敌主力正面决战，灵活机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迷惑疲惫敌军，打乱其部署，伺机集中兵力歼灭小股敌人，逐步摆脱被动。
野马川会议，确立了千里回旋破敌的总方略，改变被动突围方案，转向主动制敌，为陷入困境的红军指明方向。决策确定后，红军迅速调整部署，向乌蒙山纵深挺进。王震回忆：“在贺龙带领下，我军忽南忽北、飘忽不定、声东击西，使敌人完全穷于应付，根本摸不住红军动向。”（《王震传》，《王震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61页）萧克说，红军“常以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有时以急速猛烈行动震撼敌战略要害，使其仓促调整、部署失序，我则乘机抓其弱点，摆脱强敌”。（《萧克回忆录》，萧克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44页）
三进奎香，以走制敌
野马川定策后，红军开启千里回旋之路，三进奎香成为千里回旋战中极具指挥艺术的精妙之笔。
奎香位于滇黔交界威宁县境内，地处乌蒙山腹地，是连接黔西北与滇东北的咽喉要道，亦为敌军重兵防守区域。红军以“三进奎香”为枢纽，实施大范围机动，虚实结合，巧妙牵制敌军，将敌指挥体系拖入混乱，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国民党军各派系间的猜忌、自保与指挥失灵，在红军反复回旋的战术调动下暴露无遗，彻底陷入被动。红军战士风趣地说：“什么叫乌蒙山回旋战，就是连打带走地消灭敌人。不管他黔军川军中央军，统统把它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一进奎香：佯动入川，诱敌西向。3月4日，红军主力从野马川出发，向奎香快速挺进，刻意制造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假象，直击“云南王”龙云自保心理，迫其令孙渡滇军退守昭通，导致合围西线出现巨大缺口。为阻止红军北渡，无力约束滇军的顾祝同急令樊崧甫、万耀煌、郝梦龄3个纵队放弃原合围方案，全速向西北追击，同时命川军南下封堵金沙江沿岸、孙渡部向奎香靠拢，企图在滇黔川交界围歼红军。红军主力入奎香后并未久留，短暂休整即悄然转进镇雄，而追击敌军仍向奎香、昭通直进，完全扑空，陷入被动，为红军后续伏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进奎香：造势用计，调敌回防。3月7日，红军主力向镇雄行进途中，为进一步迷惑敌军，以红17师侦察连伪装主力，在奎香一带活动，制造主力仍在奎香、准备入滇的假象。号称“密码脑袋”的红军破译专家王永浚连续36小时不眠，破译樊崧甫纵队核心密电，精准获取：“28师先头为1个侦察连+1个骑兵连，8日晨将经以则河北上；其后续主力距先头50多里，不能即时支援。”贺龙当机立断，杀回马枪，在以则河设伏，于8日激战12小时，全歼敌2个先头连，毙伤俘敌600余人，取得乌蒙山回旋战首胜，为红军赢得宝贵转移时间。战斗结束后，红军迅速撤离，二进奎香隐蔽待机，随即挥师东进，再次调动敌军主力向镇雄集结；待敌军赶到奎香，红军早已撤离，只留一座空镇。
三进奎香：佯攻镇雄，跳出夹缝。经前两次回旋，敌军已被拖至疲惫不堪，部署彻底混乱，严密合围圈出现巨大缝隙。红军调头东进，佯作反攻黔西之势。顾祝同误判突围方向，急调万耀煌、郝梦龄纵队东向堵截。两敌为争功争相突进，合围阵线彻底撕裂，各部间距拉大、侧翼暴露，围剿体系名存实亡。红军抓住敌兵力分散、防守空虚之机，趁夜色三进奎香。此次进奎香，不再是佯动诱敌，而是真实的战略转移，全军轻装简行、隐蔽行军，穿过奎香直插滇黔交界，从孙渡滇军与中央军接合部悄然突围，使蒋介石、顾祝同的“聚歼计划”彻底破产。
三进三出奎香，红二、红六军团将虚实相生的战术发挥到极致：以小部队为诱饵，造势惑敌；以主力在群山间灵活穿插，以“走”制敌，以“打”弱敌，以“变”惑敌。敌军企图拖垮红军，反被红军利用，看似围剿红军，实则被红军牵着鼻子在乌蒙山疲于奔命，围剿部署全盘打乱。
哲庄坝伏击，重拳挫敌军
乌蒙山千里大回旋，既要以走制敌，更要以打歼敌。唯有予敌沉重打击，方能彻底摆脱被动，夺取战略主动。
1936年3月11日，红军在镇雄西南隐蔽行军时，红4师侦察参谋唐健伯化装盐商，潜入哲庄坝，摸清国民党军万耀煌司令部位置，查明其行军序列，并抓获两名俘虏，获悉万耀煌纵队12日中午通过哲庄坝向镇雄开进。顾祝同明知其态势突出、风险极高，却有意放缓后续增援，暗藏“借红军削弱非核心嫡系”的算计，企图待双方消耗后再“收拾残局”。战机稍纵即逝。贺龙当机立断，决定在哲庄坝布设伏击圈，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红军连夜轻装疾进哲庄坝一线，利用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阵”，静待敌军入套。
哲庄坝战斗纪念碑（李世宁 摄）
3月12日清晨，万耀煌率第13师大摇大摆进入哲庄坝，毫无戒备，队伍拉成长线，首尾不能相顾。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轻重火力一齐开火，敌军顿时大乱、惊慌失措。红军趁势冲锋，将敌分割包围于哲庄坝、桃园两地，敌军四散溃逃。
战斗中，因伤在转移途中以木锯无麻醉截去残臂的贺炳炎，亲率红二军团六师俯冲而下，左手挥刀指挥，连续肉搏十余次，将敌压制在狭窄沟底。他怒吼：“我贺炳炎只剩一只胳膊，也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主力不走完，一步不退！”万耀煌见大势已去，化装成马夫混在溃兵中狼狈逃窜，侥幸脱身。
战斗中，红军将士奋勇杀敌。红5师18团政委余秋里为掩护团长成本新（后改名成钧），左臂被敌机枪击中，肱骨粉碎，仅以简陋布条包扎，仍强忍剧痛坚守指挥，完成阻击任务。此后，他带伤转战云南、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草地，198天后在甘孜会师后才截肢，与贺炳炎一同成为长征中赫赫有名的独臂战将。
哲庄坝伏击战，红军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500余支及大批弹药物资，取得乌蒙回旋以来最大胜利。此战之后，红军彻底摆脱战略被动，转入主动，敌军包围圈压力大为减轻，为最终跳出合围奠定了坚实基础。
寻隙穿插，乌蒙破围
哲庄坝一战，红军虽重创敌军，但尚未完全跳出包围圈。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顾祝同判断红军将从薄弱处突围，定下极为阴毒的“诱敌入网”战术：明在郭汝栋、樊崧甫部结合部留出“缺口”，暗于两翼设伏，企图诱红军进入后前后夹击、聚而歼之。同时敌军严密封锁路径、大肆搜山，营造“处处无路、唯此一途”的假象，将心理诱骗与军事伏击结合，堪称乌蒙山合围中最凶险一计。随后，顾祝同重新调整部署，令郝梦龄、樊崧甫等纵队火速向镇雄、赫章集结，再次收紧包围圈，妄图将红军围困于纵横仅30里的狭小区域内一举歼灭。
面对生死关头和迷阵陷阱，是东进镇雄，还是西出“十里盲区”？侦察情报是决策关键因素。贺龙派出红二军团侦察科长何以祥率领3支便衣侦察队，雨夜徒手攀崖，抵近郭汝栋与樊崧甫结合部潜伏观察，精准判断：郭汝栋（中央军）与樊崧甫（湘军）结合部存在约10里防守间隙，且两部矛盾深重、协同极差。何以祥亲自手绘1∶5000通道图，精准标注每处悬崖、溪涧，为静默突围提供情报依据。
同时，派出红5师15团参谋长王尚荣率便衣队潜入镇雄，昼伏夜出，查明：“城内驻万耀煌2个师，城防严密，工事坚固；敌军补给充足，粮弹囤积，不可强攻；东进道路已被李觉、郭汝栋封锁。”王尚荣在镇雄城外彝族地下联络员处，获取镇雄至彝良之间小路示意图，为突围备选路线提供依据。王尚荣的情报结论是：不可东进，应从西北盲区突围。
两份情报对比印证，坚定了贺龙突围决心。贺龙决定将计就计、隐真示假，以静默穿插实现战略突围。亲自下达铁令：全军轻装简行，严管声光，静默快速跳出包围圈。
视觉欺骗，巧布疑兵。红军主力撤离后，于山岗林莽遍插红旗、布设草人，以小部间歇性移动，营造部队仍在固守调动的假象，误导敌军判断主力仍在圈内，不敢贸然进攻，为穿插赢得黄金时间。
严管声光，彻底消音。实施“三不”禁令：骡马蹄掌均以破布草絮包裹；金属武器均以布条捆扎；严禁灯火、吸烟、喧哗，传令均依靠手势、耳语、旗语，保持绝对静默。
静默机动，穿隙而过。全军弃置非必要辎重，只带武器弹药与应急干粮，并以山雾夜雨作掩护，专走敌军疏于警戒的山腰密林、沟壑小径，若遭遇小股之敌则一律隐蔽绕行，避免暴露全军意图。
1936年3月14日，贺龙派出多支侦察队，提前潜入盲区通道两侧制高点，以手电微光、口哨、白布条为暗号，分段引导主力行进。侦察员在悬崖处拉手、在泥泞处垫石、在岔路口留标记，接力前行，形成屏护通道。红军万余将士屏息前行，数次与敌近在咫尺，仍静伏待机潜行，敌军毫无察觉，最终未发一枪、未损一兵，于16日成功跳出30里重围，随即直插奎香，南下盘县。
敌发起总攻后，所见唯有草人红旗，以致误判红军“溃散入山”。此时，红军主力已远出百里之外。
静默穿插，是乌蒙山回旋战最惊险、最传奇的一笔，红军以极小代价突破铁壁合围，彻底摆脱围追堵截，展现出超凡战术素养与钢铁纪律，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挺进滇东，铸就奇迹
跳出敌包围圈后，红军按照既定战略挥师南下，挺进滇东。在滇黔交界，红军连续击溃滇军、黔军多股阻击，转战威宁、水城、盘县等地，一路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扩充队伍。
3月28日，红军进占盘县，实现战略休整。红二、红六军团决策：西出云南、抢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4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盘县向云南挺进，结束在贵州81个日夜的艰苦征战。至此，乌蒙山千里回旋战圆满胜利结束。
历时月余的千里回旋，红二、红六军团以万余兵力在乌蒙山间辗转千余里，与20万强敌周旋鏖战，先后取得以则河、哲庄坝等战斗胜利，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物资，彻底打乱国民党“围剿”部署，完成战略性机动突围，将敌军拖至疲惫不堪、指挥失灵，创造了长征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不朽奇迹。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507～508页）
朱德盛赞：“二、六军团在这次行动中，是集游击战、运动战的大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530页）周恩来称赞贺龙指挥艺术：“你贺胡子真行，三次巧妙摆脱敌人，堪称神来之笔呀！”（《贺龙传》，《贺龙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39页）
90年后的今天，乌蒙山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其蕴含的智慧与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留下深刻启示。
沧海横流，乌蒙磅礴，道不尽长征艰辛。90年前，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大地千里回旋，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热血浇灌胜利，在绝境中撕开生路，在危局里扭转乾坤。这场大山之约，是生死之约，是胜利之约，更是信仰之约，镌刻在山河大地，永远熠熠生辉。
（本文作者戚建国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上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王卫星系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少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26年10月24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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